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祖田: 我的中国观|北京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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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明无疑是智慧生命的群体活动。在人固有的缺陷,时代条件乃至地理因素的作用下,也有一个由粗糙到精致,又由盛而衰的周期。如果她能勇敢地直面不足,自我转型,不但可能赢来新生,而且可能形成新的特色,再展辉煌。反之,它就势必走向没落、湮灭,或被其它合时宜的文明融化。

2016年10月号

一、中国文明的定位

象所有古文明一样,中国文明无疑也是智慧生命的群体活动。在人固有的缺陷,时代条件乃至地理因素的作用下,也有一个由粗糙到精致,又由盛而衰的周期。如果她能勇敢地直面不足,自我转型,不但可能赢来新生,而且可能形成新的特色,再展辉煌。反之,它就势必走向没落、湮灭,或被其它合时宜的文明融化。此种有史以来文明竞技场上的无数事例和优胜劣汰规则,无情亦公正。

从根本上讲,此为低级阶段文明的困境与悲哀。在宪政民主出现之前,协调、治理社会生活的政治特别专制政治属于文明发展的阻碍力量,不是推动力量。这从文明在以往的几千年里无从突变这一点上,可以一目了然。但是,低级阶段的人间生活又少不得强有力的治理者,也就为传统政治提供了它如何英明、伟大、亲民、爱民的籍口。传统政治的虚伪、丑陋,以往文明质量的低下,尽在其中。

但是事实不是强权能够永远颠倒的。较之其他古文明,中国文明通过代代传承独能延续下来,自有它的深厚内涵。正是靠了它的优质基因,为世界贡献了一个超级经济、文化实体,并深刻地影响了世界东方两千年的稳定与发展。不过,中国文明未能跳出盛极而衰的周期,一样是事实。其转折点当是宋、明之交。突出表现为元灭宋、清灭明。特别拥有一亿多人口、物产富饶的大明朝,居然被只有几十万人的一个落后部落征服,只能是自身文明质量严重下滑的结果。至于十九世纪以来面对列强的弱不禁风,除内战内行格外出色外,各方面皆对文明鲜少重要贡献,尤为不争的事实。便是抗战胜利,实为惨胜,亦非全凭自身之力,需要重谢以美国为首的盟国。

不说这些耳熟能详的故事了。认定中国文明早已由盛而衰,需要痛定思痛和坚决转型,才能适应未来生活的另一个坚实依据,便是上天给了中国足够的时间和充裕的物质,却裂变不出新的文明模式,只能任由后来居上的欧美完成此一壮举。这不是文明质量的优胜劣败,又是什么呢?

因此,中国文明需要通过坚决地转型而再生。不可以靠传统来复兴,需要引入新思路,新内容,形成新特色。即便中国人熟悉的历史大部份被改变,也毫不可惜。这不是坏事,是好事。那些强调“根”的鼓噪,无非井蛙之鸣。文明根须只有伸至全球,才能真正枝繁叶盛。

二、关于中国文明由盛而衰的原因探讨

文明由无形的思维、思想、识见和有形的器物组成。权力为天然的万有引力。一应典章、制度、组织全是衍生物。无形的思维、思想、识见是文明的精髓,乃所有的建设、创新之源头。

如果这个定义能够成立,那么春秋战国时期应是中国文明的黄金岁月。不是说它的成就超过了后人后世,也不应讳言它的血腥一面落后一面,而是较之奴隶时代它的演进方向顺应了人性和自然性。若能再给予它几百年时间,它有相当可能裂变出来新的文明模式。正如欧洲十字军战争以降的文明裂变一样。曾经的人地相关论,无非欧洲中心论的呼应,一如中国中心论一样,根本上并站不住脚。

这一时期被公认为封建社会,定义准确。秦一统中国,虽因暴政短命,秦制却由汉承袭,尔后便代代相传。就秦制的基本面而言,历经两千余年演泽的五彩缤纷已由无数的正史、野史记录了下来。但是它被记录了下来是一回事,如何理解它和借鉴它又是一回事。此事意义十分重大,与现实生活密切关联。

这个两千余年也被称为封建社会,很不正确,更多是由于红朝依据马克思学说的历史观点定的基调,论据源自农耕时代的生产方式或叫经济基础。同时,让历史真相扑朔迷离,强调生产关系的基础作用,也有助于专制权力的丑陋本质被掩盖。实际,社会性质不可以只谈经济,因为多数情况下经济根本就不是基础,权力才是基础。高度集权特别极权下,有形的经济只是权力的载体。重要的是所有权,不是所有制。

封建社会的权力分配特点是封国与诸候拥有很大的自主权,彼此间属于既竟争又制衡的关系,堪称事实上的精英民主。它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强有力保护。很简单,要竞争,要取胜,就不能墨守成规,需高人高见辅佐,须容人讲话乃至需要鼓励标新立异。高度集权特别极权就不同了,民主决策和思想争鸣,是它的大忌,标新立异等于离经叛道,离经叛道等于谋反或煽颠。由此导出的不同社会效果,惊心骇目。

因此,秦以后中国社会充其量还有一点封建的残余,主调乃是唯我独尊的皇权下的家奴农奴混合制。这不但是对“民为上”精神的大反动,而且对生产力也起了海洛因般毒害作用。例如先秦时期制造鱼肠剑、兵马俑的工艺技术,秦以后不是发扬光大了,而是湮没与失传,该是不争的事实。虽然,生活大体稳定时,家奴农奴又很驯服,社会生活也常见温情一面,但若迎来非常时刻,家奴农奴的命运就与牲畜无异了。此情况犹如红朝的监狱,固然红朝把它推向了高峰。物资不缺时,当需要完成重体力加班任务,“政府干部”也会批准杀上一头猪以犒赏囚犯,以便囚犯更卖力地干活。但若面临非常时刻,例如所谓“三年困难时期”,即便囚犯成片饿毙,“政府干部”也不会发一点慈悲:谁让他们不是人呢。

西汉的独尊儒术使儒教高调登上生活舞台,政教合一得以确立。随着岁月流逝,政教合一的极端反人性、反自然性便暴露无遗,不论历朝历代为缓解危局使用了何种变通手法,“改革”都只是修补旧篱笆。终于捱到了宋朝,王安石的变法反倒促使了癌细胞大扩散。此后一千年的累累悲剧,皆为逻辑使然。
一点也不奇怪,文明的走向与人生的选择一样,向东走和向西行,结局大不同。不论其走向过程中出来多少戏剧性变化,大的框架已难以改变。红朝的革命者皆是很现实的具体例子:自走上革命道路,把一生交给党后,其命运起伏,宦海沉浮,一已之力就微不足道了,只能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鬼。

诚然,“汉唐雄风”不是全系杜撰,却是政教合一尚未取得压倒优势、专制常存开明开放一面的产物,最终仍旧逃不出历史轮回的周期律。更重要的,一个皇朝的兴亡不过是大海中一次潮起潮落,文明却往往由山巅跌至谷底。只是一次跌回谷底也就罢了,无数次的跌回谷底,还谈什么质量发展?文明质量从停滞不前到倒退,在未遭遇强有力挑战之前,它还可以自欺欺人,妄自尊大。一当遇到强劲新手,失败、耻辱就是必然。

很显然,从秦到唐、宋之交,在那样的不存在更优良参照系的时代,中国文明的演进还是差强人意的,甚至需要赞扬。自南宋以降,仅仅维持现状,它就逐渐力不从心了。十九世纪以来,国运岌岌可危,世人尽知。建立共和民国,那批先进的中国人主要是图文明浴火重生。不幸,良好愿望不敌强大的习惯力量和残酷的世界现实。中共早期的救国救民初衷并不全是虚伪,且认识到了靠传统思路不可能复兴中华,此两点是它早期的闪光之处。它的可悲在于引进的马列社会主义并无新意,中国两千多年前就有大同世界构思。更在于马列学说的暴力革命、阶级斗争理念,虽符合当时的科学与理性认知,却是愈“科学”愈“理性”愈反人性,这不是小农眼光能够理解的。新国教使政教合一只是换了一个名词。独裁权力使获胜的原本是愚顽小农的骄兵悍将组成的权贵阶层任意妄为,更加毛泽东独特的狂人禀赋,于是反动路上越走越远,犯下的罪行越来越大。十年文革,只能是中国文明之耻。“改革”本质上是在重复古人的修理旧篱笆。六•四的枪声又把红朝推上了虎背,平安着陆几无可能。江、朱、胡、温不做维持会长能干什么呢,他们光鲜的外表后面,其实内心空虚。习当局一样不敢也无力摆正关系,只能背负沉重包袱转而大谈中国梦,对照几年来他的行为,不免让人感觉他只是一个莽汉子加牛皮大王。作为一方诸侯,他不失为一条有担当的汉子。作为末世君王,他这样任性很危险。

顺便多说几句:小小年龄的时候,习近平先生就饱尝了世态炎凉,切身体验到了专制下无人能挣脱的人生如蝼蚁的命运。一部中国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历史,概括起来就是鲁迅指出的“吃人”二字。既然红朝把它推向了高峰,不改革必死,改革可能情况更糟的情况下。习近平先生理应认请这个并非大学问的大势,尽力让不幸的土地少点痉挛。否则,他说得再多也是白说,他那个受难者形象也就毫无意义。

三、政教合一是所有文明发展的公敌

儒学被捧为国教,是西汉的事儿。儒教权威不容侵犯,却赖宋、明的程朱理学之功。此前,它并不失为一门重要的学术流派,特别先秦时期,于文明确有建树。孟子的“民为上,社稷次之,君为轻”,时至今天仍不失为光芒耀眼。

儒教权威变得不容侵犯,相应地便是它的变形、变质、堕落的开始。不论它为不幸的人世作了多少调和努力,也不论它对暴戾君王发出了多少次要行仁政的劝说,都粉饰不了它严重阻碍了文明发展的主要一面。相当的时期内,儒生们只是个专制皇权的吹鼓手角色,今天的话叫做御用文人。随着它的说教被强行灌输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乏成员纷纷成为帝师,它就开始了反客为主,反动、残忍的一面也就不再掩饰。它对离经叛道言行的排斥、镇压,史上不绝如缕。于是生活中只能允许一个声音,至为可贵的怀疑与批判从此近乎绝迹。它保证了政教合一屹立不倒,文明变革、创新的源泉却由断流到干涸。五四新文化运动发出的“打倒孔家店”口号,就如何对传统文明去伪存真,去其糟粕留其精华以及对不良习俗的改造不可以矫枉过正等方面,不无激进之嫌,但大方向没有错。很简单,否定专制帝王统治,却不允许否定帝师,说不通。今天,不乏其人欣赏传统文化、倡导国学,乃至习当局再倡传统忠孝,根本上是向后看,开倒车。国学这个称谓本身就大不妥,它是否在为马列国教退出生活后为重建传统国教埋伏笔不好说得,但是今天的时代中国真正需要的是一门新的世界学。更重要是任何政府都没有能力因而无权对此操刀,只能由大学及学术机构作裁判。很显然,全球化不可逆,固然不排除它不免一波三折。不太远的将来,当国家只具备行政、文化意义,领土、领空、领海皆不再重要,地域性文明只有在普世价值导向下才能引领世界潮流时,向来强调专制政治权能的国学要干什么呢?无论如何,中国文明浴火重生也罢,伟大复兴也罢,抑或走向国体崩溃,永远沦为二三流文明,都只能由未的言行来决定。传统如同我们儿时穿过的衣裳,审美意义并不大,学习价值近乎零,而视其为奇珍的习俗却拖累大矣。

四、中国文化人特别思想界的责任

帝制从此成为历史,无疑是对文化人特别思想界的一次重大洗礼。截至红朝“反右”,四十余年内,中国文化人涌现出了一批堪称脊梁的人物。整体上看,其追求与抗争,证明了中国文明优质基因并未被斩杀殆尽,遇上适宜环境便会呈井喷状表现力量。今天海内外民运人士便是这般情况。不足之处是,严酷的现实制约了他们的声音。前者表现为战祸使国人注意力不得不转移,后者表现为红朝的压制、围剿及自身生存压力使海内外民主力量只能勉力维持现状。主要原因却是中国人在传统的毒化下,在专制的高压下,自觉不自觉地不免太过市侩、犬儒。预计今天的时代,终结了政治专制,文化事业多半还会有一个大发展。此为改造家奴思维、性格的前提,未来的文明发展才能有源源不绝的动力。

就大陆六十余年现实来讲,依附于红朝的大批文化人,毒化了中国人的精神,为反动统治张目,过失大矣。不论他们有多少苦衷,都难以得到后人谅解。这情况改开以来很明显,因为基本生存已经有了办法,无力抗争怨不得他们,不合作总是可以的吧。年复一年,那么多人肉麻地歌功颂德,睁眼说瞎话。无数诗歌、小说、影视剧,休说经受时间检验了,权贵们看多了都不免掉眼镜。否则,他们便不会一再呼唤出“精品”。而那个权威智库的社科院,只恐自己也羞于宣称它有思想。因为它若真出思想,中南海又何须花重金打造防火墙,又去新加坡、去欧洲、去美国买思想。今天中国人几乎已不识读书为何物,很多人听见严肃、崇高的字眼便反胃,原因很多,那些垃圾引发的逆反心理无疑是其中一个原因。

如果使用小说家语言,上述那些专家、学者也够郁闷的。红朝深知,不论境内的马屁拍得多么卖劲,人家境外的一声表扬,较之国内的主旅律声音,一句少说能顶一百句。于是,这钱也就花得值。只是这样一来,无异于一次又一次掴了专家、学者的耳光子,挨了耳光子也就罢了,常常还得奉命替境外的表扬找出处,写诠释。斯文都到了这个份上,还搞什么学问。

不过,仍有相当一批文化人主要是自身素质、学识低下的问题,其思维一直跳不出皇权,跳不出冷战,跳不出孤芳自赏与文人相轻。不得不说,便是海外众多网站上的声音,相当部份并无助于中国人提高认识与素质。不乏重大命题上,中国精致文化人欠中国人一个回答。例如:
1、秦以后中国社会的性质到底是封建制还是农奴家奴混合制?或半农奴半家奴混合制?
2、到底是中国儒教文化最后总能驯化落后文明,还是此种文化正中所有专制统治阶层的下怀?
3、文明是否有个盛衰周期?是否有个衰落后必须坚决转型才可能复兴的问题?
4、马列社会主义特别文革能在中国成气候,与传统文化、心理、情感、性格以及习惯习俗存在哪些关系?
5、公有制的外衣下面,藏着什么私货?所有制与所有权,哪个是根本?
6、战后的美欧模式是否代表了文明更新之路?今天的时代,是需要先看世界再看中国,还是需要先看中国再看世界?
7、中国现状会否把十几亿人和全人类推向一场大灾难?如果不会,该怎么解释史上那么多专制政权的疯狂行为?对丑陋的现实歌功颂德,岂无参与犯罪之嫌?
8、红朝是否一千年来最大的逆天行事?等等。
关于现状,红朝自不会允许大陆发出异声。关于历史,大陆还是可以发声的。这样的不犯官方大忌的问题尚且是一笔糊涂帐,只能是文化人和思想界的严重失职。进一步说偌大一个国家,今天仍鲜见潘恩的胸襟,福泽喻吉的见识,怎不令人悲伤?

五、怎样认识红朝

红朝无疑是汉人政权,就汉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社会深层心理而言,其合法性当然优于元、清两个尚处于半开化状态的少数民族政权。但是,它移植来的马列新国教,原本颇具新鲜感,同时也吻合中国人的群体审美观,突出表现为二者皆推崇平等观念。向往天堂的悠闲、散漫生活,历来是身心疲惫劳工与小农的人生理想。不过,红朝走到今天声名狼藉地步,蜕变成了自中国文明滑坡后一千年来最大的民族罪人,其历史地位实际连清朝都不如,顶多能与元朝相题并论,个中原因并不简单,发人深思。

关于红朝屡屡的伤天害理行为,已有太多的揭露与声讨,就不多说了。需要指出的是,一如马克思学说在西欧故土不能扎根,只能先在俄国土地上掀起大风浪一样,马列社会主义能在中国土地上一度被普遍接受,并非全是刺刀的结果。很大程度上,乃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实际,无知少识的底层劳动者不识新国教的反动本质,情有可原,相当时间内众多文化人事实上的盲信盲从,乃至今天仍不乏其人还在论证马列社会主义的某些合理性,只能说这块土地整体上的识见是多么可悲。一定程度上,红朝又何尝不是整个社会氛围的遗产继承者。如果不是战后世界的大变化,红朝就不会是中国文明最后一场大闹剧。有几点很显然:

一、中共的“初心”决不是为了实现今天堕落成令人厌恶的局面,一如每个皇朝的“初心”,不可能是希望沦落为被历史抛弃一样。它们皆身不由已地走到了这一步,有人性弱点的原因,有专制官僚体制势变蜕变的原因,有权贵们本来就素质低劣,被权力毒化思维后一代不如一代的原因,更有无处不在的传统影响的原因。

二、中共用马列新国教取代儒学旧国教,如前所述,与它认识到了旧国教无助于复兴中华,是有关联的。综观整个毛时代,它为抗衡“旧社会”所作的努力,确有一定的理想成份。它的悲哀在于,它看见了马列学说的遵循了理性的一面,看不见马克思学说“科学”体系其实很糟糕的另一面。另者,它未必真懂得科学、理性当然是文明的极重要部份,却不是文明目的。只要把仍在发展中的科学、理性抬升为不容质疑的至理,人类就会被它们异化为冷血动物。很简单,灵与肉的冲突是个永恒的磨合过程,使用枪杆子强行裁定非敌即友,只会加剧冲突,乃至造成血流成河局面,这正是推崇彻底手段的法西斯主义与和强调无情斗争的共产党哲学留给世界的深刻教训。所以,红朝排斥旧国教并非没有积极意义,可悲的是新国教竟比旧国教更加反人性、反自然性、反科学性。

三、心比天高的“新中国”当然须有新意,但即便是极力抗衡“旧社会”,红朝也不得不以毒攻毒。毛泽东的行为最具权威。他不行独裁,他的虚妄理想就会寸步难行。例如,他不倡导不使用强硬手段推行“斗私批修”“兴无灭资”,仅仅心理上各级官僚就会贪赃枉法一步步走向不可收拾。这正是邓小平以后的现实。作为现制度的政治人物,他强调实干有可取一面,作为“总设计师”,红朝的谥号罢了。今天的习当局当然心知肚明专制不会有善终,他们终归告别了红卫兵、红小兵时代,但它已不能、也不愿、更不敢突破围城,也就只能在围城内无奈地打转转。前“三十年”,马列社会主义渐渐成了红朝大厦的装饰涂料,红朝一步步回到了帝制时代,后“三十年”,又一步步走向令人由伤心到寒心的不可救药的末世,就是这样演变的。

四、指出这几点,重在说明一个道理:中国文明既已由盛而衰,后人就不能不埋单。治污须治源头。否则,就算几年后终结了红朝这个历史奇葩,相当时期内中国社会仍不免怪事迭出。进一步说,终结红朝后,重建文化、思想、性格,将是中国的极重要任务,非如此不可谈复兴。片面地强调器物建设,充其量再现一个路易十四时代,又再现路易十六的一曝十寒局面。只说一点,不改变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天朝心态与历史悠久、独特的虚荣心,中国人就不会直面文明落在了世界后面,首先是自身的原因。即便建立了民主制度,大多数中国人仍会用骄狂又怨妇般心态看待世界,一如今天的俄国仍旧难以融入世界一样。反过来,世界也必用狐疑和警惕的心态看中国。这样的国情,如果全球化时代只图得过且过,很多事上自不必太认真,但若要复兴文明,要求就会要不一样。事实上,欧洲实现文明裂变又由北美接棒发力,决然离不开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离不开新教徒的开放宽容心态,其镜鉴意义于中国一点也未过时。进一步说,中华文明、东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今后都须走这一步路,方能在未来时代与美欧文明并驾齐驱。这与多元化,多样性并不相斥。也只有在此基础上,人类文明才可以说走向了基本成熟。

六、对中国未来的展望

中国文明在今天的世界顶多能算二流文明。与俄国东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各有千秋。今天的中国文明不缺技巧,缺乏思想,想象力贫乏,善模仿,少创意,重权能,轻信誉。借助于经济全球化与超级体量,经济总量超美倒是很可能。但是,这并不值得夸耀,只要质量和人均上不去,就不过是再现“康乾盛世”,盛名之下却不免接踵而来的一箱茶叶不如一包鸦片。更重要是,顶多一百年,只要这个世界基本上终结了政治专制、文化管制,对强权国家时代势必作出大修正,进而解决无限欲望只会把人类拖入灭顶之灾的新恶梦。世界如此,中国也不例外。这不是鼠目寸光的政客们看得见的。

今天的红朝,俨然一切二三流文明精神上的神圣同盟盟主再现。若由得现状持续五十年,世界发展脚步将滞后一个世纪。虽然核大战不会因此打起来,全球化大趋势不会改变,但各种变数导致的局部灾难将非虚言。例如朝核、台海、乃至香港、疆独问题,都有相当的激化可能。毕竟,所谓一流文明的美欧,并非质量特高,优劣只是相对而言。 它们对中国的言行,很多是值得商榷的。

所幸的是,红朝气数已尽,再高明的医术也救不了它的命。极目今日神州,迷惘、困惑、焦灼、愤懑、仇恨、无奈的社会心理覆盖各个角落。便是统治阶级内部,大多数人也有了换一种活法的思想准备。那么多高官子女办绿卡,移民、开离岸公司,怎么看也是在“良禽择木而栖”。人心思变又思治,已为不争的事实。红朝防得了民变,防不了官变。表象上看,红朝凭借军队、警察可保统治无大虞,实则不然,只要穷于防堵的堤坝被某个事件撕开一个大口子,愤怒的洪水便会咆哮奔流。民运将成为极重要推动力量。几十年里,他们坚持了抗争,不论存在多少不足,终归代表了中国的希望。不过,日后迅速填补权力真空的力量很难是他们,多半是摇身一变后的旧军政人员,此为国情决定。这情况,将颇似辛亥革命后的情景。由于旧军政人员普遍声名差劲,但是民运力量弱小,况且民运队伍还免不了良莠不齐,惟时间才能消弭反差。当然,辛亥革命后的历史也不会简单再现,因为还会有香港、台湾力量加入进来。仅仅一个商业利益,他们就不会支持一切换汤不换药的专制再现。预计中国会有三十年左右的“重建”时期,局部混乱难以避免。但只要千年奇葩的红朝被终结,就是大突破。此为中国文明迈向新时代的必破之门,也是确保各民族和平相处的必由之路。另有一个可喜可贺大变化,便是年轻人欣赏现代化、数字化、娱乐化已远胜欣赏传统。这里,无疑有中国文化海纳百川的优质基因的作用。其重大意义,无需二十年就会显示出来,甚或能成 为中国文明仍将再领风流的预告。中国全面融入世界后,将成为左右世界走向的支柱性力量,近可能促进东亚一体化,远可能倒逼伊斯兰教文明转型。这将是最好的局面。而一旦中国博得世界的尊重和信赖,本身就是文明复兴的有力保障。

对中国前途,我持谨慎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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