綦彦臣: 华盛顿共识错了么?——网络时代的新民粹与新自由主义|民主中国

1.jpg

牺牲人权而为了「主义」才造成了拉美左翼政权下的严重官僚主义,才致使中共国家提出了不可能完成的「密切联系群众」任务。 然而,假的密切可以继续喊,但最小的福利均衡却不能做。这个最小均衡就是华盛顿共识里面的第五项「推动国企私有化」。拒绝国企私有化即量化给每个社会成员,未尝不是一项可选的新威权主义过渡策略,假定它有标准的民主意愿的话。然而,标准民主遭遇曲解,歧视性生存与愚蠢教育仍是传统民粹的看家本领。所以,在新民粹兴起的当今世界,「比起几个民粹主义政客的不诚实,更大的问题是数以百万计的追随者在相信他们那些诱人的谎言时表现出来的天真无知」。

2016-8-25

引言:技术进步与福利均衡

技术进步是人类文明史上经久不衰的话题,乃至于与人类的历史相始终。作为智能物种的人类从发明风筝到航天飞机技术成熟、从二进位的中国古典易原理到每秒二十几亿次的超级计算机运算,都证明了技术进步的重要性。技术进步在经济社会分析领域更多地为制度经济学家如我本人所关注,其纯粹的社会学要义还未完全确立。在另一端,它更被认为是全球危机(暗指导向新民粹)的诱因之一。如美国社会学家、非马克思主义冲突理论的重要代表柯林斯(Randall Collios)说:「我想强调的是,技术对工人的取代一旦到了某个极限,就很可能引发资本主义长期甚至无法消解的危机,这并不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其他作用原理来解释。」【注一】为了说明自己的判断「有史可依」,柯林斯引证了十九世纪的勒德主义运动【注二】,在那时,手工业者为了抵抗技术进步而对工厂机器进行破坏。可以说,勒德主义运动尽管终未成功,但不失为历史上十分经典的民粹运动。在全球政治学、社会学乃至历史学与经济学领域影响巨大的日裔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对新民粹十分警惕,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先后对美国与整个西方世界做出批判,指责后者应对新民粹无力。对于美国,他主张大政府功能,因为「让政府无所事事比利用政府促进公益更容易一些」【注三】;对于整个西方,他认为「虽然技术进步减轻了工作负担,但却没有改善工人处境」【注四】。后一项论断其实也是在暗示全球危机的诱因之一是技术进步。

无论柯林斯还是福山,均未能认识到技术进步与福利均衡的关系。这种均衡与经济平等背后的人道主义一样,它的应然是:于现时,每个生存在地球上的人(无论他是「黑非洲」还是「黄中华」或者「白英美」)均有权得到地球资源私有化的一份,其如前苏联改革尾期,国企资产量化给每个国民一样。这样的应然虽有诸多可驳辩之处,但其伦理基础是无法推翻的,否则,在勒德主义运动(并非唯一的)民粹之后两个世纪,出现福山严厉批判亦担心的新民粹。在新民粹较为分散化、抗议程度较低的中国,有一个最新案例:有人在网络上签名,要求废除一份一九五九年由内务部下达的福利政策文件,因为该文件明确「工龄归零」,「特别是对当今中国那些仅仅因行使表达思想、言论等合法权利而被单位除名或刑事处罚的,更构成终生侵害,导致其无法安度晚年」【注五】。这个案例说明:政治歧视会对小局域(相对于全球的一个国家、部落等)福利均衡造成极大的破坏。由于这个案例并不直接关涉技术进步问题,而且我个人拒绝非民主条件下的任何国家福利「赐予」【注六】,本文不再进一步讨论。技术进步让现时存在的人类社会成享受到应然等份的福利不是诉求绝对平等,甚至也不是机会平等,它的严格伦理指向是——政治垄断是否必然常态,或者说政治垄断究竟会对广义的福利均衡产生什么样的损害?依据已有的公共问题经济研究成果来推论,垄断不管是在技术方面还是在政治方面固态化,都是有害的。

一、垄断的困境:从「两步走」到「迪克森悖论」

诺思(Douglass C·North)等人关于市场结构的研究认为美国联邦政府(中央层级)之所以保护专利,是因为它想换取发明的公开披露【注七】。基于对等的中央政府与每位发明者个体市场交易关系(更多的政治作为商品的交易因素),专利在美国是垄断的合法来源。诺思等人的原话说是:「在美国垄断的一个合法来源就是专利。」【注八】在这一高度理论化的描述之内,或者以学术诠释方式来认同此理论,那么,学者不难导出如此两项:(一)垄断,必然是动态的,每个专利只能垄断一段时间——政治交易下的经济认可也只是共时性本性,而不能以历时性为本质;(二)政治,本质上也是广义市场规制下的交易,它的经济性一旦被忽视,就会导致历时性本质的疯狂,哪怕这是证实一个「正方形的圆」那样的康德反命题【注九】。

上面的解释不难被一些人(比如关注中国社会转型的研究者以及民间网络政治的推进者)所读懂,我则继续以「讲课」的方式提问,提问的要点有三:其一,既然政治垄断不能追求历时性或者它本质不应如此,那么,中共国家的现在一党政治本质是否应当在内部自生反省性变化?其二,美国的问题不是政府大小的问题,在这背后,是不是政府未能促进公益(包括将技术进步的国家收益很快转为福利均衡)才导致了新民粹?其三,如果上面两项虽不至立时成立,但也无法一下被否定,那么,是否可以说福山的所说「民众对制度无信心」以及特朗普在共和党内导致的失控,恰好说明了新民粹具有正面推动作用?

对于第一项,有人认为中共内部存在出现大陆版蒋经国的可能,在学术上,它表述为新威权主义的必要性即谓「两步走」战略,是为「在长期积累的腐败、特权问题已经很严重的情况下,如果通过和平的、代价最小的、最顺利的途径实现民主化,把权力关进民主法治的笼子里,那就必须首先把权力关进新威权主义的笼子里,然后再把权力关进民主法治的笼子里」【注十】。然而,这种比较古典的模式在中国环境中成功的概率非常之小,并且该模式之所以古典,是它有效的时代里没有网络信息条件,也使国家的压制偏好容易形成垄断性优势。因此,在网络条件下,「不改革」的成本不仅统治集团负担不起,而且所有新威权主义也惧怕玉石俱焚的社会后果。至少新威权主义的改革阶段结果之一(第二项)是「改革开放停滞、倒退、致使腐败蔓延、两极分化、社会不公、民不聊生、天怨人怒,最终激起革命式动乱」【注十一】。「两步走」模式的新威权主义政治的另两项(第一与第三)预测结果是:深化改革成功,导入渐进民主轨道;集权而无分权,变成集权主义【注十二】。「两步走」战略模式当然不可能指日而成,但是,在该模式在「反思西方民主」的政治正确前提下提出两年多后,结果是当下(二〇一六年下半年)中共国家的统治阶层更偏好压制的短期效果,传说中的「中国人民渴望改革,准备迎接民主」【注十三】成了假命题,即如美国的政治学教授鲁斯·迪克森(Ruth Dickenson)所指「实际并非如此」【注十四】。迪克森在他最新出版的著作《独裁者的困境:中国共产党的生存战略》中,赞赏了中共国家压制成功。他说「共产党的战略是压制、合法化与收买、拉拢相结合。」【注十五】

即便迪克森所论不存在逻辑错误,但它也存在致命的现实偏差。比如说,压制固然是新威权主义不可或缺的手段,但是,迪克森也看到大量的被访问者表达了对网络控制的不满。网控的政治反动性不仅相当于追求「正方形的圆」,而且,严重妨碍了技术进步向福利均衡转化的流程,以致对就业造成挫伤。再比如说,经济绩效合法性基本上让严重的经济下行给破局,尤其是由政治垄断派生的行业垄断更是破局了习近平集团的供给侧改革。微观实证则是从列车盒饭贵而不适到境外旅游购物,再到医疗旅游,因为那些人「厌恶服务较差的中国医院,愿意去日本等地,在观光之余接受诊断治疗」【注十六】。迪克森对中共国家治术的认可与现实偏离度,可以称为「迪克森悖论」。这个悖论的最错误之外是他对中国农村社会本应作为调查对象的忽略【注十七】。对此,我相信不是他的恶意,或许与重大利益也无关系(——我对这方面的现象有过严厉批判),而更认为它是学术能力不逮所致。

二、压制的形态:过渡检查是严重错误

政治垄断及压制偏好并不单独地存在于新威权主义政治当中,并且,在这一表述上,我完全认可王占阳意义上的「新威权主义」定义。在民主社会里面,检查过度至少是如同新威权主义之「软法西斯」【注十八】那样的「软压制」。福山最近关于民粹问题的论述中实质上涉及到了这点,尽管他并未发明与使用「软压制」这一概念,但他对民主制度过激反应的批评【注十九】确实可侧证「软压制」的存在。「软压制」有民主政治中的存在涉及到外交政策,也涉及到敏感内政乃至非常一般化的行政事务。简单地说,它是过度检查。

在外交政策关联了内政的情况下,较为可观的例子是德国总理默克尔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婉转批评。前者说:「我们希望各方都能为缓和局势作出贡献。同时我们也要说明,以色列当然有义务保护本国公民。但采取安全措施时始终应注意适度原则。」【注二十】到目前为止,没有相关资讯(文献)证明福山在今年八月关于民主过激反应的论断在多大程度上(或者根本是否)受到默克尔表态的影响,但至少可以说在民主政治理性上,政治家与学者往往十分一致。在民主政治当中,过度检查的一个公共经济学问题上的原因是「政策常常会有意想不到的后果,结果是其净收益几乎总是低于预期收益」【注二十一】。在另一端,基于开放社会原则而实施的过度检查促进了整体福利均衡,且这种福利均衡与技术进步紧密相关,如此,促进了过度检查成为一个公认的政策取向。比如说,美国内华达州有数个次级(郡)行政区域在立法上给予卖淫合法化地位,「政府卫生当局会为妓女们每周做一次性病检查,每月都要做一次艾滋病检查」【注二十二】,这样,内华达州「因合法妓女而传播的性病几乎没有」【注二十三】。然而,不管作为民主政治构成部分的过度检查在公共问题上有多大好处,但它本质上是违背自由主义政治的一项严重错误。在更宏观的国家管理上(稍微压低政治哲学讨论),过度检查是新自由主义政策所反对的政策主张。这种主张至少对默克尔产生了深刻影响,否则,她也不会对以色列内政问题发表如彼真挚且委婉的批评意见。在这个层面讨论问题,新自由主义也就可以简化为对华盛顿共识的讨论了。不过,首先申明的是:作为一个制度经济学家和实证政治学的开创者,我不认为以华盛顿共识为标志的新自由主义直接导致了新民粹,且不说新民粹并无实质贬义;而相反的,恰恰是华盛顿共识没有得更好的落实,才致许多新兴经济体出现巨大衰败。也正是因于这样的逻辑,原来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先锋国家委内瑞拉在遭遇经济绩效巨败后,不仅表明转向新自由主义政策,而且还主动与美国缓和关系【注二十四】。在此不到一个月前,委内瑞拉的统治者马杜罗不仅发动演习以备与美国进行军事对抗【注二十五】,而且还将自己政权的社会主义性质高度突出,谴责美国支持委国民粹行动目的是推翻他的社会主义政权【注二十六】。

在新民粹的压力之下,以反对新自由主义为政治伦理的拉美左翼政权遭遇了巨大政治危机。这场危机的人类文明史影响将远超过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苏联解体暨苏共崩亡。关于拉美左翼政治与华盛顿共识的实质关系,容本文下节再论。这里要极力精炼地指出:过度检查作为严重错误,它违背了哪些自由主义原则。首先是,对于传统自由主义而言,反对把人「磨成一律」【注二十七】而使他(她)自身价值与社会价值协调【注二十八】,是十分重要的。无论标准的西方民主政治还是半威权的拉美左翼,都借助过度检查或压制偏好来实现。简单地说,西方世界危机(波及了中共国家与拉美)本质上是对传统自由主义遵守的不够。新自由主义继承了传统自由主义关于人的价值论断,更将它引向经济领域,其如哈耶克所说「我们的社会建立的基础是:我们都在服务于我们不认识的人」【注二十九】——这个论点有些夸张以致小社会内部的互相服务被忽略,但它仍然具有原理性质。而新自由主义就其本质讲,与其说它产生了华盛顿共识那样的经济原则而是经济学皇冠,勿宁说它是根本性的意识形态。尽管哈耶克对密尔关于习俗与传统在社会道德塑造中的观点认为是强制的,更「言过其实」【注三十】,但是,两者均反对那种可称「社会暴政」的多数人暴政。而在本质上,不存在多数人暴政,它只是少数顶端权力分子恶意操控的结果。拉美左翼的半威权及中共国家的新威权,比传统的法西斯及纳粹更精于此道!

无论是何种政治制度,也无论它所反对或违背的是传统自由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所付出的经济代价是明显的,而经济绩效也必然导致社会问题。在西方社会是高涨的新民粹,在拉美则是整个社会激进化。中国虽无两种明显社会特征,但是:第一,技术进步应带来的福利均衡不仅无实现的可能,而且,「严厉打击」式的对网络控制【注三十一】实质损害了有近六百亿人民币之巨的市场,与此相对应,中共国家又认可「网红经济」增长潜力巨大【注三十二】;第二,与反腐政治几无关系的资金外流与前面已涉及到境外医疗旅游一样,富裕阶层正对中共国家的统治表示深切忧虑,与这种忧虑相关联,全球经济不景气前所未有地成为中国家庭的家计考虑因素【注三十三】。贫穷的底层在政治压制之下虽无没如西方与拉美社会那样选择新民粹暨激进,但是他们真实「担心生活成本、医疗和教育费用、工资停滞不涨和失业的可能性」【注三十四】。

三、哲学的可能:重回康德革命理想

拉美国家规模性失败,其如多数危机政权只能保持百分之三十的支持率,而在全球经济逻辑上是:美国次贷危机与欧洲衰退之两大因素对中国外需型经济造成了人类经济史上最大规模、意义也最深刻的影响,中国则由于全面衰退而大幅减少了对拉美的原材料(能源)的采购,致使高福利化(虽未致局部均衡)的拉美左翼政权突遇经济寒冬。然而,非均衡的高福利化之下的问题是拉美左翼政治敌视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其社会学意义上的经济结果是:令人绝望的官僚主义、保护主义、腐败和程度不同的征地活动,都不利于这些国家好好应对当前的经济「硬着陆」【注三十五】。在政治学一般上,「健康民主体制的几乎所有重要支柱都正在面对或即将面对严峻的考验」【注三十六】,尽管拉美危机政权远非曾拥用「健康民主」而是半威权主义。当然,半威权主义的反新自由主义之拉美政权剧败并非意味着新自由主义绝对胜利,后者的巨大问题仍然是未能将技术进步迅速转化为福利均衡。更简单地说,技术进步了,政府服务成本并未下降,也未能促进国内消费民主的质量提升。这个解说等于回答了我在本文第一节所自设三个提问的后两个,也关联了全球化与新民粹关系;全球化是新民粹的重大促动因素,但是,「即使没有全球化,减少劳动的技术进步也依然会发生」【注三十七】。

以华盛顿共识为标志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虽然未直接涉及技术进步,但它的政策清单【注三十八】第二项(贸易自由化)、第五项(国企私有化)、第六项(解除外企投资限制)——我在这里把它们凝炼为纯汉语式简化表达——称为「贸私投指向」,这些都是技术进步加速的极为重要条件。在拉美左翼危机政治的执政历史上,「贸私投指向」不明确(且不考虑其意识形态因素),但由贸易自由化一样带给的技术进步仍然十分重要。吊诡的是,尽管它们意识形态反对新自由主义,但是,与美国及广义西方一样,技术进步并未迅速转化为福利均衡,政府服务成本未降、国内消费民主的质量亦未提高。如果再于这一点上多说一点,全球做得比较好的国家有日本与韩国,以及台湾地区。而传统上的「亚洲四小龙」中新加坡与香港则出现了一些问题,尽管此两者还未经历当今的拉美化。不过,在新加坡积极改进的同时,香港却真地具有拉美化的倾向,这也是香港政治民粹化的基本原因。

「贸私投指向」是经济政策,作为华盛顿共识的构成部分它也是意识形态。这无须否认。而且,联系了「民主」概念(字眼)的「社会主义」也是意识形态,委内瑞拉的执政党名称、国家制度被称为「健康民主」,如此情形也是意识形态。在上个世纪末,社会主义(包含马杜罗的政治前辈的「社会主义」)曾被认为与民主存在天然的生态关系。比如,哈里·马格道夫所说:「我们说的这种民主,是以承认现实的和潜在的利益冲突为基础的,是以公开的辩论为基础的,是以群众积极参与辩论和重要的政策方面的决策提供实践机会为基础的。」【注三十九】对照这个原则,当今失败的拉美左翼政权,它们的官僚主义与腐败盛行之统治不可能允许公众辩论,所以,社会选择了自己的表达方式;所以,新民粹不但不是坏事情,而是提升半威权社会民主质量的有效途径。这一点,必然成为人类文明史的重要一章!新民粹的激进化特征已经让受压于传统民粹失败与国际冲突多向度的政治人物感到困惑,因为这种激进化很可能是旧世界全面崩解的预言。或者说,一当过渡性质的半威权主义、新威权主义等反新自由主义国际政治力量无法回应新民粹时,康德的革命思考会以哲学思想的方式悄然回到现实社会。在康德看来,民族国家面对必然的社会倒退,其社会成员可以选择革命。对于法国大革命,康德给予了进步性肯定。他说:「我敢说,这个革命还是在所有旁观者(没有涉入这场游戏的人)的心里激起身历其境的共鸣和震荡,甚至几近狂热,因而其表现在外的方式都有相当的危险性。这种感同身受,除了人类共同的道德原因以外,不会有其他原因。」【注四十】在全球化时代里,新民粹导致新革命已经越来越有可能,尽管新民粹往往被认为是反全球化的。然而,正是传统民粹并未实现全球化对社会成员的积极赋权,才导致了诸多冲突,其中新民粹只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比较引人注目(而不一定可以过度担心)的人类文明史新现象是恐怖主义的兴起。也正是因为后者,潘基文才建议「在打击恐怖主义的斗争中解决冲突、赋权青年、发展教育和尊重人权」【注四十一】。而即便不考虑恐怖主义现象,只看基于民族主义的传统民粹,它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只要「主义」而完全忽略了「民族」,本该将「主义」所产生的福利均分给民族的每一个成员,但它拒绝那样做,才导致了社会成员的多数不满。更简单地说,相当于网络时代的民族主义之政治逻辑,其必然依牺牲人权为代价。

牺牲人权而为了「主义」才造成了拉美左翼政权下的严重官僚主义,才致使中共国家提出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后者自称为「密切联系群众」。然而,假的密切可以继续喊,但最小的福利均衡却不能做。这个最小均衡就华盛顿共识里面的第五项「推动国企私有化」。拒绝国企私有化即量化给每个社会成员,未尝不是一项可选的新威权主义过渡策略,假定它有标准的民主意愿的话。然而,标准民主遭遇曲解,歧视性生存与愚蠢教育仍是传统民粹的看家本领。所以,在新民粹兴起的当今世界,「比起几个民粹主义政客的不诚实,更大的问题是数以百万计的追随者在相信他们那些诱人的谎言时表现出来的天真无知」【注四十二】。

结语:殴打先知的政治几何学

半威权主义、新威权主义在欺哄国内民众方面,固然有相当成效,但是,这一政治逻辑也带来了三大可怕后果。首先,自欺性质的官僚主义,它导致了官僚集团坚信自己对底层社会具有绝对优势,当然地不愿意了解真实社会,其如中共国家的官员惰于网络信息利用以致它的党魁十分着急【注四十三】。其次,底层社会在信息获取方面虽然仍存在质量与把握能力问题,但是,全球化带来的信息供给远未陷入停滞,官僚主义对面的网络民意总是呈现出不可控状态;因此,不仅新民粹出现之前的中国出现了晚期社会主义合法性危机【注四十四】,而且,以委内瑞拉「查氏社会主义」危机为最新特征,意味着「委内瑞拉到了社会主义的末期」【注四十五】。再次,在上文已经涉及到「贸私投指向」下,国内投资在政治学上是关联华盛顿共识的,也即说外国投资不仅不是国内投资的替代品,相反,还会带动国内投资的积极性;然而,在全球网络资讯以经济题材为主的情况下,国内投资信息极容易受国际资讯影响,如此,二〇一六年上半年中共国家民间固定资产增速惨淡(只有百分之二点八)【注四十六】,在政治本质上,它是官僚主义自欺的一个严重后果,并且,远不是就此而至。

中国的经济失败本质上是反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失败,尽管这不能说明华盛顿共识完全胜利。对于李克强内阁的经济政策剧败,有专业人士指出:「事实也是李克强政府的所有经济政策均不敢涉及政治改革因素,涉及到政治改革恐怕会引发共产党政权最担心的『参与爆炸』。比如哪些被非法罚款的人们会上街争公道、讨损失,围观百姓则一哄而起,短时间内占领与毁坏一家地方政府,更会波及全国。所以说,不但经济改革面临不成功便成仁,敏感的政治改革同样如此。」【注四十七】在绝对政治被动情况之下,为避免成为下一个委内瑞拉,中共国家对异议群体进行了规模政治镇压,因为那些民间政治领袖们想发动颜色革命【注四十八】,即以新民粹方式来结束中共国家的现行统治。这显然是一次殴打先知的政治几何学行为,这里的政治几何学就是在追求康德反命题里面的「正方形的圆」。诡辨夹杂着反智,在政治哲学上是追求普世所无的东西,以致反对普世价值的主张更像某类哲学;在人类文明史的逻辑上,它复了希伯来亚玛谢(Amaziah)王成功之后的堕落,他曾猖狂地威胁先知:不闭嘴,就找打【注四十九】。当今之世,殴打先知的政治几何学比亚玛谢王更凶恶,然而,即便不引入宗教的天罚观念,也不必自诩为先知,稍有政治哲学方面常识的人大体少有人反对这样一个判断:华盛顿共识并没有错,新自由主义又赢得了新世纪的声誉。

注释部分:

[一]参见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与柯林斯,以及迈克尔·曼(Mishael Man)、格奥吉·杰尔户吉扬(Georgi Derluguion)、克雷格·卡尔霍恩(Craig Callhoun)合著《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汉译本,徐曦白译),第三十六页(柯林斯全文〈中产阶级工种的终结:再也无处可逃〉,第三十六至第七十页);徐译版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〇一四。

[二]同[三],第三十七页。

[三]参见美国《外交》双月刊二〇一六年七至八月号文章《美国政治的衰败抑或重生?》(作者:美国著名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新华社《参考消息》报七月十七日译介,《「民粹主义」运动警示美政治精英》,第三版〈时事纵横〉。

[四]参见德国《世界报》网站二〇一六年八月一日报道《「在新来者方面是有限度的」——专访著名历史学家、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记者:安东内洛·圭雷拉);同[三]译介报八月三日,《民粹泛滥动摇西方民主支柱》,第十版〈参考论坛〉。

[五]参见《文立通讯》谷歌电邮群组二〇一六年八月三日所发《关于〈废除([59]内人事福第740号函)公民建议书〉开放征集签名说明》(作者:牟求和平,网名)。《文立通讯》编辑者徐文立回复称:「当然可以。我也签名了。现在转发,明天放到网络上。」

[六]参见我的短文《我不怎么「爱国」——当衣冠侮辱了禽兽的时候》,载于我的网易博客(http://sihoen.163.com)二〇一五年九月十六日。

[七]参见米勒(Roger Leroy Miller)、本杰明(Daniel K·Benjamin)、诺思合著《公共问题经济学(第十七版)》(汉译本,冯文成、李季、吉扬译),第九十九页;冯李吉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二〇一四。

[八]同[七],第九十八至第九十九页。

[九]康德旨在说明「我们不能从纯粹概念中推论实际存在」,而举例正方形与圆的关系,即如哲学史家所述:「如果『正方形的圆不存在』是分析性的,『有一个必然的存在』又为何不是呢?」可参见肯尼(Anthony Kenny)著《牛津西方哲学史(第三卷)》(汉译本,杨平译),第三百五十二页(各卷单另页码);杨译版本: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二〇一〇。

[十]、[十一]与[十二]同[三]译介报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日(非译介而原发)文章《新威权主义是必要的历史过渡》(作者:中央党校教授王占阳),第十版〈参考论坛〉。

[十三]、[十四]与[十五]参见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二〇一六年八月三日文章《人民共和国》(作者: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斯分校政治学副教授本杰明·里德);同[三]译介报八月五日,《中国政治体制获民众普遍支持——美学者新书纠正西方对华长期偏见》,第十四版〈海外视角〉。

[十六]参见《日本经济新闻》二〇一六年七月三十一日文章《从列车盒饭看中国的市场准入限制》(作者未详);同[三]译介报八月一日,《行业垄断阻挠中国供给侧改革》,第十五版〈海外视角〉。

[十七]同[十三],报道在结尾写道:「一个未加解释的局限是:虽然本书笼统地讲述了『中国人民』的信仰、『中国的公共舆论』等等,但是,调查仅涉及城市,忽略了广大农村人口。」

[十八]关于「软法西斯」概念,可参见我在比较政治学与地缘政治学视角下所做的阐释,具体在:《民主中国》网刊二〇一六年八月三日,题目《世上天国与文明的可通约性——二十一世纪上半叶的中美博弈与民主前景[八]》。

[十九]同[四],福山在回答记者第一个也是关于恐怖主义问题的提问时,说:「真正的威胁是我们的过激反应。这恰恰是恐怖主义希望达到的效果,特别是『伊斯兰国』组织。」

[二十]参见德国N-TV电视台网站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一日报道(记者未详);同[三]译介报(另含美国之音网站十二月二十二日、路透社华盛顿十月二十一日报道)十月二十三日,《内塔尼亚胡涉大屠杀言论惹众怒》,第三版〈时事纵横〉。

[二十一]同[七],第九页。

[二十二]与[二十三]同[七],第四十三页。

[二十四]参见埃菲社二〇一六年六月十四日加拉加斯电(记者未详);同[三]译介报六月十六日(另含路透社六月十四日圣多明各电以及埃菲社六月十四日圣多明各两电),《马杜罗准备与美「重建关系」》,第三版〈时事纵横〉。

[二十五]参见德新社二〇一六年五月十九加拉斯加两电(记者未详);同[三]译介报五月二十一日(另含埃菲社五月十九日加拉斯加两电、同日同地法新社电),《委内瑞拉要全民演习防美「入侵」》,第三版〈时纵〉。

[二十六]参见路透社二〇一六年六月四日哈瓦那电;同[三]译介报六月六日(另含美联社六月四日哈瓦纳电、英国广播公司网站六月五日报道、埃菲社六月四日加拉加斯电),《马杜罗呼吁拉美勿孤立委内瑞拉》,第三版〈时事纵横〉。

[二十七]密尔(John Stuart Mill)的经典分析告诉后世:「人类要成为思考中高贵而美丽的对象,不能靠着把自身中一切人性的东西都磨成一律,而要靠在他人权利和利益所许的限度内把它培养起来和发扬出来。」参可密尔《论自由》(汉译本,许宝騤译),第七十四页;许译版本:商务印书馆,二〇一四。

[二十八]同[二十七],同页。密尔又说:「相应于每人个性的发展,每人也变得对自己更有价值,因而对于他人也能够更有价值。」

[二十九]参见艾伯斯坦(Alan Ebenstein)著《哈耶克传》(汉译本,秋风译),第二百四十页;秋译版本: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四。

[三十]同[二十九],第二百四十一页。

[三十一]参见英国《泰晤士报》网站二〇一六年八月一日报道《北京严厉打击网上『污』主播》(记者:杰米·富勒顿);同[三]译介报八月三日,《中国严厉打击网上「污」主播》,第十五版〈观察中国〉。

[三十二]英国广播公司网站二〇一六年八月一日报道《嫌大钱的中国「网红」》(记者:格雷丝·蔡);同[三]译介报八月二日,《中国「网红经济」增长潜力大》,第十五版〈观察中国〉。

[三十三]与[三十四]参见英国《金融时报》网站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日报道《英国脱欧使中国家庭担忧全球经济》;同[三]译介报七月二十二日,《中国家庭愈发担心全球经济》,第四版〈经济广角〉。

[三十五]与[三十六]参见西班牙《国家报》网站二〇一六年五月十二日文章(题目与作者均未详);同[三]译介报五月十四日,《拉美左翼政权为何相继陨落》,第三版〈时事纵横〉。

[三十七]参见澳大利亚洛伊解读者网站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六日文章《全球化和收入分配》(作者:澳大利亚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金融学家斯蒂芬·格伦维尔);同[三]译介报八月一日,《收入差距拉大能怪全球化吗》,第十版〈参考论坛〉。

[三十八]依据美国霍普金斯大学两位学者(Riordan Roett,Fracisco E·Gonzalez)在「高风险政治对拉美发展进程的影响」方面的研究,他们对华盛顿共识的专门研究,共十项,序列是:(一)加强财经纪律;(二)实施贸易自由化;(三)开展税收改革;(四)采取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五)推动国有企业私有化;(六)放松对外国投资直接限制;(七)实施利率市场化;(八)缩小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范围;(九)保护私人财产权;(十)将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参见福山编著《落后之源——诠释拉美和美国的发展鸿沟》(汉译本,刘伟译),第四十六页;刘译版本:同[二十九]公司,二〇一五。

[三十九]参见前南斯拉夫学者尼科利奇编著《处于二十一世纪前夜的社会主义》(汉译本,赵培杰、冯瑞梅、孙春晨译),第一百七十三页(哈里·马格道夫全文〈有没有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第一百六十六至第一百七十三页);赵冯孙译版本:重庆出版社,一九八九。

[四十]参见曼弗雷德·库恩(Manfred Kuehn)著《康德传》(汉译本,黄添盛译),第四百五十五页;黄译版本: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一四。

[四十一]参见美联社二〇一六年七月一日联合国电《联合国秘书长说,利用教育和社交媒体打击恐怖主义》(记者未详);同[三]译介报七月三日,《潘基文呼吁预防年轻人激进化》,第六版〈社会扫描〉。

[四十二]同[三十五]网站,二〇一六年六月十二日文章《关于拉美局势的三个迷思》(作者:莫伊塞斯·奈姆);同[三]译介报六月二十九日,题目未变,第十版〈参考论坛〉。

[四十三]参见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日报道《习近平要求党政干部经常上网了解群众愿望》(记者未详);同[三]译介报四月二十一日(另含埃菲社、拉美社四月十九日各自北京电),《习近平要中国官员「常上网看看」》,第十六版〈中国大地〉。

[四十四]参见我的实证政治学论文《晚期社会主义合法化危机——质疑统治的正当性作为转型动》,载于[十八]网刊二〇一二年十月六日。

[四十五]参见《环球时报》网站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八日综合报道《西媒嘲讽「查氏社会主义」:委内瑞拉社会主义时代即将结束》(记者:吴志华、萧达、青木、白云怡、吴志伟)。

[四十六]参见香港《南华早报》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一日报道《中国总理告诉各省,打开大门迎接民间投资者》(记者未详);同[三]译介报七月二十日,《李克强敦促各地激活民间投资》,第五版〈财经透视〉。

[四十七]参见香港《动向》杂志二〇一六年七月号文章《李克强多目标经济政策无果》(作者:清渠)。

[四十八]参见凤凰资讯·大陆版块二〇一六年八月三日于转刊央视网报道《胡石根因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徒刑七年六个月》(记者未详)。

[四十九]出自《圣经·旧约》,原句:The king said to him,「Have we made you a royal counseller?Stop! Why should you be struck down?」[CHRONICLES,第二十五章第十六节之部分]。

民主中国

Advertisements
%d 博主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