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正明: 一首带刺的”斯大林颂”——译介曼塔尔斯塔姆的”遵命”之作《颂歌》|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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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曼竖立的诗的丰碑,属于“饥寒交迫的奴隶”,“全世界受苦的人”,不属于在革命的浑水中赢得“收获”的权势者。

2016年9月号第373期

苏俄诗人布罗茨基在一次访谈中幽默地说:“依照我的鉴赏,写斯大林的最佳作品是曼塔尔施塔姆一九三七年的《颂歌》。……假如我是斯大林,我会立即割了曼塔尔施塔姆的喉管。”

可惜的是,苏俄犹太裔大诗人奥斯普‧曼塔尔施塔姆(以下简称奥‧曼)这样一首长达八十四行并未完稿的残篇佳作,今天在中文领域还没有全文译介,仅仅有人引介过寥寥数行,且不明就里。反讽的是,这首诗可以说是一首“遵命”之作,但奥‧曼自言他一点也不为这首诗感到羞耻,多次当众高声朗诵。

这首诗的创作缘起是:一九三三年,奥‧曼见证了斯大林“消灭富农”的合作化政策的灾难性后果,目睹了成群结队骨瘦如柴的“饿死鬼”,在朋友小圈子里朗诵了他并未写成诗稿的短诗《斯大林的警句》,讽刺“克里姆林宫的山地人”,把这个“胖子”指为“未来的人民的犹大”。其中一位“朋友”告密后,奥‧曼于次年被捕,处以三年流放的惩罚,妻子娜杰日达伴随他苦度艰难岁月。据说有人建议诗人另写一首歌颂斯大林的诗,以求减轻处罚。诗人因此写了这首《颂歌》,后人题为《斯大林颂》。

我歌唱我自己也歌唱斯大林

在译介这首诗,广泛参阅诸家评论时,我觉得它的诗题,可以套用惠特曼《草叶集》的一个诗题,增添为“我歌唱我自己也歌唱斯大林”。先看看诗的开头:

假如我把木炭用作最高的赞美——/赞美一幅画不掺杂质的兴高采烈——/我将用最精致的光线切碎稀薄的空气,/体验焦虑和警报的混合。/由此造成的特征也许能反映“真实”,/浸泡于临近大智大勇的诗艺。/我将谈论转动世界车轮的他,/为了一百个人关注的海关。/我要赞美那眉宇一角,/再次赞美,继续一种尝试:/看普罗米修斯如何把木炭点燃——/埃斯库罗斯,看我如何描绘和哭泣!

当然,诗贵含蓄,没有必要真的添加诗题。奥‧曼的前一种歌唱,是从历史和诗学的高度高屋建瓴的自我的颂歌,后一种歌颂,是一幅名为歌颂实际上隐讽带刺的漫画。诗人借鉴绘画中的明暗对照法,如他在一九三七年二月的一首无题诗中表达的那样:“像明暗对照法的殉道者伦勃朗,/我已经深深潜入失语的时代”。换言之,哪怕在那“失语的时代”因为言说而再次罹罪,诗人也准备着接受“殉道者”的命运——既为信仰也为诗歌的双重殉道。诗人把为人类盗火受难的普罗米修斯作为效法的崇高对象,以埃斯库罗斯作为悲剧诗人的典范,甚至以他们自况。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转动世界车轮”、叱咤风云的斯大林。此言不假,但诗的妙处在于诗人并没有挑明这个“他”是推动历史的车轮向前,还是把世界的车轮转动到原始的野蛮时代。译为“车轮”的原词ось,也可以译为轮轴。有人认为,该词可以暗指“轴心国”,即二战期间以德国、日本、意大利三国为中心的法西斯联盟。照此看来,斯大林推动的是法西斯碾血的车轮,是极权主义绞肉机的轮轴。

《颂歌》中的“隐喻密码”

三十年代以来,由于严酷的审查制度,奥‧曼就开始看重诗的“隐喻密码”(метафорическогошифра),相当于中国自由思想者陈寅恪的“今典”与“古典”合用、暗用的隐语,从而极大地拓宽了诗歌境界的时空,并且利用斯大林和审查官不懂诗的弱点,巧妙地逃脱了他们的眼睛。在当时情况下,只有少数慧眼识珠的人才能心领神会。例如第三节的诗行:

画家,捍卫和守护这个武士吧:/用丹青用蓝色的滋润的森林/环绕他,不要用非全整的无思想的/形象辜负父亲的期望。/画家,协助无处不跟你在一起的他,/他在推理,在感受,始终,始终在建树。

依照俄语专家的诠释,译为“守护”的охраняй一词,以谐音暗指охранки,即沙俄秘密警察组织。译为“武士”的бойца一词谐音боярин,即伊凡雷帝和彼得大帝治下的特权大贵族。“蓝色的滋润的森林”,暗指俄罗斯传说中女巫芭芭雅嘎(Баба-Яга)出没的森林,这个邪恶妇人靠吃小孩“滋润”自己的生命。在我看来,要说斯大林“始终在建树”,这里的动词строит没有宾语。他在“建树”什么呢?建树得最多的就是他自己的塑像,后来大多被推到的垃圾。接着,诗人这样勾勒斯大林的形象:

他从讲坛阔步走来,仿佛走下高山/进入头颅的土丘……

“头颅的土丘”(Вбугрыголов),依照娜杰日达在回忆录中的解释,明指列宁发表革命演说的新闻影片中群众攒动的人头(斯大林演说时台下同样人头攒动),暗指成吉思汗攻城略地大开杀戒在城墙外面悬挂示众的头颅。诗人敏锐观察到“革命领袖”的蜕变,见证了历史的荒谬:向暴君俯首称臣的头颅,同样可能成为砍下来悬挂示众的头颅。此处“古典”“今典”合用的另一个佐证是:斯大林曾强烈反对托洛茨基关于为俄国人民发展电话的计划,理由是:“这会破坏我们的工作。对于反革命和叛乱阴谋来说,很难想象有比这更灵活的工具。”。可是,斯大林本人总是手握电话,有多条线路,因此,曾经协助斯大林将托洛茨基开除出党的布哈林,等到自己被捕遭难时,赠送给斯大林一个绰号:“手握电话的成吉思汗”。

再次起来言说正在闪光的太阳

下面诗行译自《颂歌》的最后两节,仔细琢磨,同样可以看出“隐喻密码”和反讽的对比:

每个干草堆,每个谷仓/都如此强大、干净和鲜亮——一份生生不息的动产,/人类的奇迹!愿人生更恢弘。/幸福挥舞着棍棒。//在我的意识中倍加(连翻六倍地)珍惜/日渐见证的劳动、斗争和收获,/他的全部浩荡之旅——穿过大平原,/穿过列宁的十月——抵达它守信的应许。/进入前方加宽群众头颅的土丘:/我成了其中的小不点儿,没有人会蓦然瞥见我;/与我相逢只在善意的图书里儿童的游戏里,/我将再次起来言说正在闪光的太阳。

引诗中前三行似乎是伪宗教“礼拜仪式”上的热情歌颂,第四行却出现解构的逆转。诗人“见证”的“劳动”,可以解读为“劳改”,“斗争”,可以解读为“革命大批判”。接着,诗人以宗教修辞来“神化”列宁和斯大林,俨然如神的伟大领袖与盲从的群众,与作为“小不点儿”的诗人形成鲜明对比,表面上看来是诗人自贬,可是,笔锋一转,诗人充分表达了自己的诗歌信念:“我将再次起来言说正在闪光的太阳”。此处“太阳”,究竟是列宁、斯大林的“太阳”,还是普希金一样的俄罗斯诗歌的“太阳”,靠读者明鉴。它也可以借用奥‧曼的《沃罗涅日笔记本》中近乎墓志铭的一首诗(一九三五年五月)来相互阐发:“是的,我躺在地下,双唇还在翕动,/我说的话,每个学童都会铭记……只要地上还有一个奴隶活着”。

由此可见,奥‧曼竖立的诗的丰碑,属于“饥寒交迫的奴隶”,“全世界受苦的人”,不属于在革命的浑水中赢得“收获”的权势者。

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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