留学青年谈爱国主义(2): 夹缝中的陆生|纽约时报中文网

2

留学青年谈爱国主义(2)那些既不“粉红”又不“反华”的留学生到底怎么想?作为第一批赴台读书的大陆学生,网名“刀哥”的余泽霖谈到,在两岸他都常被逼表态,令他有时觉得生活在夹缝中。

AFRA WANG 2016年8月24日

2.jpg

 

台湾台北,一名抗议者脚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照片。Associated Press

余泽霖(Anderson Yu),江西九江人,是一位在国立台湾大学学习政治学的研究生。他毕业于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在网上他被人称作“刀哥”,在台湾的媒体上,时常以陆生身份发声。六年的经历模糊化了余泽霖的身份与认同感,在网络上,他说自己是一个“两岸认证边缘人”。

题图: 大学毕业谢师宴,余泽霖(右二)与大学同班同学在一起。Courtesy of Anderson Yu.

蔡英文在1月16日的大选中赢得了压倒性的胜利。Ulet Ifansasti/Getty Images

作为2010年“陆生三法”修法通过以后第一批赴台读书的大陆学生,赴台读书对他而言已经绝不仅仅是一个对教育的选择。他的学术研究可能也承载着对自己的经历与困惑的反省和审视。他曾经写过一些文章,呼吁人们关注陆生无法享有的台湾全民健康保险(在健保中,陆生是被排除在全民健康保险外的学生群体,而侨生与外籍生都可享有健保)。陆生的健康与安全问题往往成为他们忧虑的来源,同时,因健保开支巨大,陆生的健保也时常成为台湾两党争论的议题。面对台湾对陆生的种种误解、抗拒、不友好,余泽霖仍希望以陆生身份和台湾社会和解,他一直致力于陆生权利的维护与促进两岸的交流。

受访人在台湾通过电话接受了采访,内容经过了编辑和删节。

纽约时报中文网:你的Facebook主页的个人简介是“两岸认证边缘人”,你为什么这样评价自己?

余泽霖:其实我是随手打的。但是这个“边缘人”也的确折射出了我的身份危机,尤其是这几年来我越来越担心了。现在两岸关系问题很多,大不如以前那么友好。两边现在都在煽动民族主义。我们这些身在其中的学生就会有一些困惑:有人会因为我是大陆学生而条件反射认为我会选中国。但是,在台湾待久了,说对这片土地没有情感是假的。所以自己还是非常不希望看到两岸发生对抗。而且,在台六年,我觉得对台湾社会的观察还不够多,这也是为什么大学毕后我还选择留在台湾,也希望以后可以继续留在这里。

纽约时报中文网:先谈谈最近,民进党执政以后,你作为一个陆生感受到了怎样的政治氛围的变化?你有感到压力吗?

余泽霖:有,而且这个蛮明显。但也不敢说是民进党政府上台直接带来的。民进党的重新执政是几年来的社会演化的一个结果。整个社会的风气,从开始民众支持国民党到现在支持民进党,我是确实能感觉到的。这也是这个社会长期存在的问题。民进党上台后,对抗是变得激烈了一些。

举个例子,去年大选年的选战期间,我不知道是不是国民党想要转移选战焦点,那个时候突然把陆生的健保问题引出来去审。在台湾的政治中,关于陆生的议题可以被拿来导风向,两党都会把这个拿出来炒作。这也是为什么陆生是最容易受伤的一个群体的原因。陆生在这里相当于一个纸牌人,大家都来攻击。早期是民进党一直在攻击陆生,之后是国民党。你说国民党一直是在帮助陆生吗?其实也没有。两党为了争抢民意,都把陆生视为靶子。因为健保是台湾的一个非常敏感的议题,因为它关系到钱,关系到社会福利。现在欧美国家也普遍面临这个情况:那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国家要给外国人提供健康保险?陆生在台湾的身份很奇怪。因为台湾的学生分四种:侨生、陆生、外籍生以及台湾本土学生。你就会发现,陆生既不能被归类为侨生,也不能被归类为外籍生。陆生只能被领出来单独放在一个种类里面。而侨生是有健保的。

我想说一个关于去年十一月份,也就是选战时期的健保争议的例子。有一次,我认识的一个陆生学长更新了一条状态,他说,我不需要台湾人的健保,也不需要台湾人来可怜我。然后他的脸书账号竟然就被检举和封号了。因为很多台湾人不喜欢他的说话方式。这非常夸张,也是消灭异见言论的一种方式——你们自诩的言论自由也不过就是这样。但是我的确理解这种社会氛围。台湾对中国大陆有着越来越不信任,越来越恐惧的趋势。

也许一个陆生没有得罪任何台湾人,但是因为你带着这样一个标签进来,你就会变成那个“纸牌人”,被打、被攻击。他们打的并不是你,打得是你背后那个强权。于是有些台湾人会把这样的恐惧转移到你身上。

纽约时报中文网:当你回顾一下过去六年,在台湾做陆生对塑造你的政治观点与两岸的看法有多大的影响?

余泽霖:来了台湾之后,我发现台湾与我作为一个陆生的想像还是很不一样的。我举一个例子,这是我来台第二年发生的一个故事。当时有一个陆生,曾经在英国读过一个硕士,后来又来台湾师大准备再读一个硕士。但是他读了三个月之后就退学了。他在自己的博客上写了为什么要退学。他坦言自己受不了在台湾人人都是“政治控”:在搭计程车的时候,司机听出来他的口音是大陆人,就开始和他战(辩论)统独问题;他去市场买菜,老板娘听出来他的口音是大陆人,就开始和他战统独问题;然后他去上课,老师听出来他的口音是大陆人,就开始和他战统独问题。他忍受了三个月终于受不了了,于是就退学了。这个故事听起来很像一个笑话,但是事实上在台湾,这是会经常发生的一个情况:很多人会让你对一个政治议题表态,无论你是支持统一还是独立。而且你表态后,后果也是不明确的。虽然并没有上升到“如果你不支持什么什么,我就会把你怎样”的程度,但是在日常交往中,这些问题别人都会问。而也不知道你的答案会引发怎样的后果。

几年前有一个陆生,蔡博艺同学,去竞选台湾淡江大学学生会会长。当时她就被人逼着去表态。更有意思的是,我遇到的大陆网民也常常逼着我去表态,甚至有时更加极端,所以有时我觉得自己生活在夹缝中。国人长期接受“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教育,“台独”并不是一个必须要被理解的事物。他们不需要知道台独的成因,也不需要知道台独到底有没有市场,他们只需要知道台独是一个必须要消灭的东西。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

纽约时报中文网:你和台湾人有过一些正面冲突或者比较极端的对话吗?

余泽霖:其实有。像之前蔡博艺选举淡江大学学生会会长这件事的时候,我蛮支持她。我帮她说过很多话。我们在不同的大学,她在淡江大学,我当时在台湾文化大学。她的竞选对手甚至会到脸书主页上来攻击我,骂我是一个收了钱帮她说话的人。还有一个学长过来和我说,你现在终于知道台湾在国际上是怎样的地位了吧?我们说什么都被打压,所以你们陆生在台湾被打压也是活该。这位学长还是在台湾的一个研究大陆的研究所学习的学生,所以他相对了解大陆。在那个情境下看到这个学长说出这样的话,我觉得很震惊。后来我把这样的事情形容为“弱弱相残”,就好比今天狐狸被老虎抢了一只羊,但是狐狸又没有办法向老虎讨回这只羊,于是恼羞成怒又杀了一只羊。

这样的情况,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以台湾学者的一些观点来看,这种“反中”的意识,其实是奠定了台湾的国族认同和国族想像。蔡英文上台的时间太短了,才两个多月。她的上台并不是从零变为一的过程。而这个从零变为一的过程其实是延续了很长时间的。并不是因为蔡英文上台事情才变糟的,而是两岸关系已经变糟很久了,蔡英文上台只是多补了一刀而已。

纽约时报中文网:蔡英文声明不认同“九二共识”后,你的身边有什么声音?

余泽霖:我身边很多人说,蔡英文不认同“九二共识”会很麻烦。有个台湾朋友和我说了这样一番话,他说,你现在看看窗外,游客还不是照样来?该做的事情还不是照样要做?台湾不会因为这个发生巨大的变化。但我觉得这个变化可能一时半会是看不出来的,但是这在台湾并不是一个特别特别严重的事情,对一般的台湾人影响没有很大。台湾还有很多内部问题要处理。比如说最近在审核国民党的党产,刚刚通过“党产条例”。蔡英文刚刚上任,说不好听的,就是要去给很多事情擦屁股。而“九二共识”这样纠葛了多年都没有搞清楚的事情,她可能并没有放在首位。但是大陆又急着让她去表态。

我自己是积极的,我觉得两岸还是会找出一条路。民进党上台之前,有个朋友邀我写了一篇稿子,我当时就写了自己对民进党政府的期待。我说,我希望把陆生群体当做一个试验场,两岸是否能够继续去对话的一个重要的试验场。因为两岸都是大体量的社会,如果正面交锋,那你也看到了,两岸的网民都会剑拔弩张吵个不停。但是难道我们要因为他们这样吵,就完全不交往了吗?也不会。

我认为陆生会成为一个非常好的试验平台,我之前和很多人说,作为一个陆生,希望和台湾社会和解,哪怕我不知道自己得罪了谁。但是这个社会对你的看法还是很死板,两岸的问题解决起来还是很艰巨,比如说偶尔就会爆一下“D8网友来战,因为你的立场逼你道歉”这样的新闻。你生活在台湾这边,可能你做了很多事情,但是你就觉得你很力不从心,没办法改变一个群体。所以很多人很沮丧,读完书后会感觉很绝望。这种无力感和挫折感很明显,因为你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你既不想坐视这些事情继续变糟,也尝试过用一些方法去沟通改变,但是你做来做去还是这样没有任何变化。这是今天两岸对我来说最无解的情况,这个和是不是要坚持“九二共识”没有关系。

纽约时报中文网:既然这么看事情,你认为“九二共识”还有什么意义?

余泽霖:“九二共识”意味着“一中各表”。在很早之前,我们两岸的人都认为能够模糊掉两边的对抗,但是这个“九二共识”其实只是两边都看着爽而已。事实上“九二共识”在两岸最初的几年收获了巨大的效果,从前没有对话的两岸走到了一起,这是很了不起的历史成就。但是时过境迁,随着两岸之间的局势不断变化,“九二共识”原本让大家消磨对抗达成对话的目的遭到滥用。渐渐地大陆这边只看到“一个中国”, 台湾只看到“各自表述”。当我们以为能够通过“九二共识”模糊掉一些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变成了把头埋进沙子里的鸵鸟。这件事情从来没被解决过,只是通过“九二共识”变成了一个搁置的争议。搁置了这么多年,这个争议也不会消失。当问题越来越多的时候,两边又只会骂对方。作为一个游走在两岸的人,我没有看到两岸想要改变现状的决心,也看不到正确的努力方式。这也是我觉得最难过的一件事情。

纽约时报中文网:在2011年,没去台湾上学的你对台湾的理解是什么呢? 你后来发现大陆人对台湾有什么误解?

余泽霖:我当时是完全不了解台湾的,甚至都没去过。去台湾念书并不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选择。单纯就是因为高考成绩不理想,如果留在大陆的话可能只能去一个不三不四的学校。当时觉得去台湾是一个机会。

进入台湾的课堂以后,就会时常遭遇老师与学生的一些挑战。当时让我惊讶的是,台湾存在着几种截然不同的历史教育脉络。就学期间我听过很多针锋相对的观点,是源于两方服务的政治立场不一样。来了台湾以后我看过很多台湾本地学者写的书,去了解更多台湾的背景。因为在大陆,没有人卖这种书,也没什么人去关心这些问题。中国总是对台湾的历史不理会,也不愿意去了解。比如说有部台湾电影叫做《KANO》,是魏德胜的”台湾三部曲”的最后一部。这部电影讲日治时期的一个棒球队打入日本甲子园的故事。电影上映后在大陆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很多人就会问,为什么里面的台湾人要说日文?说日文我就看不起你!但是如果你了解当时的情况,1929年,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因为殖民教育的原因,当时的台湾人都用日文沟通。

往往很多时候,先天的一些偏见就会让你把真实的台湾拒于千里之外。台湾对于日本的情愫是很难用一句话来说明白。她对日本不是单纯的喜欢,也不是单纯的讨厌。这是一种很复杂的情感,纠缠着很多历史在里面。

很多人觉得台湾政治混乱的原因是两党内斗,老实说,我有个朋友曾经做过一个非常经典的论断:两岸之间的任何政治问题都是统独问题。你今天如果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那你还有什么可讨论的?无论是吵服贸,吵一些经济问题,还是吵对“九二共识”的态度,其实归根结底都在问:我到底是谁?

纽约时报中文网:你在台湾塑造起来的政治观点对你回大陆之后,与家人朋友相处造成过摩擦吗?

余泽霖:也还好,因为我不是一个政治观点很鲜明的人,所以我没有因为我的想法和家人朋友有过摩擦。我并不是一个支持独立的人,但我对现在大陆主导的统战方式也有很多怀疑。我大学是读历史的,了解过两德走向统一的过程,但今日的两岸情况却截然不同,如果大陆还是想要透过经济达成统战目的,让我有点怀疑这样的方式是否真的有效。

然而台湾支持独立的一些人,很多时候并不是在真的追求独立,只是想证明自己“不是中国人”或者“我没有中国也能活得很好”。比如说蔡英文的南进政策,起码是一个十年到二十年的规划,但很少看到台湾真的重视东南亚,从台湾社会对待外劳和外配的态度就可以看出,今天的台湾对东南亚还是有很重的歧视意味在里面。

纽约时报中文网:最后,请你谈谈最近的肯德基抗议事件。

余泽霖:我觉得肯德基这个事件很有趣,一开始我以为这是网上的一个笑话。后来没想到真的有很多人去抵制肯德基,还去游行。后来我甚至还听到一些阴谋论,说这其实是肯德基在背后主导的一场暗黑营销。这样的民族主义情绪虽然看似很普遍,但是我在怀疑这是不是这个社会的真实民意。很多人说这样的民族主义会影响到决策,但是我个人并不这么认为。

你看多了类似的事件,你就会找到很多相似点。这是一种全民的现象吗?我觉得也不是。可能只是网络上的一些辩论的热点被媒体捕捉到了,然后被放大。这并不是一个非常“中国”的事例。我觉得不能通过这件事去看中国。但是老实说,很多港台甚至国外的人,都会去通过这件事去定性中国。

我觉得这里有件事情需要探讨:网络民意是不是等同于真实的民意?网络民意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这个社会的声音?因为我们要知道,这个社会大多数人是不发声的。发声的总是少数人,而发声最激烈的,也会被更多的人看到。于是我还是宁愿相信这个是肯德基的一次暗黑营销,有点类似于“望梅止渴”的道理,让你看到肯德基的招牌,就想起来原味鸡的味道(笑)。

明天请继续关注纽约时报中文网系列报道《留学青年谈爱国主义》(三)。

纽约时报

Advertise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