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普: 习近平与孙大炮|民报

3.png

今年11月12日是中华民国首位临时大总统孙文的150岁冥寿。有些话还是不吐不快。篇幅颇长,国粉慎入。

2016-11-15

习近平的独裁专政谎言

11月11日,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兼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标榜孙文的所谓“爱国主义”,“缅怀他为民族独立、社会进步、人民幸福建立的不朽功勋,弘扬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激励海内外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好一副无知无畏的样子。他主要谈及以下三点:

1.道统。习近平指出孙文强调要“振兴中华”,“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忠诚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 “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总之,习近平就是说:你们崇拜孙文,就应该尊崇我,因为我是支持、合作、继承孙文的世界冠军,我已经攀上了历史颠峰。

2.国情。习近平突出孙中山“不泥古、不守旧,不崇洋、不媚外”,强调“中国的社会既然是和欧美的不同,所以管理社会的政治自然也是和欧美不同”、“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因此“改造中国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走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但又“从不拒绝修正自己的思想和主张”,“总是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察世界之潮流,兼收众长,益以新创,努力赶上时代潮流”,“无论是从社会改良主义者转变为坚定的民主革命者,还是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新三民主义,都体现了他敢于突破局限、不断自我革新的可贵精神”。总之,习近平就是说:我学习孙文,充满自信,想怎样就怎样;抄也对,不抄也对,改也对,不改也对,如果你说我不对,反正就是你不对。

3.反独。习近平宣称孙文始终反对一切分裂国家、分裂民族的言论和行为,进而表示“台湾任何党派、团体、个人,无论过去主张过甚么,只要承认‘九二共识’,认同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我们都愿意同其交往”,“‘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总之,习近平就是说:“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孙文要统一不要分裂,我也是这样,所以谁要搞港独、台独、藏独、疆独、蒙独,就会成为背叛孙文的过街老鼠。

习近平的整个发言稿,根本全是在法西斯思维主导下的独裁专政谎言恫吓垃圾渣滓。我不拟多谈“道统”及“国情”这两点,因为孙文所提倡的三民主义、建国大纲、五权宪法、三序构想(军政、训政、宪政)、先知先觉、训政保母,跟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权贵资本主义)等说法和做法根本差异极大,完全不值一驳。

我比较好奇的是习近平如何得出孙文反对分裂国家这个莫名其妙的结论。习近平高举孙文,标榜孙文是反分裂国家的中华历史楷模,其无知、无能、无畏程度,简直令人感到可耻、可笑、可怜。

毕竟,中国共产党本身正是不断煽动独立(弱势时播独、强势时反独)的政权。读者可自行参阅程翔先生〈诸独根源皆中共〉一文,资料相当翔实。我在此不拟重复,反而想指出孙文本身也是“卖国贼”!国粉、孙粉对此肯定感到不高兴,往往是源自他们对历史真相的无知。至于习近平这次大放厥词,鼓励大家学习孙文,正是自暴其短,咎由自取,公开呈现自己的无知与弱智。

孙文的卖国祸国行径

广州中山大学袁伟时教授在2006年对于孙文在“联俄容共”(中国百年灾难的起点)之前的一系列主要卖国行径,已经做了相当翔实的资料整理,现在另外加上我搜集的其他资料,逐一铺陈如下。此外,我也在文末补充了关于孙文临终前联俄容共勾当的卖国祸国行径实录。国粉们、孙粉们,看完之后,料必哭崩、气炸。悲愤过后,面对真相,回头是岸。

一、福建划给日本:1900年,孙文为了策动广东独立,竟与日本驻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暗订密约。在日本支持下,孙文联络日本军人及浪人发动惠州起义,由义军故意佯攻厦门,引来日军直接出兵福建,事成后允划福建为日本势力范围。后来,西方列强对日本施加压力,英美军舰开赴厦门近海向日本海军示威。伊藤博文出任新首相后,严令儿玉源太郎不得轻举妄动,并且驱逐孙文,因此孙文功亏一篑。究竟是谁在勾结外国势力,是谁在搞分裂闹独立?彰彰甚明。习近平现在要我们学习孙文,那么大家说好不好呢?

二、华南租给法国:约在1900年6月初,革命尚未成功,孙文“会晤了法国公使朱尔斯·哈尔蒙德,希望得到法国军火装备和法国军事参谋的帮助,按照哈尔蒙德先生的报告,作为交换条件,孙文提出在华南境内给法国人大面积的租界”。1902年12月底或1903年1月,孙文抵达越南河内,与法国总督的私人秘书会谈,答应“在华南建立起联邦共和国以后,它将转向法国要求帮助,为了取得法国的支持,并将给以大面积的租界”。

更有甚者,1907年,孙文再度亲赴越南,获法国殖民当局协助,发动广西边境一系列起义,与法国军官携手亲自在镇南关外开炮轰击清国军队。习近平现在要我们学习孙文,那么大家又说好不好呢?

三、满洲送给美国:1910年3月,孙文与美国人荷默·利、布思会谈,三人成立一个组织“辛迪加”。孙文任命布思为“辛迪加”和同盟会两者的“驻国外的唯一财务代表”,并授他以处理贷款、收款和购买所有陆海军装备的代理人的全权。“辛迪加”则保留其权利,以“负责掌握铁路建设的借款,割让满洲矿藏租借地给美国支持者,在临时政府建立以后,将借款转用于中国经济建设”;“美国人同意在十七个月之内筹足三百五十万元,分为四期摊付给孙文”。有价有市,不是卖国,那是甚么?孙文真是我们的榜样吗?但是习近平现在要我们学习孙文,那么大家应该怎么办呢?

四、优惠献给英国:1911年武昌起义后,孙文没有先回中国,反而辗转来到伦敦,寻求英国政府帮助。孙文答应在英国政府的建议下活动,给予英国和美国享有超过所有其他国家的优惠待遇,承诺将把中国的海军置于服从他个人命令的英国军官指挥之下,而对日本的态度也将根据英国的建议办事。由于英国政府寄望于袁世凯,没有理睬这些建议。习近平还要大家学习孙文吗?

五、满蒙卖给日本: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身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文,偕同秘书长胡汉民,会同三井财团代表森恪及宫崎滔天、山田纯三郎会谈。会谈前,森恪等人已得到先后出任首相的日本政界元老桂太郎、山县有朋等授意,冀图与孙文等革命党人订立密约,使满洲归日本所有。会谈中,孙文表示:“当此次举事之初,余等即拟将满洲委之于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国革命。”日本政府如能“火速提供资金援助”,“余或黄兴中之一人可赴日本会见桂公,就满洲问题与革命政府之前途,共商大计”。此事一波三折,后因日本陆军大臣石本新六拒绝以金钱收买满洲而告吹。

无论如何,据与孙文有密切交往的内田良平所言,从1905年甚至更早时开始,孙文曾在劝进日本朝野人士时一再声称:“满蒙可任日本取之,中国革命的目的在灭满兴汉”,“日本如能援助中国革命,将以满蒙让渡与日本”。从1898年起至1923年止,包括与森恪的谈话在内,类似记录共十条,交涉对象包括首相、陆军参谋总长、政坛元老、财阀。

总而言之,孙文把满蒙及当地人民算作甚么?五个大字:任日本取之!孙文既要灭满兴汉,后来又主张五族共和,两者前后矛盾,岂非精神分裂?习近平要大家学这种人,居心何在?

六、央行送给日本:把设立国家中央银行的权力让给日本人,更是孙文的一大发明。1912年1月10日,南京临时政府(实际上是过渡政府)成立后不久,孙文致函曾任日本大藏大臣的阪谷芳郎,委托他建立中国的中央银行:“设立中央银行事,应即迅速进行。”

十天后,阪谷覆函孙文:“接到贵电及中华民国元年一月初十日贵翰,委托阪谷以贵国中央银行设立之事”,因此他草拟了〈中华国立中央银行设立特许札〉,要求孙文盖章批准。其中规定:“该特许札之有效期限,自交付特许札之日起算,以五十年为限”,而“政府于本条期限之间不能收买”;“该银行有发行纸币之特权”。其他职能还包括“国库之岁入及岁出”、“内外国债之整理及新招集国债之时,可使该银行办理”、 “货币之整理及改造”、“管理印花纸出入贩卖等事”、“政府设定监督银行之业务”等。此外,重要人事“任免全权”交予阪谷。

孙文轻率妄为,差点丧权辱国,财政大权尽弃,幸好没有办成。此事曾于1913年5月19日被著名记者黄远庸公诸报端,这也是国内报刊第一次揭露孙文在对外关系中损害国家利益。凡此事实,证据昭昭,无从抵赖。习近平难道呼吁把现在的中国人民银行交给日本政府来接管吗?

七、与袁对日争宠:国民党领袖宋教仁遇刺后,孙文一口咬定袁世凯是凶手(事实真相是孙文具有杀宋教仁的动机,而袁世凯则没有),坚持不经司法程序,不听黄兴劝阻,发动二次革命,图谋夺权,当然失败,亡命赴日。孙文不知自省,竟然认为“日助我则我胜,日助袁则袁胜”,更加不惜代价,跟袁世凯竞逐日本支持。

1930年代初,后来任《大公报》总编辑的著名报人王芸生在《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中,全文公布孙文在1914年5月11日写给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卖国信,声言“只要你肯贷款给我,我给你的条件,要比袁世凯给你的条件更加丰厚”。信中要点有四:

1.卖国:中国对日本可以起到比印度之于英国更大的作用;内政、外交、军事、实业、司法等均可靠日本帮助,且“可开放中国全国之市场,以惠日本之工商,日本不啻独占贸易上之利益;日本制造品销入中国者免税,中国原料输入日本者亦免税。

2.损人:袁世凯政府实际上是反日的,只是“佯与日本周旋,而阴事排斥”,“故表面犹买日本之欢心,设其地位之巩固过于今日,其对待日本必更甚于今日”。

3.利己:自己的党不掌权,中国不可能安定:“夫惟民党握中国之政柄,而后中国始有治安可言也”,“抱有主义,为求其之必达,生死以之,民党之志一日不伸,即中国一日不能安”。

4.勾结:勾结日本势力,协助颠覆政府。“日本能助革命党,则有大利”,“中国革命党事前无一强国以为助,其希望亦难达到”,但“助一国之民党,而颠覆其政府,非国际上之常例。然古今惟非常之人,乃能为非常之事,成非常之功。窃意阁下乃非常之人物,今遇非常之机会,正阁下大焕其经纶之日也。”

孙文毕竟势孤力弱,当然无法打动日本首相。黄兴斥之为“党德败坏,竟至此极”,“此种卑鄙手段,稍有人格者不为”。内外疑谤丛集,真伪莫辨,亲痛仇快,祸根在孙文。难道习近平要鼓动中国人做足上述四点吗?

八、超越二十一条在日本迫使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之际,孙文竟然主动要求与日本政府结盟,升级卖国。日本在1915年1月18日向袁世凯提出恶名昭彰的二十一条(后来激化五四运动),几经讨价还价,日本政府于5月7日发出最后通牒,袁世凯政府于5月9日无奈地表示欣然接受,把满蒙、山东、汉冶萍公司等重要权益奉送给日本,激起全国愤慨。原国民党人及革命党追随者纷纷主张一致御侮。林虎、熊克武、程潜、冯自由、林森、谢英伯、钟荣光、黄兴、陈炯明、柏文蔚、钮永建、李烈钧等人反对假借外力,决不轻言革命。然而,孙文对此视而不见,一意孤行其荒诞主张。

2月5日,孙文、陈其美与满铁株式会社的两个重要人物犬冢信太郎、山田纯三郎订立了一份所谓《中日盟约》。3月15日,孙文给日本外务省政务局长小池张造写信,寻求日本政府“提携”,并将四人签署的《中日盟约》作为草案送交日本政府。小池张造正是二十一条的起草者。《中日盟约》草案和这封信,跟黄兴、陈炯明等人的主张截然不同。

孙文草拟的《中日盟约》规定:“为便于中日协同作战,中华所用之海陆军兵器、弹药、兵具等,宜采用与日本同式。”“与前项同一之目的,若中华海陆军聘用外国军人时,宜主用日本军人。”“使中日政治上提携之确实,中华政府及地方公署若聘用外国人时,宜主用日本人。”

在经济领域,从攸关经济命脉的金融到矿山和铁路、航运,也全交由日本控制,“宜设中日银行及其支部于中日之重要都市”,“中华经营矿山、铁路及沿岸航路,若要外国资本,或合办之必要时,可先商日本;若日本不能应办,可商他国。属于前各项范围内之约定而未经两国外交当局者或本盟约记名两国人者之认诺,不得与他者缔结。”换言之,孙文勾引日本全面控制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排除其他国家。

在外交方面,中国也不能独立行事,“中日两国既相提携,而他外国之对于东亚重要外交事件,则两国宜互先通知协定。”

如果孙文成事,中国立即沦为日本的附庸国。如此卖国,日本政府已经彻底看不起孙文,以及孙文信中所写的支那,变相助长日本后来全面侵略中国的野蛮动机。

再看看孙文给小池张造的信:“不肖等经常确信,东亚之安全与福利全赖于日本之提携。”“昔日,贵国政府曾向敝国政府提出日中交涉事宜。对其详细内容,固然无法窥知,但其主要内容必定以日中亲善及东亚和平为目标。与敝人倡导之主张一致,不胜欣喜。”孙文对日本政府唯一的不满,是日本不以孙文一夥为主要合作对象,而“对无诚意之敝国政府始终一贯持续执行强硬之交涉,旷日持久,时至今日,实在可悲,远离日中提携这一最终目的之手段,敝人等遗憾至极。”

孙文对二十一条内容显示是知情的。自当年1月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后,报刊很快就报导了有关内容,海内外反应非常强烈,“独先生于此事默不一言”。因此各界人士函电纷驰,质询孙文的态度。有报纸还传出孙文与日本结盟。孙文于是在3月10日做了两件事:一是为自己的沉默辩护,命党务部发出〈中华革命党第八号通告〉,说“且夫吾党所处之地位,纯系一秘密组织之团体,对于国际交涉,固未可立言者也”。二是写信给美国华侨同志说:“余固深信驱除袁世凯为今时所当行之事,若谓借助于日本一说,虽至愚之人,亦足以知日本万不可靠,稍有识者亦当知造谣者立说之谬妄矣。”但在四天之后,孙文给日本外务省的上述信件就发出了。

由此可见,孙文简直是个大骗子,自己卖国,还要说别人造谣。毕竟他的这些卖国证据,都可以在日本外务省的档案中找出来,并非稗官野史。当然,日本政府最后没有理会无权无势的孙文。孙文只成为了日本威胁袁世凯的魔影,或者只是日本对袁世凯谈判的筹码。孙文的指望再次落空。

九、满蒙再诱日本:在袁世凯死后的所谓护法战争期间,孙文继续以出让满蒙为诱饵,希望得到日本的帮助。1917年9月15日,日本社会活动家河上清访问广东军政府。孙文在会晤时明确地表示,一旦他掌握了权力,将愉快地将满洲交给日本管理。1918年11月16日,他在上海会见日本实业家松永安左卫门时又说:“日本如果援助南方派的话,可以承认日本对满蒙的领有。”

事实上,当时日俄早有密约,瓜分满蒙领有,亦即日本事实上已经领有满蒙。日本政府又何需付钱给破落户孙文,去换取孙大炮的嘴皮承认?孙文的目标很简单,就是要骗取日本政府回应,变相给他一个收受外国政府回应的名分,标榜自己才是中国正统,简直恬不知耻。

十、密约美日商人:及至1920年代,孙文与美、日商人签订密约,一再出让大量利权。1921年1月17日,孙文与美国芝加哥商人乔治·香克(George H. Shank)订立密约:香克将帮助南方政府发行公债一万万金元(当时约合中国币二万万元),而“作为回报”,所有经香克组织和开发的工业,其产生纯利之1/3,均归香克所得;又将购材料之买价,香克得25%。

1922年2月5日,孙文又与日华林矿工业公司的代表签订密约,规定该公司提供2万支长枪、72尊野炮、120支机枪及相应的弹药和500万日元为条件,“同意将海南岛,及所有沿广东海岸之岛屿的开发权,及从厦门以南至海南岛的渔权,全让给公司专利包办”;“同意公司对开发广西之林矿有优先权”;“政府指派三分之一的委员名额,委员会主席须为日本人”。此事当时已经引起包括海南岛在内各地人士的强烈抗议,一再向孙文和军政府质问,而且《申报》和《华字日报》等报刊也曾连续追踪报导。

十一、提倡独裁人治:1920年11月,孙文要对新国民党(中国国民党)实行“章程改正”,宣称“党原本就该是人治,而非法治”;“我这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也可以叫作孙文革命;所以服从我,就是服从我所主张的革命;服从我的革命,自然应该服从我”(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会议的演说)。这完全是沿袭数年前流亡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时,命令追随者发黑帮式毒誓效忠孙文的流氓套路。

孙文还在《三民主义》一书强烈批判西方启蒙思想及新文化运动:“讲到中国固有的道德,中国人至今不能忘记的,首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但是现在受外来民族的压迫,侵入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势力,此刻横行中国,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正如当时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所言,孙文实际上不理解新文化运动。不论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三序构想被写得如何复杂繁琐和天花乱坠,孙文内心的真实世界观,绝对反映在上述言论当中。

十二、联俄容共起祸:当孙文接触到苏联共产国际,知道要钱有钱、要炮有炮的潜质之后,他的言行又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又开始有奶便是娘,拥抱新文化,拥抱钱和枪。

据汪精卫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报告,孙文是在马林访华之后,才发现当时苏俄的“新经济政策”跟自己的民生主义实业计划相当类似。不过,孙文更感兴趣的,却是苏俄共产党的革命与组织。1923年11月,孙文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员演说时指出:“故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当然,除了组织原理,孙文更感兴趣的是资金和军事援助(武器、政治顾问、军事顾问、黄埔军校)。正因如此,孙文与以列宁为首的苏共一拍即合。

联俄容共,始自1922年8月共产国际〈致驻中国南方代表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指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承认国民党为革命组织”,“共产党员必须支持国民党,特别在国民党内,必须代表无产阶级分子与手工业劳力发声”。共产国际更加要求中国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但不解散共产党,由国民党“容共”,共产党员拥有双重党籍(跨党),开展所谓“党内合作”。

1923年1月,〈孙文越飞宣言〉正式发表:为实现国家统一与完全独立,中国可以期待苏俄援助,国民党与苏俄共产国际合作自此拍板定案。孙文勾结苏联成功之后,在同年3月成功驱逐主张联省自治而治粤有成的陈炯明,在炮火中回到广州,成立第三次独裁广东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大本营),最后搞到广州人鸡飞狗走。毕竟苏共眼见形势大好,愿意提供200万卢布,有意在中国北方或西部之省设置作战机关,提供8千支日本式步兵枪、15支机关枪、4台大炮、2辆装甲车,设置军事学校。孙文当然喷饭后爽快答应,任命蒋介石前往莫斯科,向托洛斯基学习红军的组织原理,然后回到广州创建黄埔军校,担任校长,催生国民革命军。孙文在失落总统宝座之后,幻想夺权这么多年,终于露出了一线曙光,不禁令他欣喜若狂。

后来,苏共帮了孙文最关键的一把。1923年底,共产国际派遣政治顾问鲍罗廷引导中国国民党“改组”,设置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从表面上的孙文一人独裁党制,转变为貌似由委员会协商民主式裁决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制度。然而,所谓投票其实只是形式操作,实际上是必须从孙文准备好的候选人名单中选择,然后举行纯粹仪式性质的投票。这正是中国国民党及中国共产党本是同质同构的最佳证明。两者均听从共产国际的命令。及至1924年1月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终于议决了新党章,规定“本党将以创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孙先生为总理”。孙文成为了永远的总理,至于金日成也只不过是后来的模仿者。自此之后,局限于广东的领袖独裁的党国制度随之展开。

联俄容共的最后结果,当然是导向孙文在1925年死后,蒋介石在1926年开展由苏俄幕后操控及资助的北伐战争,以及由蒋介石在1927年建立起清党、剿共后完全的党国政治体制。民国,至此沦亡。后来,蒋介石专政、日本侵华、国共内战、毛泽东极权,完全离不开孙文的联俄容共、党国体制,以及共产国际的强力操控。孙文联俄容共,独裁霸道,引狼入室,贻祸百年,至今不息,该当何罪?

孙文最恶心的部分,莫过于以下荒谬的想法:天赋人权说有问题;人类不是权利平等(需要区分为圣、贤、才、智、平、庸、愚、劣);中国人民太过自由;代议体制绝非理想;成立共和国后要让四亿人当皇帝;“个人不可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到了国家能够行动自由,中国便是强盛的国家”;“诸葛亮是有能没有权的,阿斗是有权没有能的。阿斗虽然没有能,但是把甚么政事都付托给诸葛亮去做;诸葛亮很有能,所以在西蜀能够成立很好的政府”;“我们应该把国家大权付托给贤人,不限制他们的行动,事事由他们自己去做”。

看着这些说法,大家现在还不猛然醒悟吗?搞到最后,习近平与孙大炮倒是真的有点惺惺相惜。孙文死后的国民党独裁、共产党极权,祸首是苏联,买办是孙文,根源在于此。

总结:革命先行者,民族大灾星

综观全局,难道习近平、梁振英之流真诚地呼吁大家学习如此真实的孙文吗?学习孙文搞革命?搞政权?搞独立?搞骗术?搞幼齿?搞女人(大月薫、浅田春、卢慕贞、陈粹芬)?弃女儿(宫川富美子)?还要学习孙文面向日本人时,常把“支那”挂在嘴边?习近平呼吁大家学习孙文,其“辱华”、“煽动颠覆政权”、“煽动分裂中国”行径,岂非昭然若揭?

有人或许会用“瑕不掩瑜”或“功大过微”来评价孙文。请问:难道上述事迹都是小瑕疵而已吗?大家千万不要是非不分,真假混淆,浑浑噩噩地捧着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吟诵,盲目终此一生。毕竟,孙文的“瑜”是甚么?真的“瑕不掩瑜”吗?请大家摆出事实和证据理性讨论,千万不要摆出“国父”、“伟人”等不可挑战的姿态来吓唬人。

有人还会说“只是小瑕疵,恶果未遂(未完成)”。请问:如果孙文当时真的当权,导致恶果既遂(已完成),那还得了吗?如果恶果未遂就是小瑕疵,包括刘晓波在内所有背负着所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当然只是被构陷的罪名)的人,都应立即被无条件释放。如果恶果未遂不是小瑕疵,而是大问题,孙文即有大问题,现在公开吹捧孙文的习近平就有更大的问题,应即就地正法。

综观孙文一生,的确有鼓吹共和、筹款革命、传播思潮、撼动满清帝制统治威信之功,但在行动上却没有真正推翻满清(清帝逊位是袁世凯政变的结果,辛亥革命时孙文正在美国潦倒生活),而且孙文始终欠缺自由、人权、宪政、民主的完整信念(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三序构想都是充满各式各样的胡堆乱砌),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个顽固倔强、折衷思考、能言善辩的人而已。所谓二次革命、中华革命党、广州军政府、自封大元帅、驱逐陈炯明、联俄容共,更是祸国殃民之举,进而开启史无前例的中国百年沉沦悲剧。孙文功不补过,堪称民族罪人,绝非国父或英雄。

孙文,根本就是中国百年灾难的祸首,最后更一手摧毁民国,为蒋介石1927年起升级专权以及毛泽东1949年起再升级极权做出关键的铺垫。民国初年的国民党宋教仁、进步党梁启超等志士仁人,才是真汉子、真英雄。这些人跟孙文是活在完全不同的知性层次和精神境界。历史没有如果,孙文实属祸首,已可下此结论。

毕竟,号召革命的组织或团体究竟有无权力或正当性出让国家利益?即使把孙文的言行看作是为了崇高“目标”而采取的所谓“策略”,大家又如何能够证明他那些目标的崇高性以及策略的必要性?归根结柢,孙文的真正动机是甚么?大家不妨冷静细心思考,多读历史书籍,不要被人云亦云的教科书史观所迷惑。

孙文不是国父,只是一尊大炮;核心不是能人,只是十级脑残。我对孙文的评价很简单:革命先行者、民族大灾星。及至国民党及共产党都殒灭之后,主流社会必将重新认识真实的孙文。我只是期望有识之士可以早一点、快一点,不要随波逐流。

minbao

Advertise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