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湘鹏: 刺客贾敬龙

%e5%88%ba%e5%ae%a2%e8%b4%be%e6%95%ac%e9%be%99_%e5%89%af%e6%9c%ac

河北没什么有趣的东西。‌‌“三年大变样‌‌”后,它也是一个庸俗的物质之城。它与河南山东贵州没什么区别,城市之梦终结在市中心的高价房上,那些闪闪发光的万达广场是蛮族的胜利。河北真正有意思的是‌‌“燕赵多慷慨之士‌‌”,出于或死于燕赵之地的勇士如星光点亮了历史。

2016-11-15  来源:作家树

我在石家庄建华大街十字的汉庭酒店里见到贾敬龙的姐姐。和她坐在一起,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就是这个时刻特别平淡,真的是特别平淡。闪亮的热水壶上面有环境的映象,一切都有井井有条。什么灾难都无法撼动日常生活的庸常。

贾敬龙的姐姐穿着黑色的套头衫和运动鞋,两脚交叠在一起,一直都没有分开过。她学习成绩不错,考上了大学,学的是工商管理。他确实就像每个班里都会有的那种最安静顺从的女孩,说话声音细小。和两周前网络上的照片比较起来,她的脸颊和下巴像锥子一样连成一体,体重掉了很多。话音一落,她就扶一下眼镜,低下头体验着这种时刻的价值,这是走向死亡的时间。

贾敬龙像二姐一样,是一个害羞的孩子。甚至在家里,他的话都不多。有些事他会和二姐聊聊,但他的世界还是通过动物、植物、器物表现出来的。

他养了一百多盆花。其中多数是彩色的仙人球、仙人掌、生石花、蟹爪兰这些多肉植物,也有数量不多的海棠等娇嫩贵气的花卉。这样的搭配,使照顾一百多盆花卉,不是一件承受不起的负担。周期性地照料不同性格的花卉,是养花人的乐趣。这在北高营村不是一件大事,却可以让人们为此记得他。到家里串门的村民们,看到这些漂亮的小东西,多少有点感动。他们为这个男孩的生活情趣所鼓舞,常常要带走一盆两盆。

这在中国家庭里并不少见。一个沉默的男孩,往往是家里最深情的那个孩子,营造着自己独特的世界。贾敬媛上大学后问贾敬龙:‌‌“你考不考大学?‌‌”

‌‌“不考。家里哪有钱啊?‌‌”

‌‌“那你自己想不想上?‌‌”

‌‌“也不想,没意思。花了钱又花时间,出来还是找不到工作。不如早点出去打工,有点经验不见得比上大学差。‌‌”

或许是年龄相近,他们两的看法往往一致。‌‌“我都后悔上学了。‌‌”

父母那一套社会经验和空头说教,他们两都听不进去。90后、80后、70后的代际差异都难以调和。过去有用的,现在都没有用了。过去的坏事,现在也都成了好事。北高营村有些穷了几辈子的农民,现在都开始开奔驰了。但努力是没有用的,发财都不是努力干来的。过去有用的,现在一点用都没了。

‌‌“我打算趁年轻,干些最苦最累的活。只有这样才能存点钱。‌‌”贾敬龙在他拥有的选项里,选了一条适合自己的路。那时家里的房子还没拆,他把打工攒下的积蓄,在二楼做些装修、在屋顶修个阳光花园,他可以在他的世界里生活。

某种程度上,全家人的感受是一致的,未来干什么都不清楚。他们是最后一代农民。但他们还不知道如何在城里生存。过去他们拥有土地,依靠土地生活。现在他们就待在房子里,依靠房子生活。土地上可以种庄稼,现在他们发现房子就是一种庄稼,他们站在庄稼上。

现在很多农民觉得可以做这个,也可以做那个。到处都是干着奇怪行当的人:民间贷款、迁坟的、埋垃圾的、拉美风情园、新西兰教育体系。但贾敬龙和二姐却觉得什么也干不了。姐姐失业了。贾敬龙在院子里养了一地的花。父母有时候会说,现在比过去好多了。可他们感觉明天没了。他们没搭茬,他们不愿意和父母说这些。

上初中的时候,贾敬龙在市场了买了6只鸽子。鸽子下蛋后,他仔细照料,逐渐成了二十多只的鸽群。每天打开铁丝笼,这些鸽子就冲向天空,享受华北浩渺的天地中的自由,它们一直飞到滹沱河上,有时还沿着京珠高速公路,往鼎坚市场方向飞。太阳落山前,它们齐刷刷地回来,收好翅膀,点点头。家里的每个人都跟他提过啥时候吃鸽子肉啊?鸽子蛋也行啊?

贾敬龙伸出食指放在两人中间说,‌‌“打住。‌‌”

‌‌“鸽子蛋没事吧?‌‌”有时候二姐在饭桌上逗他。

‌‌“你想吃你自己下吧。‌‌”

有一天,一只鸽子没回来。贾敬龙站在院子里搜寻着天空。二姐问他:‌‌“可能出现了什么情况?‌‌”

‌‌“也许是被人打了。‌‌”

‌‌“不会是飞丢了?‌‌”

‌‌“不会。‌‌”

两个人等了一会儿,然后再也没说什么。他们怀疑鸽子被别人打了。现在卖鸽子肉蛮赚钱。

过了两天,这只鸽子飞回来了,它在屋顶上绕着圈,就是不下来。贾敬龙赶紧叫二姐来看,他们跟鸽子招着手:‌‌“来,来。‌‌”鸽子还是没下来。贾敬龙看到天空中还有另一只鸽子,他高兴地说:‌‌“你看,它谈恋爱了,那是它的爱人。‌‌”

‌‌“那它还会回来吗?‌‌”

‌‌“可能不会了。‌‌”

这只鸽子和它的爱人间隔两天就回来一次,但两个星期后,终于还是消失了。

贾敬龙16岁就开始工作了。20岁在附近的药厂里当工人。上班时骑着一辆自行车,去南高营的华曙制药厂打工。这家企业日趋衰败,效益大幅下滑。实际上,它曾是河北最强的乡镇企业,是全球土霉素碱产量最大的药企。但这会儿,它已经濒临破产。原因是多方面的,与企业管理、医药市场、国际贸易、金融风暴都有关系。但更明显的原因是房地产价格暴涨。做什么项目都不如房地产开发赚得多。因此这个企业被南高营村委会持掌后,改组了领导班子,一门心思盼着企业倒闭,把地皮腾出来搞房地产开发。贾敬龙赶在这个时候上班,并不知道自己所在的地方有多不牢靠,他不知道掌控自己命运的努力有没有效果。

有一天,上班路上,他的车胎爆了。他把自行车扔到路边的锁在一棵树上,打了一辆出租车,在厂门口下车时,恰好撞见了车间领导。领导特意跟工人们表扬了二十岁的贾敬龙:这小伙子可以,我看到的是一种精神,小伙子有一种轻物质利益,重原则的一种态度。可以。

为了赚钱,贾敬龙选择最累的计件工资干,多劳多得,一天干10个小时,一个月能拿2000元。两年下来,他的手粗糙不堪,和七八十岁的老头差不多。二姐说:你哪能这么糟蹋自己啊?

年轻就是资本啥意思?就是这意思。我的手还能长回来。现在把年轻这个资本多投点,老年的我就是年轻的我的资本家。

这件事他做过头了,手一直都没长回来。当他成资本家时,他的手伸出来,会吓人一跳。

在同龄人中,他的形象老气横秋。在他寥寥可数的几张照片上,他穿着打扮像个七十年代的人,老成、过时、没有个性。这是个认知偏差。在他自己看来,这可能是个优点:古典。在这个观念非常混乱的时代,古典是个真正特殊的性质。

他养花、养鸽子、吃苦、尊重原则。和同龄人去爬山时,他不会讲段子、厌恶网络语、也没穿戴一套棒球帽和慢跑鞋。他没有一张自拍照。在那几张寥寥可数的照片上,他站的笔直,挺胸昂首,双手拄着棍子或背手而立,像是一个人被内在的纪律所要求,要表达自己要成为的人。看起来,那就是一个侠客。

二姐贾敬媛说,他看书不多,他写东西也不多,她都不知道他写诗。他的日记或诗作,已经在第二次拆迁中毁为废墟,当作工业垃圾被填埋在某处了。没有人知道他写了什么诗,或喜欢那种诗人,但他留下来了一首,曾贴在北高营村的回迁房的单元门上,将会令人震惊、令人羞愧:

人生一世草一秋,卑躬屈膝男儿羞。既有舍身取义志,何惧此刻命将休。

只剩下些再也无法接触贾敬龙的日子,我就在北高营村里蹓跶,感受他生活过的环境。后来我走进了鼎坚市场,找到了贾敬龙购买射钉枪的那家商铺。那里叫‌‌“钉子世界‌‌”,是一个幽幽暗暗的,充满机油、盒饭和底层社会气息的世界,掌柜和伙计话不多,任由我手里玩弄着一把射钉枪。他们这种冷冷的态度,好像能够与外面危险的世界划清界限。

这是一把红色的一尺半长的射钉枪,在建筑装修行业里不足为奇,它以发射空包弹的火药作为动力,将射钉打入建筑体。击发时,应将射钉枪垂直压紧压在工作面上,才能工作。但网络上到处是改装射钉枪的图文教程,有些还加了消音器、折叠后托和固管套筒,直接让人联想到Ak47。这个工具在手里,你感觉就像是一个士兵而不是民工,说明书介绍说,射钉在飞离钉管时具有每秒500 米的动能。

这个多少钱?

130。

春节那天贾敬龙把两把射钉枪放在六个核桃的包装盒里,混在人群中,心潮起伏。

我想这是一个错误,没人注意到贾敬龙是一个诗人。他父母当然不知道,他二姐也不知道,就连他的女朋友也不知道他是一个诗人。她只知道贾敬龙用一分钱纸币为新房叠了一块匾:我爱我家。她只知道贾敬龙用粗糙的双手陪她一起织十字绣。她只知道他对仙人球、鸽子、屋子有独特的感情,但大多数人们都不关心这个,也不看重情感这种人性了,人们干得是奇奇怪怪的事。

贾敬龙打着方向盘逃离人群时,同时打了一个电话给前女友,他简短地告诉她:告诉你爸妈,我把何建华打死了,我去派出所自首。女友已经嫁了人,并且有了孩子。贾敬龙说完,就把电话扔掉了。他所说的意思,再清楚地表达一下是:世界上有因果,世界上有一些看不见的真理。

这是一个安慰。

他的另一个手机上,有一条未能成功发出的短信,每个字都像火一样灼烧着:我以颤抖激忿的心潮按下群发,以热泪感馈关心我之短信对方;狂野在报仇何建华的自首之路,心絮沸腾的坦然;在此紧仅的分秒钟,想对你的有且只能深鞠一个真挚的谢!斯是此生,愧报淡雅;蒙恩为酬,来世相馈。

这是他的孤独。

一辆车撞上了他的车头,把他的红旗车挤在路边,他打开车门下来,走在北高营村的大地上,那是个新年,鞭炮声在萧瑟的平原上回响着,北高营的门楼上红旗飘飘,天空蓝的可爱。村民们拎着钢管,砸断了他的大腿。

河北没什么有趣的东西。即便‌‌“三年大变样‌‌”后,它也是一个庸俗的物质之城。它与河南、山东、河北、贵州没什么区别,城市之梦终结在市中心的高价房上,那些闪闪发光的万达广场和其中的奢侈品,也许是蛮族的胜利。河北真正有意思的是‌‌“燕赵多慷慨之士‌‌”,赵云、张飞、在《史记刺客列传》里,两刺赵襄子的豫让,刺赵相累侠的聂政,刺赢政的荆轲,继荆轲之后,刺赢政的高渐离,都是出于或死于燕赵之地。

这些勇士如星光点亮了历史,贾敬龙在计划刺杀的两年里,不可能不想到他的前辈们,尽管这个时代已经抛弃了勇士的价值。但‌‌“他们‌‌”正是他两年来住在一个没有花、没有狗、没有亲人的砖头垒成的床上,感受到的唯一温暖。

河北今天是什么样子,以后就是什么样子,没什么真正的‌‌“大变样‌‌”,日常生活是机械无情的,人人都做着自己该做的事。

贾敬龙做了他该做的,

贾敬媛做了她该做的,

律师和媒体做了他们该做的,

看新闻的人做了他们该做的,

删新闻的人也做了他们该做的,

法院终于也做了他们该做的,

今天,有一位朋友,把一颗子弹打到贾敬龙的脑袋里。

这位朋友也做了他该做的事。

这是一个普通的日子,

除非我们看出了这一点。

贾敬龙的第二首诗,是和这个普通生活告别的诗,这首诗如此精彩,以至于我们能够确认在他短短的生命里,热爱过诗歌,的确像诗人一样生活过:

今当刑离,半梦消断,一往无前。

纵万般洒脱,玉石莹莹,清白颠覆,自有堪堪。

绛河澄澈,皓月婵娟,思凝眸。

哀空残月,待憔悴,或余日无多,肝胆涅槃。

世间何其涟滟,常愁余放风倚阑看,念香花幽草,犹忆偏爱,蛐鸣蝶舞,览尽风姿。

一任孤掷,贾在高营,惟是泯仇愧泽酬。但已矣,恨有幸人来,泪与君别。

 

Advertisements

桑普: 习近平与孙大炮|民报

3.png

今年11月12日是中华民国首位临时大总统孙文的150岁冥寿。有些话还是不吐不快。篇幅颇长,国粉慎入。

2016-11-15

习近平的独裁专政谎言

11月11日,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兼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标榜孙文的所谓“爱国主义”,“缅怀他为民族独立、社会进步、人民幸福建立的不朽功勋,弘扬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激励海内外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好一副无知无畏的样子。他主要谈及以下三点:

1.道统。习近平指出孙文强调要“振兴中华”,“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忠诚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 “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总之,习近平就是说:你们崇拜孙文,就应该尊崇我,因为我是支持、合作、继承孙文的世界冠军,我已经攀上了历史颠峰。

2.国情。习近平突出孙中山“不泥古、不守旧,不崇洋、不媚外”,强调“中国的社会既然是和欧美的不同,所以管理社会的政治自然也是和欧美不同”、“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因此“改造中国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走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但又“从不拒绝修正自己的思想和主张”,“总是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察世界之潮流,兼收众长,益以新创,努力赶上时代潮流”,“无论是从社会改良主义者转变为坚定的民主革命者,还是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新三民主义,都体现了他敢于突破局限、不断自我革新的可贵精神”。总之,习近平就是说:我学习孙文,充满自信,想怎样就怎样;抄也对,不抄也对,改也对,不改也对,如果你说我不对,反正就是你不对。

3.反独。习近平宣称孙文始终反对一切分裂国家、分裂民族的言论和行为,进而表示“台湾任何党派、团体、个人,无论过去主张过甚么,只要承认‘九二共识’,认同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我们都愿意同其交往”,“‘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总之,习近平就是说:“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孙文要统一不要分裂,我也是这样,所以谁要搞港独、台独、藏独、疆独、蒙独,就会成为背叛孙文的过街老鼠。

习近平的整个发言稿,根本全是在法西斯思维主导下的独裁专政谎言恫吓垃圾渣滓。我不拟多谈“道统”及“国情”这两点,因为孙文所提倡的三民主义、建国大纲、五权宪法、三序构想(军政、训政、宪政)、先知先觉、训政保母,跟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权贵资本主义)等说法和做法根本差异极大,完全不值一驳。

我比较好奇的是习近平如何得出孙文反对分裂国家这个莫名其妙的结论。习近平高举孙文,标榜孙文是反分裂国家的中华历史楷模,其无知、无能、无畏程度,简直令人感到可耻、可笑、可怜。

毕竟,中国共产党本身正是不断煽动独立(弱势时播独、强势时反独)的政权。读者可自行参阅程翔先生〈诸独根源皆中共〉一文,资料相当翔实。我在此不拟重复,反而想指出孙文本身也是“卖国贼”!国粉、孙粉对此肯定感到不高兴,往往是源自他们对历史真相的无知。至于习近平这次大放厥词,鼓励大家学习孙文,正是自暴其短,咎由自取,公开呈现自己的无知与弱智。

孙文的卖国祸国行径

广州中山大学袁伟时教授在2006年对于孙文在“联俄容共”(中国百年灾难的起点)之前的一系列主要卖国行径,已经做了相当翔实的资料整理,现在另外加上我搜集的其他资料,逐一铺陈如下。此外,我也在文末补充了关于孙文临终前联俄容共勾当的卖国祸国行径实录。国粉们、孙粉们,看完之后,料必哭崩、气炸。悲愤过后,面对真相,回头是岸。

一、福建划给日本:1900年,孙文为了策动广东独立,竟与日本驻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暗订密约。在日本支持下,孙文联络日本军人及浪人发动惠州起义,由义军故意佯攻厦门,引来日军直接出兵福建,事成后允划福建为日本势力范围。后来,西方列强对日本施加压力,英美军舰开赴厦门近海向日本海军示威。伊藤博文出任新首相后,严令儿玉源太郎不得轻举妄动,并且驱逐孙文,因此孙文功亏一篑。究竟是谁在勾结外国势力,是谁在搞分裂闹独立?彰彰甚明。习近平现在要我们学习孙文,那么大家说好不好呢?

二、华南租给法国:约在1900年6月初,革命尚未成功,孙文“会晤了法国公使朱尔斯·哈尔蒙德,希望得到法国军火装备和法国军事参谋的帮助,按照哈尔蒙德先生的报告,作为交换条件,孙文提出在华南境内给法国人大面积的租界”。1902年12月底或1903年1月,孙文抵达越南河内,与法国总督的私人秘书会谈,答应“在华南建立起联邦共和国以后,它将转向法国要求帮助,为了取得法国的支持,并将给以大面积的租界”。

更有甚者,1907年,孙文再度亲赴越南,获法国殖民当局协助,发动广西边境一系列起义,与法国军官携手亲自在镇南关外开炮轰击清国军队。习近平现在要我们学习孙文,那么大家又说好不好呢?

三、满洲送给美国:1910年3月,孙文与美国人荷默·利、布思会谈,三人成立一个组织“辛迪加”。孙文任命布思为“辛迪加”和同盟会两者的“驻国外的唯一财务代表”,并授他以处理贷款、收款和购买所有陆海军装备的代理人的全权。“辛迪加”则保留其权利,以“负责掌握铁路建设的借款,割让满洲矿藏租借地给美国支持者,在临时政府建立以后,将借款转用于中国经济建设”;“美国人同意在十七个月之内筹足三百五十万元,分为四期摊付给孙文”。有价有市,不是卖国,那是甚么?孙文真是我们的榜样吗?但是习近平现在要我们学习孙文,那么大家应该怎么办呢?

四、优惠献给英国:1911年武昌起义后,孙文没有先回中国,反而辗转来到伦敦,寻求英国政府帮助。孙文答应在英国政府的建议下活动,给予英国和美国享有超过所有其他国家的优惠待遇,承诺将把中国的海军置于服从他个人命令的英国军官指挥之下,而对日本的态度也将根据英国的建议办事。由于英国政府寄望于袁世凯,没有理睬这些建议。习近平还要大家学习孙文吗?

五、满蒙卖给日本: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身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文,偕同秘书长胡汉民,会同三井财团代表森恪及宫崎滔天、山田纯三郎会谈。会谈前,森恪等人已得到先后出任首相的日本政界元老桂太郎、山县有朋等授意,冀图与孙文等革命党人订立密约,使满洲归日本所有。会谈中,孙文表示:“当此次举事之初,余等即拟将满洲委之于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国革命。”日本政府如能“火速提供资金援助”,“余或黄兴中之一人可赴日本会见桂公,就满洲问题与革命政府之前途,共商大计”。此事一波三折,后因日本陆军大臣石本新六拒绝以金钱收买满洲而告吹。

无论如何,据与孙文有密切交往的内田良平所言,从1905年甚至更早时开始,孙文曾在劝进日本朝野人士时一再声称:“满蒙可任日本取之,中国革命的目的在灭满兴汉”,“日本如能援助中国革命,将以满蒙让渡与日本”。从1898年起至1923年止,包括与森恪的谈话在内,类似记录共十条,交涉对象包括首相、陆军参谋总长、政坛元老、财阀。

总而言之,孙文把满蒙及当地人民算作甚么?五个大字:任日本取之!孙文既要灭满兴汉,后来又主张五族共和,两者前后矛盾,岂非精神分裂?习近平要大家学这种人,居心何在?

六、央行送给日本:把设立国家中央银行的权力让给日本人,更是孙文的一大发明。1912年1月10日,南京临时政府(实际上是过渡政府)成立后不久,孙文致函曾任日本大藏大臣的阪谷芳郎,委托他建立中国的中央银行:“设立中央银行事,应即迅速进行。”

十天后,阪谷覆函孙文:“接到贵电及中华民国元年一月初十日贵翰,委托阪谷以贵国中央银行设立之事”,因此他草拟了〈中华国立中央银行设立特许札〉,要求孙文盖章批准。其中规定:“该特许札之有效期限,自交付特许札之日起算,以五十年为限”,而“政府于本条期限之间不能收买”;“该银行有发行纸币之特权”。其他职能还包括“国库之岁入及岁出”、“内外国债之整理及新招集国债之时,可使该银行办理”、 “货币之整理及改造”、“管理印花纸出入贩卖等事”、“政府设定监督银行之业务”等。此外,重要人事“任免全权”交予阪谷。

孙文轻率妄为,差点丧权辱国,财政大权尽弃,幸好没有办成。此事曾于1913年5月19日被著名记者黄远庸公诸报端,这也是国内报刊第一次揭露孙文在对外关系中损害国家利益。凡此事实,证据昭昭,无从抵赖。习近平难道呼吁把现在的中国人民银行交给日本政府来接管吗?

七、与袁对日争宠:国民党领袖宋教仁遇刺后,孙文一口咬定袁世凯是凶手(事实真相是孙文具有杀宋教仁的动机,而袁世凯则没有),坚持不经司法程序,不听黄兴劝阻,发动二次革命,图谋夺权,当然失败,亡命赴日。孙文不知自省,竟然认为“日助我则我胜,日助袁则袁胜”,更加不惜代价,跟袁世凯竞逐日本支持。

1930年代初,后来任《大公报》总编辑的著名报人王芸生在《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中,全文公布孙文在1914年5月11日写给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卖国信,声言“只要你肯贷款给我,我给你的条件,要比袁世凯给你的条件更加丰厚”。信中要点有四:

1.卖国:中国对日本可以起到比印度之于英国更大的作用;内政、外交、军事、实业、司法等均可靠日本帮助,且“可开放中国全国之市场,以惠日本之工商,日本不啻独占贸易上之利益;日本制造品销入中国者免税,中国原料输入日本者亦免税。

2.损人:袁世凯政府实际上是反日的,只是“佯与日本周旋,而阴事排斥”,“故表面犹买日本之欢心,设其地位之巩固过于今日,其对待日本必更甚于今日”。

3.利己:自己的党不掌权,中国不可能安定:“夫惟民党握中国之政柄,而后中国始有治安可言也”,“抱有主义,为求其之必达,生死以之,民党之志一日不伸,即中国一日不能安”。

4.勾结:勾结日本势力,协助颠覆政府。“日本能助革命党,则有大利”,“中国革命党事前无一强国以为助,其希望亦难达到”,但“助一国之民党,而颠覆其政府,非国际上之常例。然古今惟非常之人,乃能为非常之事,成非常之功。窃意阁下乃非常之人物,今遇非常之机会,正阁下大焕其经纶之日也。”

孙文毕竟势孤力弱,当然无法打动日本首相。黄兴斥之为“党德败坏,竟至此极”,“此种卑鄙手段,稍有人格者不为”。内外疑谤丛集,真伪莫辨,亲痛仇快,祸根在孙文。难道习近平要鼓动中国人做足上述四点吗?

八、超越二十一条在日本迫使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之际,孙文竟然主动要求与日本政府结盟,升级卖国。日本在1915年1月18日向袁世凯提出恶名昭彰的二十一条(后来激化五四运动),几经讨价还价,日本政府于5月7日发出最后通牒,袁世凯政府于5月9日无奈地表示欣然接受,把满蒙、山东、汉冶萍公司等重要权益奉送给日本,激起全国愤慨。原国民党人及革命党追随者纷纷主张一致御侮。林虎、熊克武、程潜、冯自由、林森、谢英伯、钟荣光、黄兴、陈炯明、柏文蔚、钮永建、李烈钧等人反对假借外力,决不轻言革命。然而,孙文对此视而不见,一意孤行其荒诞主张。

2月5日,孙文、陈其美与满铁株式会社的两个重要人物犬冢信太郎、山田纯三郎订立了一份所谓《中日盟约》。3月15日,孙文给日本外务省政务局长小池张造写信,寻求日本政府“提携”,并将四人签署的《中日盟约》作为草案送交日本政府。小池张造正是二十一条的起草者。《中日盟约》草案和这封信,跟黄兴、陈炯明等人的主张截然不同。

孙文草拟的《中日盟约》规定:“为便于中日协同作战,中华所用之海陆军兵器、弹药、兵具等,宜采用与日本同式。”“与前项同一之目的,若中华海陆军聘用外国军人时,宜主用日本军人。”“使中日政治上提携之确实,中华政府及地方公署若聘用外国人时,宜主用日本人。”

在经济领域,从攸关经济命脉的金融到矿山和铁路、航运,也全交由日本控制,“宜设中日银行及其支部于中日之重要都市”,“中华经营矿山、铁路及沿岸航路,若要外国资本,或合办之必要时,可先商日本;若日本不能应办,可商他国。属于前各项范围内之约定而未经两国外交当局者或本盟约记名两国人者之认诺,不得与他者缔结。”换言之,孙文勾引日本全面控制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排除其他国家。

在外交方面,中国也不能独立行事,“中日两国既相提携,而他外国之对于东亚重要外交事件,则两国宜互先通知协定。”

如果孙文成事,中国立即沦为日本的附庸国。如此卖国,日本政府已经彻底看不起孙文,以及孙文信中所写的支那,变相助长日本后来全面侵略中国的野蛮动机。

再看看孙文给小池张造的信:“不肖等经常确信,东亚之安全与福利全赖于日本之提携。”“昔日,贵国政府曾向敝国政府提出日中交涉事宜。对其详细内容,固然无法窥知,但其主要内容必定以日中亲善及东亚和平为目标。与敝人倡导之主张一致,不胜欣喜。”孙文对日本政府唯一的不满,是日本不以孙文一夥为主要合作对象,而“对无诚意之敝国政府始终一贯持续执行强硬之交涉,旷日持久,时至今日,实在可悲,远离日中提携这一最终目的之手段,敝人等遗憾至极。”

孙文对二十一条内容显示是知情的。自当年1月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后,报刊很快就报导了有关内容,海内外反应非常强烈,“独先生于此事默不一言”。因此各界人士函电纷驰,质询孙文的态度。有报纸还传出孙文与日本结盟。孙文于是在3月10日做了两件事:一是为自己的沉默辩护,命党务部发出〈中华革命党第八号通告〉,说“且夫吾党所处之地位,纯系一秘密组织之团体,对于国际交涉,固未可立言者也”。二是写信给美国华侨同志说:“余固深信驱除袁世凯为今时所当行之事,若谓借助于日本一说,虽至愚之人,亦足以知日本万不可靠,稍有识者亦当知造谣者立说之谬妄矣。”但在四天之后,孙文给日本外务省的上述信件就发出了。

由此可见,孙文简直是个大骗子,自己卖国,还要说别人造谣。毕竟他的这些卖国证据,都可以在日本外务省的档案中找出来,并非稗官野史。当然,日本政府最后没有理会无权无势的孙文。孙文只成为了日本威胁袁世凯的魔影,或者只是日本对袁世凯谈判的筹码。孙文的指望再次落空。

九、满蒙再诱日本:在袁世凯死后的所谓护法战争期间,孙文继续以出让满蒙为诱饵,希望得到日本的帮助。1917年9月15日,日本社会活动家河上清访问广东军政府。孙文在会晤时明确地表示,一旦他掌握了权力,将愉快地将满洲交给日本管理。1918年11月16日,他在上海会见日本实业家松永安左卫门时又说:“日本如果援助南方派的话,可以承认日本对满蒙的领有。”

事实上,当时日俄早有密约,瓜分满蒙领有,亦即日本事实上已经领有满蒙。日本政府又何需付钱给破落户孙文,去换取孙大炮的嘴皮承认?孙文的目标很简单,就是要骗取日本政府回应,变相给他一个收受外国政府回应的名分,标榜自己才是中国正统,简直恬不知耻。

十、密约美日商人:及至1920年代,孙文与美、日商人签订密约,一再出让大量利权。1921年1月17日,孙文与美国芝加哥商人乔治·香克(George H. Shank)订立密约:香克将帮助南方政府发行公债一万万金元(当时约合中国币二万万元),而“作为回报”,所有经香克组织和开发的工业,其产生纯利之1/3,均归香克所得;又将购材料之买价,香克得25%。

1922年2月5日,孙文又与日华林矿工业公司的代表签订密约,规定该公司提供2万支长枪、72尊野炮、120支机枪及相应的弹药和500万日元为条件,“同意将海南岛,及所有沿广东海岸之岛屿的开发权,及从厦门以南至海南岛的渔权,全让给公司专利包办”;“同意公司对开发广西之林矿有优先权”;“政府指派三分之一的委员名额,委员会主席须为日本人”。此事当时已经引起包括海南岛在内各地人士的强烈抗议,一再向孙文和军政府质问,而且《申报》和《华字日报》等报刊也曾连续追踪报导。

十一、提倡独裁人治:1920年11月,孙文要对新国民党(中国国民党)实行“章程改正”,宣称“党原本就该是人治,而非法治”;“我这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也可以叫作孙文革命;所以服从我,就是服从我所主张的革命;服从我的革命,自然应该服从我”(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会议的演说)。这完全是沿袭数年前流亡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时,命令追随者发黑帮式毒誓效忠孙文的流氓套路。

孙文还在《三民主义》一书强烈批判西方启蒙思想及新文化运动:“讲到中国固有的道德,中国人至今不能忘记的,首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但是现在受外来民族的压迫,侵入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势力,此刻横行中国,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正如当时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所言,孙文实际上不理解新文化运动。不论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三序构想被写得如何复杂繁琐和天花乱坠,孙文内心的真实世界观,绝对反映在上述言论当中。

十二、联俄容共起祸:当孙文接触到苏联共产国际,知道要钱有钱、要炮有炮的潜质之后,他的言行又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又开始有奶便是娘,拥抱新文化,拥抱钱和枪。

据汪精卫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报告,孙文是在马林访华之后,才发现当时苏俄的“新经济政策”跟自己的民生主义实业计划相当类似。不过,孙文更感兴趣的,却是苏俄共产党的革命与组织。1923年11月,孙文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员演说时指出:“故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当然,除了组织原理,孙文更感兴趣的是资金和军事援助(武器、政治顾问、军事顾问、黄埔军校)。正因如此,孙文与以列宁为首的苏共一拍即合。

联俄容共,始自1922年8月共产国际〈致驻中国南方代表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指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承认国民党为革命组织”,“共产党员必须支持国民党,特别在国民党内,必须代表无产阶级分子与手工业劳力发声”。共产国际更加要求中国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但不解散共产党,由国民党“容共”,共产党员拥有双重党籍(跨党),开展所谓“党内合作”。

1923年1月,〈孙文越飞宣言〉正式发表:为实现国家统一与完全独立,中国可以期待苏俄援助,国民党与苏俄共产国际合作自此拍板定案。孙文勾结苏联成功之后,在同年3月成功驱逐主张联省自治而治粤有成的陈炯明,在炮火中回到广州,成立第三次独裁广东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大本营),最后搞到广州人鸡飞狗走。毕竟苏共眼见形势大好,愿意提供200万卢布,有意在中国北方或西部之省设置作战机关,提供8千支日本式步兵枪、15支机关枪、4台大炮、2辆装甲车,设置军事学校。孙文当然喷饭后爽快答应,任命蒋介石前往莫斯科,向托洛斯基学习红军的组织原理,然后回到广州创建黄埔军校,担任校长,催生国民革命军。孙文在失落总统宝座之后,幻想夺权这么多年,终于露出了一线曙光,不禁令他欣喜若狂。

后来,苏共帮了孙文最关键的一把。1923年底,共产国际派遣政治顾问鲍罗廷引导中国国民党“改组”,设置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从表面上的孙文一人独裁党制,转变为貌似由委员会协商民主式裁决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制度。然而,所谓投票其实只是形式操作,实际上是必须从孙文准备好的候选人名单中选择,然后举行纯粹仪式性质的投票。这正是中国国民党及中国共产党本是同质同构的最佳证明。两者均听从共产国际的命令。及至1924年1月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终于议决了新党章,规定“本党将以创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孙先生为总理”。孙文成为了永远的总理,至于金日成也只不过是后来的模仿者。自此之后,局限于广东的领袖独裁的党国制度随之展开。

联俄容共的最后结果,当然是导向孙文在1925年死后,蒋介石在1926年开展由苏俄幕后操控及资助的北伐战争,以及由蒋介石在1927年建立起清党、剿共后完全的党国政治体制。民国,至此沦亡。后来,蒋介石专政、日本侵华、国共内战、毛泽东极权,完全离不开孙文的联俄容共、党国体制,以及共产国际的强力操控。孙文联俄容共,独裁霸道,引狼入室,贻祸百年,至今不息,该当何罪?

孙文最恶心的部分,莫过于以下荒谬的想法:天赋人权说有问题;人类不是权利平等(需要区分为圣、贤、才、智、平、庸、愚、劣);中国人民太过自由;代议体制绝非理想;成立共和国后要让四亿人当皇帝;“个人不可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到了国家能够行动自由,中国便是强盛的国家”;“诸葛亮是有能没有权的,阿斗是有权没有能的。阿斗虽然没有能,但是把甚么政事都付托给诸葛亮去做;诸葛亮很有能,所以在西蜀能够成立很好的政府”;“我们应该把国家大权付托给贤人,不限制他们的行动,事事由他们自己去做”。

看着这些说法,大家现在还不猛然醒悟吗?搞到最后,习近平与孙大炮倒是真的有点惺惺相惜。孙文死后的国民党独裁、共产党极权,祸首是苏联,买办是孙文,根源在于此。

总结:革命先行者,民族大灾星

综观全局,难道习近平、梁振英之流真诚地呼吁大家学习如此真实的孙文吗?学习孙文搞革命?搞政权?搞独立?搞骗术?搞幼齿?搞女人(大月薫、浅田春、卢慕贞、陈粹芬)?弃女儿(宫川富美子)?还要学习孙文面向日本人时,常把“支那”挂在嘴边?习近平呼吁大家学习孙文,其“辱华”、“煽动颠覆政权”、“煽动分裂中国”行径,岂非昭然若揭?

有人或许会用“瑕不掩瑜”或“功大过微”来评价孙文。请问:难道上述事迹都是小瑕疵而已吗?大家千万不要是非不分,真假混淆,浑浑噩噩地捧着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吟诵,盲目终此一生。毕竟,孙文的“瑜”是甚么?真的“瑕不掩瑜”吗?请大家摆出事实和证据理性讨论,千万不要摆出“国父”、“伟人”等不可挑战的姿态来吓唬人。

有人还会说“只是小瑕疵,恶果未遂(未完成)”。请问:如果孙文当时真的当权,导致恶果既遂(已完成),那还得了吗?如果恶果未遂就是小瑕疵,包括刘晓波在内所有背负着所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当然只是被构陷的罪名)的人,都应立即被无条件释放。如果恶果未遂不是小瑕疵,而是大问题,孙文即有大问题,现在公开吹捧孙文的习近平就有更大的问题,应即就地正法。

综观孙文一生,的确有鼓吹共和、筹款革命、传播思潮、撼动满清帝制统治威信之功,但在行动上却没有真正推翻满清(清帝逊位是袁世凯政变的结果,辛亥革命时孙文正在美国潦倒生活),而且孙文始终欠缺自由、人权、宪政、民主的完整信念(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三序构想都是充满各式各样的胡堆乱砌),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个顽固倔强、折衷思考、能言善辩的人而已。所谓二次革命、中华革命党、广州军政府、自封大元帅、驱逐陈炯明、联俄容共,更是祸国殃民之举,进而开启史无前例的中国百年沉沦悲剧。孙文功不补过,堪称民族罪人,绝非国父或英雄。

孙文,根本就是中国百年灾难的祸首,最后更一手摧毁民国,为蒋介石1927年起升级专权以及毛泽东1949年起再升级极权做出关键的铺垫。民国初年的国民党宋教仁、进步党梁启超等志士仁人,才是真汉子、真英雄。这些人跟孙文是活在完全不同的知性层次和精神境界。历史没有如果,孙文实属祸首,已可下此结论。

毕竟,号召革命的组织或团体究竟有无权力或正当性出让国家利益?即使把孙文的言行看作是为了崇高“目标”而采取的所谓“策略”,大家又如何能够证明他那些目标的崇高性以及策略的必要性?归根结柢,孙文的真正动机是甚么?大家不妨冷静细心思考,多读历史书籍,不要被人云亦云的教科书史观所迷惑。

孙文不是国父,只是一尊大炮;核心不是能人,只是十级脑残。我对孙文的评价很简单:革命先行者、民族大灾星。及至国民党及共产党都殒灭之后,主流社会必将重新认识真实的孙文。我只是期望有识之士可以早一点、快一点,不要随波逐流。

minbao

认识美国新选总统特朗普|BBC中文网

2.0.jpg早在角逐白宫大位之前,唐纳德·特朗普(川普)在美国便已因种种原因而成为家喻户晓的名人了。

2016-11-9

现年70岁的特朗普出身纽约地产富豪世家,虽然父亲弗莱德·特朗普家产万贯,但是家中排行老四的唐纳德·特朗普早年也必须从家族企业的基层做起。

父兄影响

13岁时,唐纳德·特朗普因在学校行为不检点,被转学送进军校就读。

大学时代的他就读宾州大学的沃顿(华顿)商学院,在长兄小弗莱德·特朗普投身航空公司飞行员行业之后,唐纳德·特朗普被看好会继承家族事业。

年轻时的唐纳德·特朗普年轻时的唐纳德·特朗普从家族事业的基层做起

长兄弗莱德·特朗普影响唐纳德·特朗普的不只这一点,根据唐纳德的说法,弗莱德43岁时因为酗酒而殒命,令他一辈子拒沾烟酒。

唐纳德自己说,他的事业是向他的父亲借了一笔百万美元的“小额贷款”起家,再加入家族事业之后,协助他父亲管理位于纽约各区的住宅计划。

1971年,唐纳德·特朗普正式接管家族事业,并且改名为“特朗普集团”。

唐纳德·特朗普的父亲在1999年去世,当时唐纳德·特朗普说“我的父亲启发了我”。

地产富商

在继承家族事业之后,他把事业中心从经营布鲁克林和皇后区的住宅转移到曼哈顿,将老旧不堪的海军准将酒店重修成为五星级的君悦酒店。

另外他还在曼哈顿第五大道兴建了特朗普名下物业最出名的特朗普大厦(Trump Tower),之后陆续兴建特朗普世界之塔、特朗普国际酒店等知名地标。

在印度的孟买、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还有菲律宾,特朗普也兴建了特朗普大厦。

唐纳德·特朗普还涉足投资酒店和赌场行业,但却最终导致所经营的公司四度申请破产保护。

除了兴建纽约地标特朗普大厦,特朗普还主持《实习生》节目除了兴建纽约地标特朗普大厦,特朗普还主持《实习生》节目

此外,他还建立了一个娱乐业帝国。1996年到2015年,特朗普名下的企业拥有环球小姐、美国小姐、美国青少年小姐选美节目的版权。

2003年,他首次上电视主持美国NBC全国电视台的实境节目《实习生》,节目中的参赛者经过层层淘汰就为争取特朗普集团内的一个经理职位。

这个节目他总共主持了14季,而根据财务申报表,电视台总共支付了他2.13亿美元的酬劳。

特朗普还出过几本书,而且也拥有一条销售从领带到瓶装水等等商品的通路,《福布斯》杂志估计他身价大约37亿美元,不过特朗普本人多次坚持自己的身价是上百亿美元。

婚姻与家庭

特朗普历经三次婚姻,最出名的是他的第一次婚姻,那个时候他娶了知名的捷克籍运动员和模特儿–伊凡娜·泽尔尼科娃。

特朗普和伊凡娜共有三个子女,不过两人1990年诉请离婚的法庭大战成了通俗小报和八卦杂志的最爱,当时传说特朗普虐待伊凡娜,不过后来不了了之。

1993年,特朗普与演员玛拉·梅波斯结婚,两人有个女儿,但是在1999年离婚。

2005年,特朗普娶了现任妻子、名模美拉尼亚·克纳乌斯结婚,生下一个儿子。

早有征兆

早在1987年,特朗普就表态有意参选总统,甚至以改革党候选人的身份参选2000年的大选。

2008年,特朗普成为“出生地疑问运动”中最敢言的一员,此一运动质疑美国总统奥巴马是否在美国出生、有无资格担任美国总统。

有关奥巴马并非在美国出生的说法,后来被证实为无稽之谈,因为奥巴马出生于夏威夷。

特朗普与家人特朗普和家人共同出席竞选活动

特朗普本人后来也在竞选时承认,那些说法并无任何真实性,但是如同往常一样,他并没有道歉。

特朗普到2015年才正式宣布投入参选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和其他候选人相比,起步算是相当晚。

竞选过程也充满争议,包括一段2005年的录音,显示特朗普以不雅的词句谈论女性。另外,他所代表的共和党内部也有异声,认为他不适合担任总统。

不过,特朗普一直向支持者宣称,他终将击败一直被民意调查广泛看好的克林顿,而他出任总统将重击美国的政坛,让华盛顿的政治生态全面改观。

特朗普演说特朗普这个所谓的政治“圈外人”击败了政坛老手、即将入主白宫

英国的脱欧公投也带给特朗普启发。他曾表示会给予人们 “脱欧乘十倍”的震撼演出。

在开票前,虽然联邦调查局着手调查克林顿电子邮件涉嫌泄密一事推高了他的支持率,但是仍然罕有评论人士和观察者认为特朗普会赢得大位。

可是,他还是赢得了最后胜利,将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从未担任过一天公职或者军职的总统。

也就是说,明年一月宣誓就任成为美国第45任总统之前,特朗普已经书写了历史。

bbc%e4%b8%ad%e6%96%87%e7%bd%91

高新: 习近平个人集权程度甚于邓小平|自由亚洲

16相比于当年的邓小平,如今的习近平身边绝对没有一个政治能量相当于当年与邓小平并称“东、西太后”的陈云式的人物对他形成有力制衡。习近平在内部被确定为胡锦涛接班人的具体时间,笔者相信是在十年前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之后而不是之前。所以,如今的习近平和中共当局并没有在十八届六中全会上安排和讨论重要人事问题,实乃“常态”,并非什么“打破惯例”。

2016-11-8

笔者本专栏的上篇文章《政治局常委会内已实现“君臣有义,尊卑有序”》刊登和播出后,有热心读者在评论栏留言补充说:楼主的评论很好,只是想对邓时代历史稍微补充一下。邓小平和毛泽东还是有重大区别,他在人事问题上一言九鼎是做不到的。他这个核心是个在明处的核心,是陈云在中顾委会议上提出来的,陈云把核心这个帽子在明处送给邓小平,可他从来没有放弃在暗中行使权力,赵紫阳回忆录里提过重大事情还是得两个老人都同意才行,李先念多少也有些影响力,小很多。准确地说,当时政治实际是个双头政治。只能说邓小平这个头在明处,略大些。当时的几个接班人的废立就是明证。比如胡耀邦是邓小平和叶剑英共同看中的,陈云对他并不是特别欣赏,尤其是放在总书记的位置上,叶剑英病重之后,当然当时的国内学潮是重要外部导火索,胡耀邦的位置立即不稳。后来接任的赵紫阳完全是邓小平的人,陈云同志也不满意,六四又成为一个契机,导致被拉下马。真正接了班的江泽民其实从派系上说是陈云李先念这边的,当然邓小平92年南巡扳回一城:就是党的发展路线是必须是邓版改革开放路线。又达到另一种平衡:陈云李先念指定的接班人必需扛邓小平的旗子。包括后来的胡锦涛表面看起来是邓指定的,其实稍微了解一些中共高层人事背景的都知道胡锦涛和宋平是什么关系,宋平和陈云又是什么关系。

笔者多年前在《江泽民的权力之路》 中曾经讨论过“第三代领导核心姓邓还是姓陈”的问题。大致内容是: 直到陈云、邓小平两个中共党内超级政治元老相继过世为止,外界从来都是把七十年代末期之后的中共党内派系分野,简单地归并为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改革派”和以陈云为龙头老大的“保守派”之间的斗争。其实,如何治国、如何保党问题上的“改革”与“保守”之争,仅仅是邓、陈在世时,党内两大派系表面上的路线分歧。而邓小平担任第二代领导核心时所面对的政治反对势力,其实是由两大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因为历史上的派系归属和现实政治中的路线分歧而在组织上与陈云自动结盟的一批人;第二部分是因为邓小平在落实自己组织路线时陆续得罪的一批党、政、军元老,特别是军内元老。

众所周知,当年的毛泽东虽然曾经对邓小平表示过特别的器重,但按照毛泽东时代的党内排名,所谓“毛、刘、周、朱、陈、林、邓”,陈云在邓小平面前的身份是“五哥”,邓小平在陈云面前的身份则是“七弟”。倒华成功后,邓小平之所以能够跃陈云之上,成为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最关键的因素并不是他邓小平在群众中的威望高,而是他邓小平相对于陈云,更有资本和能力控制军队。

相对于邓小平能够在军队系统说一不二,陈云的优势则体现在党务系统和国务院系统。七十年代末,邓、陈两人在彻底否定“文革”和搬倒华国锋方面保持了高度的一致,陈云在这段时间里对邓小平瞩意的接班人选胡耀邦和赵紫阳,至少不怀敌意。道理就在于:第一,胡、赵二人在“文革”中都没有受到重用—-这是陈云在物色接班人时一再强调的第一道、也是最关键的一道政治关卡;第二,胡、赵当时追随邓小平所推行的政治路线和经济政策也都还局限于陈云所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这就是胡、赵二人在八十年代初能够顺利出任党、政一把手的大背景。

等邓、陈之间逐渐出现路线分歧之后,陈云在党务和政务系统的相对优势立刻体现出来。从元老分工角度,当时的邓小平出任军委主席,对军队工作陈云等其他在位元老基本不去过问,胡耀邦和赵紫阳既没有权力,也没有胆量插手。但陈云和李先念当时均为政治局常委,分别以“摄政王”的身份,一个控制党中央,一个操纵国务院,对表面上的党、政一把手胡耀邦和赵紫阳形成有力的钳制。从此,无论是地方系统还是中央党、政机关里的退位元老或在职领导,都有相当一部分自动归顺于陈云麾下—-或因为过去与陈云、李先念之间固有的历史渊缘;或因为确实打心底里不赞成邓小平的激进改革路线,或两种原因兼而有之。

以宋任穷为例,他与陈云不但有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友情,两家后来还结为亲家。所以胡耀邦在一九七八年底交出中组部长职务后,陈云便竭力推动宋任穷接替这一至关重要的职务。

再以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为例,此公从五十年代初即在陈云手下从事具体的经济部门领导工作,八十年代以后对邓小平在经济领域推行的激进改革政策极为不满,历史和现实原因都决定了他必然成为陈云阵营内的骨干分子之一。

至于当时的地方各省、(直辖)市、自治区领导班子成员的派系归属,详细分析起来足可以单独成书,在此只能强调一点,那就是八十年代初的上海市委领导班子,也就是八十年代中期向江泽民等人交班的那批人,与陈云的关系完全可以有“亲密”加“尊敬”四个字形容,而对邓小平,则仅仅是“敬畏”而已。

从中共建政之初直到“文革”开始,陈云虽曾有过被毛泽东冷落的时候,但在国务院财经系统的影响力始终不减;李先念对国务院财经系统的领导权,仅仅是在“文革”期间,也仍然没有中断。相比较而言,邓小平在“文革”前的毛泽东时代虽然一度比陈云走红,但基本没有插手过国务院财经系统。

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曾经下“罪几诏”说:“回过头看,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要不然就会如何如何”……其实,邓小平即使在八十年代初期提出在上海搞经济特区,上海方面肯定是要看陈云、李先念等人的眼色行事。

总而言之,从八十年代初期邓、陈之间的路线分歧逐渐表面化开始至一九八九年“六四”枪响,双方角逐的每一个回合都没有形成一种其中一方占居了绝对优势、另一方处于绝对劣势的局面,其原因就是因为邓、陈双方在组织力量上一直都是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至于江泽民其人在思想路线上到底应该被划归“改革派”之列,还是“保守派”之中,暂不讨论,但从组织路线的角度,江泽民入主中南海的事实本身,绝对是邓小平在组织路线上对陈系阵营的一大让步。虽然选定江泽民接替赵紫阳是邓小平最终拍板,并由他老人家亲自出面向当时被决定留任的李鹏、乔石、姚依林三位政治局常委正式宣布,但就象中共党内习惯说“紫阳是小平同志的人”一样,江泽民当初能够入主中南海的政治靠山无疑是陈云及其所代表的陈派人马,而不是邓小平为首的邓系阵营。

“一国三公,吾谁适从”这句话出自《左传.僖公五年》,说的是春秋时晋国一位大夫一仆三主,面对晋献公及公子夷吾、重耳三人的“政出多门”,深感无所适从。而从一九八九年六月至一九九二年十月这两年半时间内的江泽民,说起来也是“一国国之君”,身居党、军最高权位,但事实上却同样处于“一仆三主”的局面,左宫元老陈云、右宫元老邓小平,外加当时实际掌控军队摄政王杨尚昆及他的兄弟。

笔者当年曾在一篇文章中调侃说,如果说“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在中共政权里是“一言九鼎”的话,“六四”之前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连“一言八鼎”都谈不上。

相比于当年的邓小平,如今的习近平身边绝对没有一个政治能量相当于当年与邓小平并称“东、西太后”的陈云式的人物对他形成有力制衡。所以如今的习近平自封“核心”后,人们不由得就要拿他与毛泽东做比,强烈认为他有可能师法当年的毛泽东,回归党主席终身制。持这种分析的人士的所谓“有力依据”就是在十九大之前“最重要的一次党的中央全会上没有选定继任”。殊不知十年前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后的会议公报内容也是对人事问题只字未提,但一年后的十七届一中全会上还不是安排了习近平和李克强分别为党政一把手接班人直接从中央委员跃升政治局常委?

再者,十年前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之际,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在党外都还未被看好为总书记接班人,而当时的李克强接班胡锦涛的“呼声”则是甚嚣尘上。至于习近平在内部被确定为胡锦涛接班人的具体时间,笔者相信是在十年前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之后而不是之前。所以,如今的习近平和中共当局并没有在十八届六中全会上安排和讨论重要人事问题,实乃“常态”,并非什么“打破惯例”。至于习近平在任满两届之后是步毛泽东后尘,回归党主席终身制,而是效法邓小平重搞“垂帘听政”,则是我们下篇文章所要讨论的内容。

ziyou

达赖喇嘛: 你愤怒可能是因为你给予太少|纽约时报中文网

2.jpg

为什么欧美富裕国家的居民内心充满了愤怒与焦虑?这说明问题不在于物质匮乏,而是因为越来越多人觉得自己不再被需要。

THE DALAI LAMA, 阿瑟·C·布鲁克斯 2016年11月7日

 

题图作者:Nathaniel Russell

从很多方面而言,人们从未生活在比如今更好的时代。诚然,暴力仍在世界的一些角落里肆虐,许多人依然生活在专制政权的铁腕之下。尽管世界上所有的主要信仰都在教诲爱、同情与宽容,仍然有人以宗教的名义做出难以置信的暴行。

但是,我们之中的贫穷在减少,饥饿在减少,死去的孩子也在减少,愈来愈多的男男女女能够识字。在许多国家,对女性和少数族裔权利的承认已经成为常态。当然,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但是一直都有进步,希望也一直都在那里。

因此,在世界上最富裕的几个国家中看到这样多的愤怒与这样大的不满,是多么奇怪啊。在美国、英国乃至整个欧洲大陆,人们被政治上的不满与对未来的焦虑折磨着。难民与移民们为能生存在这些安全、繁荣的国家而高声疾呼,但是已经生活在乐土的人们却为自己的未来感到深切忧虑,简直到了近乎绝望的地步。

为什么?

一项关于人类如何兴盛发展的有趣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点线索。研究者在一个惊人的实验中发现,感觉自己对他人没有用处的老年人,其早逝的可能性会比那些感觉对他人有用的老人高出将近两倍。这项研究结果揭示了一个更为普遍的人类真相:我们都需要被他人需要。

被“需要”并不必然牵涉自私的骄傲之心,或是病态地执着于他人对自己的世俗认可。相反,它是人类一种自然而然的渴望,希望能为我们的同类,为其他的男男女女服务。正如13世纪的佛教圣人所教诲的那样,“为人点灯,明在我前”。

事实上,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主要宗教都将勤奋工作、为他人服务视为我们的最高天性,亦是幸福生活所不可或缺的核心。科学调查与研究亦证明了我们的信仰中这些共同的信条。乐于对他人行善的美国人认为自己生活快乐的比例是其他人的两倍。在德国,尝试为社会服务的人说自己快乐的可能性是认为社会工作无足轻重者的五倍。无私与快乐是密不可分的。我们愈是与他人融为一体,感觉就会愈好。

这有助于解释如今痛苦与愤慨何以席卷那些富裕的国家。问题不在于缺乏物质财富。而在于愈来愈多的人觉得自己不再有用,不再受到需要,不再是社会的一部分。

在今日的美国,失业的工作年龄男性是50年前的三倍。这种情况在发达国家中非常普遍,其后果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感觉自己多余是对人类精神的沉重一击。这会导致社会孤立感与情感上的痛苦,为负面感情生根发芽提供土壤。

我们该怎么办?第一个答案并不是诉诸系统,而是诉诸自身。每个人都有一些有价值的地方可供分享。我们应当在每日伊始便有意识地扪心自问:“今天我该做些什么,以感激他人对我的馈赠?”我们需要确认:四海之内皆兄弟,与他人融为一体,这些并不仅仅是我们所信奉的抽象观念,而是个人的承诺,需要我们有意识地去付诸实践。

我们所有人都有责任把这当做一种习惯。但是身处权位的人则拥有一个特殊的机会去拓展包容性,缔造出每个人都真正受到需要的社会。

领导者们需要认识到,一个富于同情心的社会必须创造大量机会,制造有意义的工作,让一切有能力的人都能贡献出自己的力量。一个富于同情心的社会必须向孩子们提供教育和培训,用更多的道德认知和实践技巧去丰富他们的生活,从而为他们带来经济保障与内心安宁。一个富于同情心的社会必须保护弱者,同时确保这些政策不会诱使人们堕入悲惨与依赖之中。

建立这样的社会并不是轻而易举的工作。没有任何意识形态或政党拥有全部答案。每一方都会产生误导性的想法,导致社会的排斥性,所以想要克服这个问题,就需要各方都拿出创新性的解决方案。事实上,能令我们二人结下友谊、展开合作的原因,并不是共同的政治观点或同样的宗教,而是更简单的东西:对恻隐之心与人类尊严的共同信仰;我们都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与生俱来的用处,可以为一个更好、更有意义的世界做出积极的贡献。我们所面对的问题跨越了传统领域;因此我们的对话和友谊也必须如此。

看到愤怒与沮丧如野火一般席卷着那些曾经享有安全与繁荣的社会,令很多人都感到困惑和惊恐。但是这些人不仅仅满足于人身与物质上的安全,这恰恰显示出某些美好的东西:这是人类对于被需要的普遍渴望。让我们携手努力,创造出一个能够满足这种渴望的社会吧。

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Tenzin Gyatso)是西藏的精神领袖,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阿瑟·C·布鲁克斯(Arthur C. Brooks)是观点文章作者及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主席。
翻译:晋其角

纽约时报

游蕙祯, 从女白领到激进立法者|纽约时报中文网

Image result for 游蕙祯

作为香港最年轻的女议员,游蕙祯在宣誓仪式上的行为引发了北京的怒火。身处风暴中心,她依然选择为“价值观和自由”斗争。

傅才德, ALAN WONG 2016年11月7日

游蕙祯看上去是注定要过一种普通生活的。

游蕙祯在10月12日的宣誓仪式上。她用了一个侮辱性词汇,并展示了印有“Hong Kong Is Not China”(香港不是中国)的横幅。Anthony Wallace/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

上月,游蕙祯和梁颂恒在立法会。Vincent Yu/Associated Press

22岁时,她刚刚从大学毕业,像香港数十万默默无闻的白领一样,她从高层公寓前往有玻璃外墙的写字楼上班。她的工作是在香港会计师公会处理会员申请材料。

那是三年之前。

现在,游蕙祯是这个有730万人口的前英国殖民地中最著名、最具煽动性的公众人物之一,这是一个日渐扩大的、以青年为中心的运动的一部分,支持香港拥有更多的自主权,而她的主张是完全从中国独立。

9月,她成为香港议会成立以来当选的最年轻的女议员,在70个席位中占据了一席。上个月,在宣誓就职的时候,她使用了一个脏字,并用“Chee-na”(支那)来指中国,在很多人的认知中,这是日本人在二战期间用来贬低中国的一个词。

这种不寻常的公开蔑视行为激怒了北京的领导人。上周三,中共党报《人民日报》引用了一位大陆学者的说法,将游蕙祯和另一个主张独立的人称为必须切除的“脓包”。

第二天晚上,香港政府被告知,中共控制的人大将采取不同寻常的措施,对她的宣誓的合法性进行裁决,香港一家地方法院已经此事展开辩论。北京以前从未在没有地方官员或法官要求的情况下干预香港法院案件,这引起了人们的戒心,香港本来在一个国际条约的保证下拥有相当大的自治权,他们担心这种自治权正在被削弱。

引发北京怒火的事情还有游蕙祯和同事梁颂恒(Sixtus Leung,又名Baggio)上月前往台湾,与那里的亲台独学生会面。

但现在,她和年轻的幕僚正入主香港立法会大楼十楼的宽敞办公室。在上周末接受访问时,凌乱的办公室里散落着一瓶瓶葡萄酒和比利时啤酒,以及三个巨大的扩音器。在她的书桌上有一本马里奥·普佐(Mario Puzo)的《教父》(The Godfather),她正急切地想读这本书。

一块白板上用蓝色的标记笔写着她在就职典礼上指代“中国”的称呼,现在这个词已经广为人知。从她办公桌旁边的窗户看出去,可以看到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总部。

驻军总部的建筑曾是英国的军事设施,两年前的2014年9月28日,游蕙祯的蜕变就是就在驻军总部前面的道路上开始的。在那里,她第一次经历了政治生活:她加入数千人的行列,与警方对峙。

游蕙祯从一个办公室白领成长为激进的立法者,虽然这非常引人瞩目,但这样的个人蜕变在香港并不独特。两年前,席卷该市的民主抗议活动改变了数十万香港人的生活,她只是其中之一。

一代年轻人集结起来,确立他们的政治身份,反对中国严格控制行政长官选举计划的决定,但最终未能成功。对他们来说,这是对一个承诺的背叛,中国在20年前承诺香港将享有高度自治至少到2047年,英国随后把香港的主权移交给了中国。

“我们都肩负着同一项使命,就是必须阻止政府,努力拿到我们的民主,”游蕙祯在接受采访时说。

几天后,她对抗议者中的主要群体大失所望。当时他们在立法会大楼和主要政府机构附近的主干道上安营扎寨。她说,气氛像是在“过节”。

“从家里出来的时候,我觉得我必须要去斗争,要和政府开战,”游蕙祯说。

在持续了79天的抗议在2014年12月结束后,大部分参与者恢复了各自的日常生活。但游蕙祯没有。她自愿为新成立的政党“青年新政”(Youngspiration)服务,并于2015年竞选一个区议会的议员席位。她失败了,但2月的暴力冲突爆发后,她受到鼓舞,决定竞选立法会议员。

在青年运动中的经历慢慢让一个文静的年轻姑娘变成了一个直言无讳、挑战权威的年轻政界人士。如果中国的最高立法机构采取行动,阻止游蕙祯和梁颂恒就职,他们一同参与引发的事件大概会演变成一场宪法危机。

梁颂恒回忆说,2015年初加入“青年新政”时,游蕙祯不喜欢与人打交道。

“她不太懂表达自己。不客气地说,她以前是挺‘毒’的,”他说。(毒/独在粤语里有不善社交的意思——译注。)“但过去两年间她被迫要说话,所以也改变了很多。”

从游蕙祯2014年以前的经历,几乎看不出来她为何会对香港的未来变得如此热情。其父母都是退休公务员,希望她在稳定的工作岗位上工作几年,然后或许再读个研究生。在2014年之前,她服从了这样的安排。

但正如游蕙祯所说的那样,她无法接受学生——一些仍在上高中——在香港街头与警方对抗,而自己却在几个街区外做着轻松的办公室工作。“他们还太年轻,承担不起这种社会责任,”她说。“我必须为这个地方付出点什么。”

如果学生时代的一些经历能说明什么的话,那就是她对中华民族有着强烈的认同感,当然这与从1949年开始统治它的共产党政府无关。

在香港的岭南大学,游蕙祯读的是中文系。她说自己喜欢写以中国王朝为背景,情节复杂又浪漫的小说,尤其涉及同性关系,而且她特别中意2000多年前盛极一时的中国第一个封建王朝秦朝。至于中国最后一个朝代清代,她说自己没什么兴趣,因为它的统治者满族人是外夷。

“我觉得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人的朝代,”她说。

甚至在上大学之前,她还说《论语》对自己的影响特别大。该书收录了哲学家孔子的言谈和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它们一直在影响着她仍在形成中的世界观,特别是她强烈的反共产主义思维。

在游蕙祯看来,北京的中央政府通过各种政治运动,破坏了中国社会很多好的方面。她认为,被北京称作一个分裂出去的省份的台湾更好地保护了中国的传统,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对“儒家价值观”的重视只是流于表面,与圣人的真正精神不符。

但即使中国放弃共产主义,拥抱其数千年的历史,游蕙祯说自己仍忠于香港。英国19世纪40年代建立殖民地后,香港便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她认为,香港的公民自由,即允许她进行抗议活动然后又赢得立法会议员席位的那些自由,面临着不断进行干涉的内地政府的致命威胁。

25岁的她因就职仪式而遭受强烈批评。在就职仪式上,她打出了一个蓝色的横幅,上面写着“Hong Kong Is Not China”(香港不是中国)。就连她的一些盟友也认为她带有不敬言语的宣誓颇为幼稚。

这反映了在亲民主阵营里接受中国主权的老一代支持者,与年青一代中很多不接受中国主权的支持者之间的分歧。长期担任香港民主党(Democratic Party)主席的刘慧卿(Emily Lau)表示,游蕙祯和梁颂恒用“支那”这个说法是不明智的。

“我完全不赞成这么做,也明白为什么很多人感到愤怒,觉得受到了侮辱,”刘慧卿说,并接着表示她也强烈反对亲北京阵营试图阻止游梁二人就职的行为。

现在面临失去议员席位这一危险的游蕙祯不愿评论自己的宣誓,表示原因是一起有关是否允许她重新宣誓的诉讼案件。尽管如此,周三当天,她和梁颂恒突然中止了立法会会议进程,试图重新宣誓,场面颇为混乱。立法会主席称他们的行为“荒谬”,并要求他们退场。

“我们必须保卫我们自己的价值观,我们的自由,”游蕙祯说。“一些人必须站出来,为这些东西而斗争。”

傅才德(Michael Forsythe)是《纽约时报》记者。

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本文作者傅才德@PekingMike和Alan Wong@alanwongw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纽约时报

余杰: 得了共产党半床被子者的悲剧|民主中国

2

习近平在纪念所谓长征胜利八十週年的大会上,如此定义共产党:“甚麽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然而,中共夺权史上得到过半床被子者却多命运悲惨。如曾被任命为副总理的黄炎培,一门却出了七个右派,妻子自杀,儿子右派黄必信一家死于非命:黄必信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四日上吊自杀,十四岁女儿同年失踪,妻子余启运两年后在关押时自杀身亡。

2016-11-6

习近平在纪念所谓长征胜利八十週年的大会上,如此定义共产党:“甚麽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除了习近平一人之外,大概八千多万中共党员和十三亿中国人都不相信这个定义。如今的贪官贪污的数额动辄上亿,能够买多少被子呢?
不过,共产党确实曾经将被子当作礼物送给“党外人士”。 一九四五年,抗战结束后,国共两党展开和谈, 黄炎培、傅斯年、章伯钧等六位国民参议会的参政员受邀参观延安。傅斯年是其中惟一从中共精细佈置的假想中看出其独裁本质的参访团成员,而黄炎培、章伯钧等人在毛泽东的面前卑躬屈膝。对此,傅斯年讽刺地说:“章伯钧是由第三党去归宗,最无耻的是黄炎培等,把毛泽东送他们的土织毛毯,珍如拱璧,视同皇帝钦赐饰终大典的陀罗经被一样。”
此后,傅斯年与黄炎培、章伯钧等左派知识分子分道扬镳,他虽然猛烈抨击国民党的腐败、将孔祥熙拉下台,却拒绝共产党的统战政策,毅然渡海到台湾,将北大的自由主义精神传承到台湾大学。而留下来的章伯钧、黄炎培,儘管得到毛泽东赏赐的“陀罗经被”,此“陀罗经被”却不能成为他们的丹书铁券,他们和他们的家族很快招致灭顶之灾,真可谓是“贪恋陀罗经被,丢了卿卿性命”。章家的遭遇,读一读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就一清二楚了。而黄家的命运,更为曲折幽微。
黄炎培回到重庆后,以万分激情和罕见速度写成《延安归来答客问》,连同其访问延安的五天日记,以《延安归来》为书名出版。黄续弦的年轻妻子姚维钧是此书的合著者。《延安归来》从延安观感、延安人物印象、延安政治作风、延安会谈情形等多个层面对中共大唱赞歌。黄炎培写道:“毛泽东先生,依我看是一位思想丰富而精锐又勇于执行者。朱德先生一望而知为长者。此外,轰轰烈烈的贺龙、彭德怀、聂荣臻、林彪、刘伯承……诸位先生在一般人的想象中,一定脱不了飞扬跋扈的姿态。料不到,这几位先生都是从沉静笃实中带着些文雅,一点没有粗犷傲慢样子。真是出于意外。”黄炎培的“延安观察”在国民党统治区引起轰动,对帮助共产党打赢宣传战功不可没。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共产党一开始也没有亏待黄炎培。一九四九年三月,黄炎培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辗转到达北平。当天晚上,刚进北平西郊双清别墅的毛泽东设宴款待黄等二十多位知名民主人士。第二天,毛泽东又单独设晚宴招待黄炎培和夫人姚维钧。为了表示尊敬,毛让夫人江青和周恩来作陪,这等殊荣,黄炎培独享,可见其在毛心目中的地位。两人畅谈时局直到深夜,黄心潮澎湃、不能自已。到了第三天,北平市市长叶剑英在国民大戏院开欢迎会时,黄情不自禁地振臂高呼口号:“人民革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据说,在所谓“民主人士”中,黄是首先喊出“毛主席万岁”这个口号的。傅斯年当年确实没有看错他。
半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黄炎培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政务院副总理、轻工业部部长,以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这可是国民党没有给他的显赫官职,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副国级”领导人。黄炎培受宠若惊、恨不得爲中共政权肝脑涂地,他感激涕零地说“毛主席善于听取与我不同的意见,善于和意见与自己不同的人合作。”
然而,双方的蜜月期没有维持太久。很快,黄对中共的一些经济政策有了不同看法,特别是反对对农民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毛泽东立即翻脸,严厉地指责黄是“资本家代言人”。后来共产党从政府机构排除所有的非共产党人士,黄再无实权,仅保留在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虚衔。
紧接著的反右运动,知识分子群体遭受重创,上百万人被波及。虽然黄炎培没有被划为右派,但在毛泽东的心中,他就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右派。黄固然忠顺,但还没有达到郭沫若那样柔媚入骨的地步,所以毛仍然要敲打他。毛故作宽容地说:“我有几个右派朋友,其中之一就是黄炎培。”黄炎培本人倖免于难,黄家一门却出了七个右派,看似“子之过”,实则“父有因”。
黄家最著名的右派,当然是水利专家黄万里。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九日,黄万里在清华大学校刊上发表散文《花丛小语》,被毛泽东亲笔批示「这是什麽话?」,并在《人民日报》以「什麽话」为标题发表。「什麽话」也被作为以后《人民日报》刊登供批判的右派文章的专栏题目。黄万里被打成右派,精神和身体都饱受羞辱。黄炎培为了自保,竟与儿子断绝来往,还写诗表示要学习做“新人”。
一九六九年,黄万里年被下放江西鄱阳湖的奴隶集中营劳动,一九七四年又被揪回清华大学批斗,九死一生。一九八零年,黄万里被清华大学党委宣佈「平反」。然而,因他反对修建黄河三门峡水利工程及长江三峡水利工程,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再度被襟声。他多次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去信,阐述自己的观点,但没有得到任何答覆。他又向中纪委举报国务院对其申诉置之不理的行为“违宪”,仍如石沉大海。黄万里晚年被取消发表论文和授课的权利,鬱鬱而终。
黄炎培的另一个儿子黄必信的命运更加悲惨,一家人全都死于非命:黄必信曾任大连工学院无线电系教师,一九五七年被划为右派,文革开始后一个月,即于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四日上吊自杀。一九六六年十月,他的十四岁小女儿失踪,从此像储安平那样“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五日,他的妻子余启运在关押时自杀身亡。
幸亏黄炎培在一九六五年去世,否则他未必能熬过文革这一关。而他的妻子、帮他写《延安归来》一书的姚维钧,则成了他的替罪羊,遭受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拳脚棍棒、人格侮辱。因不堪凌辱,姚维钧于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日服安眠药自杀,时年五十九岁。为了确保孩子们的安全,她在遗嘱中写道:“孟强、孟复、当当、丁丁、方方、冈冈:孩子们,我病得很苦!你们要跟着共产党……”身为奴隶,死后也不得自由!
这就是得到共产党的被子的高级知识分子、社会贤达、“民主人士”的下场。今天,习近平又在分被子了,谁敢要呢?
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