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 专制政党的高层派系政治(1): 国共蒋、毛时代的派系之争|民主中国

17.jpg通常,民主政体大多实行政党政治,而专制政体——无论其是否允许派别活动公开化——则大多会沦为派系政治。虽然专制政体在名义上总是以“集中统一”、“保持高度一致”为体制目标,但事实上,极少有哪一个专制政府或大独裁者能够真正做到这一点。即使是像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那样实行内部严密监控、全面封杀小团体活动空间的极权主义政体,也未能真正禁绝体制内派系的生存与发展。

2016-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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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派系(网络图片)

通常,民主政体大多实行政党政治,而专制政体——无论其是否允许派别活动公开化——则大多会沦为派系政治。虽然专制政体在名义上总是以“集中统一”、“保持高度一致”为体制目标,但事实上,极少有哪一个专制政府或大独裁者能够真正做到这一点。即使是像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那样实行内部严密监控、全面封杀小团体活动空间的极权主义政体,也未能真正禁绝体制内派系的生存与发展。极权体系的巨大压力往往只是使派系活动更加隐秘化、黑箱化、非组织化、非程序化、乃至极端化罢了。

中国历来有派系政治传统。古时候叫朋党,比如,东汉有党锢之祸(宦官、外戚与豪族之争),魏晋有门阀、士族之争,唐朝有牛党、李党之争,明朝有东林党、宣党、崑党以及阉党之争,清朝康熙年间有“太子党”、“四阿哥党”、“八阿哥党”恶斗,清末有帝党、后党,改良派、保守派之争,体制外则有革命派、立宪派之争。近代以来,当西方政党制度被引入中国,宪政型政党、选举型政党未能在中国政坛立足,采取列宁主义组织原则的专制型政党却如鱼得水、“野蛮生长”,一党专制遂取代传统帝制,而成为现当代中国政体的“新常态”。此际,古时的朋党政治则化身为近现代的派系政治。

某种意义上,凡有政争,凡在官场,则必有朋党、有宗派、有派系。这已经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一部分。盖因任何政治运作都必须采取一定的组织形式,单枪匹马、孤立无援的“独狼”是不可能在官场、在政坛长久生存的。民主政治的运作以政党政治、公民社会、街头运动等普世化的合法组织方式而展开,专制政治则只能以没有合法性的、半公开的或完全隐秘的朋党政治、派系政治方式而展开。套用一句列宁的名言:专制政体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派系纠纷和派系政治。

国民党元老胡汉民说过一句名言,“党外无党,党内无派”。这是他对国民党“党权”扩张与“党国”理想的夸张描述。蛰居延安的中共领袖毛泽东后来嘲弄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在这个议题上,当然,毛泽东比胡汉民要更正确一些。不过,毛泽东认为“党外无党”是“帝王思想”却并不正确:一如前述,“帝王思想”并不能遏止党争,反而会滋生并助长党争,帝制独裁政体实乃朋党之争的温床;再者,大凡精明强干的帝王,都不会像雍正皇帝那样真心乐意于消灭党争,而是更喜欢制造党争、操纵党争,玩弄派系平衡、严防权臣专权、一派独大,从而凸显帝王凌驾于各派之上的至高无上地位与威严。刚去世的备受国民爱戴的泰王普密篷,正是在泰国数十年激烈的政治派系斗争中建立起其国之所存、民之所安、一身所系的崇高地位。若泰国河清海晏,立宪君主的政治制衡作用原本应该是极其有限的。其实,毛泽东本人便是玩弄帝王权术的高手,曾以极其娴熟的手腕大搞树立对立派、制衡当权派,拉一派、打一派等帝王驭人之术。

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两个政党——国共两党——都是采行列宁主义组织原则的政党。在名义上、组织纪律上,都公开反对派别活动,且严厉制裁“宗派主义”。但事实上,派系政治从两党诞生之日便一直存在,且必与两党存亡相始终。

中国国民党的前身是中华革命党(1914,孙中山)、国民党(1912,宋教仁)、同盟会(1905,孙中山、黄兴)。自同盟会时代开始,革命组织内部便有复杂的派系之争。同盟会的派系斗争既有政见分歧的一面,亦有地域主义、山头主义的一面。原属湖南籍革命团体华兴会的成员黄兴、宋教仁等人,原属浙江籍革命团体光复会的成员章太炎、陶成章等人,与首席革命领袖孙中山及其广东籍亲信之间屡有矛盾和冲突。辛亥革命胜利后,在中华民国首届国会选举中获得大胜的国民党领袖宋教仁被刺身亡(此案断送了民国宪政的光明前程),许多人认为袁世凯是幕后元凶,但从公开披露的案情及其颇为诡异的侦办过程来分析,被宋架空的名义领袖孙中山的亲信陈其美其实暗杀嫌疑最大,故不能排除宋教仁是国民党内部派系之争的牺牲品(而在此之前,前清革命史上一向与孙中山不和的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即被陈其美、蒋介石所暗杀)。

在广东革命政府期间,受非常大总统孙中山信赖且自视为革命正统的粤籍干部(孙的亲信班底有“上三”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下三”朱执信、邓铿、古应芬,他们都是清一色的广东人)与外省籍干部之间,联俄、容共的坚定支持者(如汪精卫、廖仲恺等)与持反俄、反共立场者(如邹鲁、林森、张继等)之间,亦出现了派系纠纷,只是慑于孙中山的巨大威望而维持着表面团结。

孙中山逝世之后,国民党群雄竞逐、派系林立。蒋派异军突起,反俄、反共的党内元老结成西山会议派。从北伐战争至全面抗战爆发的这段时间里,国民党在中央层面一直都有蒋派、汪派、胡派三大派以及西山会议派、太子派(孙科派)、改组派(奉汪精卫为精神领袖)、再造派(奉胡汉民为精神领袖)的长期争斗,不断分分合合、缠斗不休。由于胡、汪二人积怨甚深,故三大派之间或蒋胡合作以拒汪,或蒋汪合作以拒胡。但是,在因蒋介石软禁胡汉民而导致宁粤对峙期间,一度出现了胡汪合作、党内粤籍势力联合反蒋的局面,使得带领国民党取得北伐胜利、形式上统一了全中国的蒋介石不得不委屈下野。直至胡汉民去世、汪精卫附日,中央层面“反蒋派”与“拥蒋派”的长期恶斗才尘埃落定,蒋介石才终于成为无可争议的党国最高领袖。在央地关系层面,则在国民党统治大陆的全程,始终存在着新老军阀、地方实力派(如桂系李宗仁、晋系阎锡山、西北冯玉祥、东北张学良以及陆荣廷、张发奎、唐生智、陈济棠、龙云、刘湘等地方军政集团)的相互争斗与对中央权威的挑战。而在“拥蒋派”内部,又有黄埔系、CC系、政学系之争。蒋介石、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从未摆脱派系政治的负面干扰,虽然在蒋的领导下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但终究其统治根基还是被其党国专制政体之下的恶性腐败和派系恶斗所摧毁。

中共是苏俄渗透和干涉中国革命的产物,最初是由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用俄国人提供的经费、按照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指示而建立起来的傀儡党。李大钊在创建中共时已秘密加入联共,并充当苏俄间谍搜集中国军事情报。陈独秀是在被北大解职、精神落寞之际,经李大钊介绍而结识了俄国人维经斯基。同一时期由维经斯基暗中撮合、参与建党的还有戴季陶、张东荪等人,但遭到了戴、张明确拒绝。早期中共党员除李大钊等极少数人有固定职业之外,绝大多数党员都是没有任何正当收入的职业革命家,全由俄国人提供生活费和活动经费。就连中共一大代表的路费也是共产国际发的。所以,早期中共几乎完全由苏俄掌控,维经斯基、马林、鲍罗廷、罗易、罗明那兹等共产国际赴华代表是实际上的中共最高决策者和幕后操纵者。当然,背后大老板则是斯大林。

早期中共即有派系之争。创党领袖陈独秀性格桀骜不驯,兼有名士脾气,对共产国际的中国政策及其在华代理人的太上皇地位一向有所抵触,与苏俄培植和豢养的更加听话、更加亦步亦趋的年轻一辈共产党人并不合拍。陈独秀在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之后成为替罪羊而辞去总书记职务,随后又因为在“中东路事件”中公开反对中共中央“武装保卫苏联”的汉奸政策(陈指责中共出卖国家“使群众误会我们只是卢布作用,而不顾及民族利益”),并与彭述之、郑超麟等几十个中共“老干”公开反对斯大林、赞成托洛茨基并成立托派组织“无产者派”(该派别后来与四个托派小团体合并成立“中国共产党托派中央”)而被开除党籍。陈独秀既是中共创党总书记,也是九十多年党史中唯一一位敢于公开建立党内反对派的中共领袖。

陈独秀之后,中共不再有公开、透明的派别活动,但派系之争从未停止。井冈山上有朱毛两派之争,毛泽东的总前委书记一度被陈毅夺权,“古田会议”毛泽东扳回败局。在江西苏区,代表中央权力的苏俄傀儡派与以毛为代表的本土实力派展开了多年较量。项英、任弼时夺了毛泽东在苏区的党权,宁都会议周恩来夺了毛泽东在红军的军权。临时中央进驻瑞金之后,毛派陷入低谷,“最高三人团”(博古、周恩来、李德)事实上以共产国际顾问李德(奥托·布劳恩)为核心。“长征”期间中共与苏俄之间中断了援助渠道与通信联络,这才为毛泽东打赢翻身仗提供了机会。遵义会议上毛周结盟,李德、博古失势,张闻天(洛甫)成为名义总书记。中共在延安立足之后,毛泽东因独揽军权而逐渐成为事实上的中共最高领袖,便着手向历史上曾经反对过毛的派系势力寻仇报复。延安整风毛发起对所谓“教条宗派”(王、博、洛、稼等“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留苏集团)和“经验宗派”(周恩来、彭德怀、陈毅等中共军政元老)的权力斗争与路线斗争。毛泽东扶植亲信、构陷异己,重用刘少奇、康生、彭真等阿谀者和政治打手,发动个人崇拜运动,将自己捧上神坛,定为中共一尊,党内各派不得不彻底降服称臣。中共七大建立了一个毛泽东高高在上、毛派独领风骚的党内政治结构。

中共“建国”不久,在延安整风中崛起的刘少奇一派因权势过重招致毛泽东不满,毛派因政治歧见、权力分配发生内部分化。毛调“五马进京”(东北高岗、西南邓小平、中南邓子恢、华东饶漱石、西北习仲勋)以分割、牵制刘少奇、周恩来,其中尤以身兼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国家计委主席的高岗位高权重,一度形成刘、周、高并驾齐驱且高岗略显强势的新格局。经常与毛密谈、深受毛信任的高岗公开宣称中共分为以毛为首的“根据地和军队的党”和以刘为首的“白区党”,而刘党正在威胁毛党。他还认为高层有“刘少奇的圈圈”和“周恩来的摊摊”,并通过“批薄射刘”、“讨安伐刘”等受毛暗中支持的公开活动和偏离毛授意的私下串联开展反刘反周派别活动,高岗得到了林彪、彭德怀、习仲勋、饶漱石的支持却遭到邓小平、陈云告密,事败之后遭毛抛弃。邓小平是高饶事件的最大获益者,中央一线由刘、周、高变成了刘、周、邓,这大概就是邓小平拒绝为莫须有的“高饶反党联盟”平反——哪怕是局部平反——的真实原因。只是毛没有想到,邓小平和刘少奇越走越近,辜负了毛以邓制刘的初衷。刘邓都属于毛派,但刘是延安时代的毛派,邓加入毛派的时间更早,在江西苏区已是所谓“邓毛谢古”派(此处毛指毛泽民)的头子。

五七年反右,事起于毛邀请党外知识分子帮党整风。毛的本意其实是利用党外力量冲击刘少奇、周恩来等当权派,却被不识抬举的“右派分子”将批评矛头直接对准了毛和党本身。整风转成反右,反而使刘少奇、彭真、薄一波、陆定一等刘系人马的权力更加巩固。三年大饥荒使毛的经济路线彻底破产,从而加剧了毛对刘的疑忌,毛遂启用江青、林彪组建新的嫡系班底。此二人一个是毛的老婆,一个是从井冈山朱毛之争起就一直在所有的党内斗争中坚定拥戴毛的毛派嫡系,由他们组成的文革派,堪称毛派中的毛派。结果在打倒刘邓之后发生林江分裂,林派骨干成员在九大选举中集体不投江青的票,在庐山会议上又集体围攻文革小组干将张春桥。从此毛林交恶,林彪之子林立果更试图刺杀毛泽东。

“九一三事件”后毛派在自我孤立的道路上愈行愈远。长期充当毛派帮凶的周恩来因不受毛夫妻信任而身心备受摧残,文革中幸存的老干部和“九一三”后复出的老干部迅速在周恩来、邓小平身边结成新的反文革政治联盟。而毛最后选中的“老实人”华国锋,以及毛寄望拱卫毛家利益的大内总管汪东兴,军政实力派陈锡联、吴德等文革受益者团伙亦在毛死之后立即选择了集体背叛。轰轰烈烈的文革遂以派系斗争中毛派的不断萎缩、众叛亲离、内外夹攻、家破人亡而告终。(待续)

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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