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伯炎: 新核心面对老陷阱|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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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核心意识,由政治意识、大局意识、看齐意识簇拥着,一月出笼,五月受挫,十月,在六中全会公报上,终于做成皇冠,加冕习近平,从此,党国便由毛核心、邓核心、江核心,过渡到习核心了。

2016年11月号第375期

  老核心皆殷鉴,可不鉴乎

可当年毛泽东,尽管很霸权,很老子天下第一,苏共这老大哥的赫鲁晓夫也瞧不起。一九四五年,毛从党的七大进入核心地位后,口里仍满口说的民主集中制,从不自命“核心”,他那本《毛主席语录》第一句,仍写的:“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这核心,并不说是他个人,而说的是党。

核心,是与边沿、外围等相对的概念,老毛从乡村边缘人〔史家余英时教授定语〕操到权重位高,达到一言九鼎之威,一人拍版之雄,他在中共八大开幕词里,还说:“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类客气话,以显他还有点谦卑样子。

而他由一个乡村教员,由汪精卫赏识,介绍他入国民党,代理了中央宣传部长,到一九二七年宁汉分裂,他闹秋收暴动失败,上井岗落草,结盟绿林王佐、袁文才,混到苏维埃国中央头领了,又遭李德、周恩来国际派夺了他山寨派的权。长征路上,再联合张闻天、王稼祥,才从李德、博古夺回权。逃窜陕北,还叫从第三国际归来的张浩,假传第三国际命令,叫比毛军力大十倍的张国焘服从毛指挥,把张指挥的数万四方面军,引到回军马鸿逵等骑兵地盘被歼灭,冒好大风险,包括延安整风批王明教条主义,批周恩来经验主义,才获得主子斯大林毛称的老板首肯,爬到党魁地位。他这有核心之实无核心之名的党魁,还是斯大林批准,不是自已加冕的。

就是打下江山坐了江山,权倾天下,玩狡兔死走狗烹、清君侧那一套:从高岗、铙?石,到彭德怀、刘少奇、林彪,仍非轻而易举。毛文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堪称对权力层与文化层进行犁庭扫穴式的灭绝了,他的梦是把党天下变家天下,不仍由四人帮垮台,皆亡于秦城监狱而破产吗?

这便是中共第一代核心史与悲剧结局,也是老毛那马克思加秦始皇权力的破产,今天步他核心地位者,不可将这失败当成功来认识重步后尘吧!

再看第二代核心邓小平,他自称第二代核心,他在六四镇压,北京最卖力的李鹏,被上海的江泽民,抢了总书记之位,邓怕内斗,便说:要有核心,当年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若你江泽民哪天能说了算,我就放心了。共党的核心,就是这么明确提出的。但是,邓小平操到自已称核心,也经过三次被打倒,三次复出,复出后,还搞掉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三个总书记,才以经济增长,来掩盖他那双政治血手。可是,他这核心,不敢于死后进八宝山那大小核心们归宿之地,仍叫把他尸灰扬入大海,怕后世清算时被鞭尸!这说明邓核心的历史结局,仍存在对未来的恐惧,算成功吗?

那么,江核心也难掩他讲闷声发大财纵容贪腐的清算,这核心地位,保他驾哼哈二将的徐才厚郭伯雄两上将获罪,他江核心也难保,岂不说明邓小平的封赠也无效,习近平自已支使一批人如袁世凯那么劝进自封,就更难自保了。

看来,习总那“数英雄人物还看今朝”的气慨,凭东厂式打了一批贪官,比毛邓除的对手、异类差远矣,更急着闹文革那种大树特树领导的个人崇拜,重复毛邓核心的悲剧结局,不顾民生与改革大局,甚至部份重复文革悲剧,这种王冠加冕,黄袍加身,未必就平安寿终?

 老皇历翻回去,还可能吗?

文革结束,鉴于毛核心个人专权,他还把党天下向家天下转型,邓小平等以废除终身制,实行任期制,个人专权改集体领导,毛的绝对专制,仅文革便付出两千万生命代价,一亿人受难和八千亿损失,邓小平才改毛的家天下回党天下,当前,还能由个人专权与个人崇拜,再改回去走毛的旧路,岂不叫国家再遭二家罪吗?再树毛核心式新核心,再造舆论又呼唤破除任期制,拥戴新核心恢复终身制,是捧主子上神坛吗?恐怕是又坠入老核心的历史陷阱。

当今,是什么时代了?即便习核心想效毛核心那样来一次大换血式的吐故纳新,即便如老毛那么换成万民颂圣的高颂万寿无彊了,也非真情,仍如今日北韩专制逼出的假象,除了江青与毛远新紧跟毛泽东,铁杆保驾的林彪,也被逼反,之后,毛的接班人华国锋,股肱之帅被他称道的“吕端大事不糊涂”的叶剑英,包括管八三四一近卫军的大内总管汪东兴,都成了打倒四人帮颠覆老毛文革的旗手。几年后,复出的四千老干部,包括习近平的父亲习仲?,谁不是声泪俱下地痛说中国的“毛病”与“毛祸”齐声声讨毛泽东呢?岂不说明毛的清除异类异心异派那么苦心孤诣经营毕生仍失败吗?今日习核心来效仿,只树威,不立德,只除异,不妥协,就只重复失败而已。

当今局面已不同于毛时代,那是计划经济,有绝对经济专制,由垄断一切进口食物专制到肠肚,又垄断舆论包括要人们说话必与毛语录对号入座的绝对思想专制,今天,都做不到了。毛时代,足踏进香港新界,罪名是投敌叛国,今天开放到每年三十多万青年到美国留学,已是进步的开明派了,国家招贤纳士,尽向他们开放。毛时代不发选票,今天也未发,允许移民,也就有可用足投票存在了,还能再回到毛时代,拜毛神说毛话,哪也是压力的胁迫,如北韩之民饿着肚子称在天堂,是出自内心吗?

最突出的是:今天已是信息自由,带来思想自由时代。任专制恐惧地修柏林墙式防堵,堵人的柏林墙已垮了,堵信息的长城,能不垮吗?把谷歌堵出国门,也将现代先进科学文化信息堵在国外,岂非自愚与自杀吗?北韩金家王朝就对信息过滤得最绝,那民众之愚,也是空前绝后,这种超愚昧的愚民能进入现代文明社会吗?就永在那国家监狱里做奴民罢了。吾国也参与这种防堵信息自由,还鼓励网技网警创新,皆自戕自杀,后果,不仅衰败于经济界,也枯竭于科技界,仅对比日本在科学有二十七项诺贝尔奖,中国仅一项青蒿素医药奖,而人家的机器人正淘汰你贱价劳动力哩!用封闭信息愚民的后果,只是拉大与现代文明的差距。

因此,习核心要学毛核心,拖中国人回毛核心时代,有中国成语,叫刻舟求剑,用马克思在他名文《路易.波拿巴政变记》的话,如小拿破仑仿效他叔父老拿破仑,只把悲剧演成别扭的闹剧了。毛泽东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若还想再做个X皇,不是嬴政的胡亥,也只是孙子子婴了?岂有他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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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真溅雪: 徘徊在老路上的六中全会公报|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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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六中全会公报比以往各次的假话、大话、空话以及自我吹虚为主的公报有所进步,对中共自身腐败的严重程度有所认识。但它开出的惩治腐败的药方没离开老一套,仍不承认问题出在共产极权体制上,仍试图在维持中共半市场化权贵极权体制下,通过所谓批评与自我批评、自我克制、自我约束、加强纪律、自我监督、加强领导干部的自我修养等来达到根治腐败的目的。而自中共建政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几乎每次党代会的公报都强调要通过这些措施来克服贪腐现象,但腐败现象不仅未能得到有效的遏制,反而愈演愈烈。

2016-11-14

这次的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公报与去年的五中全会公报相比有了明显的变化。五中全会公报中“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实施一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在重大创新领域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积极提出并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加快建设制造強国,实施《中国制造2025》,实施工业強基工程,培育一批战略性产业”……之类不知天高地厚的豪言壮语已不见了踪影。六中全会公报通篇讲的几乎都是有关贪污、腐败、滥权的所谓“党风廉政建设”问题。这是因为一年来严竣的经济形势和反腐的结果,已经使中共当局开始意识到中共及其独裁政权已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一年来经济上的形势,尽管中共当局通过自己假造的各种经济统计数据,制造经济情况已触底回升的假象,但也不能掩盖外资持续外流[註:1]、国内资金也以各种方式向海外转移、大批民营企业因国生存环境恶化而倒闭或缩小经营规模[註:2]、扩大基建和房地产业均已到了不可持读的极限,出口进一步萎缩不仅导致当局外汇贮备的持继下降,而且还导致许多外向型企业倒闭或缩小经营规模,从而导致大批的城镇居民和农民工的失业、由于当局许诺的许多旨在扩大内需的所谓惠民政策,总是因为没有配套的具体有效的措施,而沦为一些欺骗民众的宣传口号。高医疗费、高房价、高学费因当局一直未能采取有效的措施,不仅未能下降,甚至还在继续上涨,这些都导致内需因广大中下层民众禳中羞涩而无法扩大、创新又因当局长期以来对创新精神和独立思考能力的扼杀和打压而少有成效、煤炭、钢铁、水泥、建材、工程机械、汽车、装饰材料、房地产……等行业的产能过剩不仅未能得到缓解;还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

国际上:把中国大陆排斥在外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简称:TPP)已达成协议,只待各国批准便可实施、《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简称:TTIP)普遍估计近年内即可达成协议并开始实施,可以预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大陆将被排斥在世界经济体系的大门之外,届时外贸出口形势将更加恶劣。当局大肆宣传并指望以自已主导的“一带一路”来抵销这两大协议对中国大陆经济的不利影响的希望,也因响应者寥寥,而沦为某些国家向中共当局辵骗巨额资金的工具。

再看一看社会政治方面的形势,由于中共当局违背当今世界推崇普世价值、实行民主宪政的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为了一己、一党、一个集团的私利,顽固坚持半市场化权贵共产极权体制的结果,使得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尽管当局一再加大维稳经费的投入,并采取了一系列严格到荒谬地步的维稳措施诸如:一些地方在某些敏感时期连买菜刀等刀具都要凭身份证,并要予以登记、一些关注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人士一起聚餐、飲茶都会被当局以“聚众茲事”的“罪名”予以抓捕、关押、一些网民在网上发表自已的政见、维护自己的权利或揭露社会的阴暗面都会被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而加以抓捕、公开大肆抓捕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并威胁他们的家人,以此要狭这些人士公开在电视上认罪认错,并被判刑关押,以震慑海内外民主人士、维权人士和民众……等非常的维稳措施,不仅未能达到维稳的目的,反而使各地群体事件的发生有越来越多的趋势,例如前不久发生的以中下级军官为主的近万复员退伍军人为维权聚集北京中央军委大楼前示威,要求维护自己的权利的重大维权事件[註:3] ,继此之后许多省的复退军人也聚集各省军区门前要求维护自己的权益,搞得许多省的军区门前,当局如临大敌出动武警、公安、便衣对复退军人进行驱散、“劝返”、“疏导”。

习当局为打击政治对手和重振早已丧失殆尽的民心而大力开展的反贪腐行动,不仅未能重新赢得民心,反而由于在反贪腐行动中揭露出来的贪腐案件涉及的金额一个比一个大、涉及的人数一个比一个多、涉及的官员一个比一个大、涉及的部门几乎无所不包,这让民众清醒地认识到中共及其政府实在已经到了腐败透顶、无可挽救的地步,导致民心的进一步丧失。当然习当局的所谓“重拳”反腐在打击他的政治对手方面还是有所斩获,例如:将郭伯雄、徐才厚、谷俊山……等高级将领以贪腐的名义先后打倒,对习加强对军队系统的掌控还是起了不小的作用。

面对如此严竣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式和反贪腐行动揭示出来的中共及其极权政权贪腐的普遍和严重程度,以习为首的中共当局在公报中已完全丧失了说大话、自我吹虚的底气。普遍存在的严重的贪腐现状,已让以习为首的中共当局意识到中共及其极权政权从上到下各级官员、干部无所不在的普遍而严重的贪腐,对中共及其极权政权的继续存活已构成了巨大的现实威胁。就这一点而言,客现地说中共十八大六中全会公报比以往各次全会以不知天高地厚的假话、大话、空话以及自我吹虚为主的公报有所进步。然而尽管本届中央全会已从过去那些“95%以上的党政军干部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造的”……之类自我吹虚、自我陶醉的假话中有所醒悟,对中共自身败腐的严重程度已有所认识,但它开出的惩治腐败的药方还是离不开过去的老一套,它至今仍未认识到问题出在它所坚持不改的共产极权体制上,它至今仍未认识到贪污腐败是一切形式的极权政权与生俱来的不可避免、不可克服的弊端。它仍试图在维持中共半市场化权贵共产极权体制不变的情况之下,希望通过中共的所谓:批评与自我批评、自我克制、自我约束、加强纪律、自我监督、加强领导干部的自我修养来达到根治腐败的目的。中共本身的历史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已无情地证明了这是不可能的,自中共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几乎每一次党代会的公报都强调要通过前面列举的这些措施来克服中国大陆普遍存在的贪腐现象,然而数十年过去了,中国大陆的腐败现象不仅未能得到有效的遏制,反而愈演愈烈。到今天已到了从中央到基层的村、社区的大小官员干部几乎无人不贪、无人不腐的地步。

公报一开始提到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强身治病、保持肌体健康的锐利武器”,在一个掌握着不受制约、不受监督的大权的政党和它的领导的独裁极权体制之下能开展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吗?你对中共领导人或中共的政策.稍有异议,则“妄议中央”、“攻击党的领导”的罪名便会扣到你的头上。在这种体制之下“批评与自我批评”往往沦为打击政敌、清洗异己的工具。回忆一下以“批评与自我批评”为标榜的“党内民主生活会”的历史就能清楚地看清这一点。胡躍邦、赵紫阳不就是在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名义之下中共元老们举行的“民主生活会”上被打击、被打倒、被夺权的吗?文革期间参与“二月逆流”的老帅、老干们不就是被毛泽东打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榥子召开的“民主生活会”上遭批斗、遭罢官、被夺政的吗?中共历史上打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榥子进行的残酷内斗的事例不胜枚举。如今中共当局竟指望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内斗工具来清除腐败,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老把戲而已。

公报提出“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帶头从谏如流” ,这不过是一句怱悠民众的谎言,既然要求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从谏如流,又何来“妄议中央”的罪名?又何来对发表不同政见的民主人士的抓捕、关押、判刑?又为何对网民以言治罪、容不得一点逆耳之音?

公报虽然也声称要加强“党内监督”、“要完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这在一个共产极权体制之下,特别是中国大陆目前的现状之下谈何容易。目前中共当局上上下下各级党政军官员之间通过买官卖官、行贿受贿、共同贪腐早已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他们之间有的只是互相利用、互相依靠、互相包疪、彼此沆瀣一气,为非作歹、贪污腐败。哪里有可能进行有效的互相监督、互相检举揭发。看一看这些年来曝光的众多重大贪腐案件,有几件是由上下级官员之间互相监督、互相检举揭发出来的?大多数贪腐案件被曝光的当事人都是中共内部权力内斗中的牺牲品,另一些则是一些偶然因素导致贪腐官员被曝光,诸如:官员情妇之间爭风吃醋、官员家中被盗……等等。

公报还声称:“全会強调,党内监督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稍有头脑的人都知道这些所谓的主义、思想、理论和发展观正是造成中国大陆一切贪腐现象的总根源,这些东西正是中共及其领导人拒绝一切有效监督、姿意为所欲为的理论依据,中共当局指望以这些东西來指导和加强党内监督豈非自欺欺人、自相矛盾?

公报声称:“必须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和制度防线,着力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然而任何一种极权体制与生俱来的最大最基本的特性,就是存在不受任何制约的权力,在这种体制之下是绝无可能建成什么“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机制体制”的,因为人类自私、趋利的动物属性,注定了一个人一旦掌控了不受任何制约的权力,他就不必为自己利用这种权力牟取私利、危害社会的行为承担责任,也不会为他的行为对他人和社会造成的危害承担罪责。这使得掌控了不受制约的权力的个人和政党便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这必将给国家和社会造成巨大而深重的灾难,并且不能得到及时的纠正。回顾一下希特勒及其纳粹党、斯大林及其苏共、毛泽东及其中共、波尔布特及其柬共、金日成、金正日、金正恩祖孫三代及其朝共……的历史,无一不是因手中掌控了巨大的不不受制约的权力而给全世界、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带来了深重而巨大的灾难。在当今中国大陆由习XX和中共当局独揽不受制约的大权的半市场化权贵共产极权体制之下,中共从下到上的各级官员由于掌握的权力越往上越大,所受的制约、监督越往上越来越小,这导致中共当局的各级官员从下到上越来越敢腐、越来越能腐、越来越想腐。在这种体制之下,中共当局怎么可能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唯有在实行以普世价值观为指导的、以一人一票的公平选举、多党竟爭、三权分立互相制约、互相监督的议会民主制为基础的民主宪政体制之下,才能最有效地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机制体制”;才能有效遏制腐败现象的发生。笔者奉劝以习XX为首的中共当局,若真想根治腐败,唯有忍痛放弃—己、一党、一个集团之私利,彻底抛弃导致贪腐成风以及中国大陆社会一切社会问题的总根源的半市场化权贵共产极权体制,逐步走向民主宪政才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不过现在看来以习XX为首的中共当局这样做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因为自习上台以来的所作所为诸如:不断加强习的个人集权,这次全会公报更是公开提出以习为核心、加强对社会言论的管控、加强对异议人士、维权人士、维权律师的镇压管控、加强对网络的封锁与管控、不断加大对群体事件进行“维稳”的力度、对民主宪政、普世价值观进行丑化歪曲……等等无一不是与民主宪政的方向背道而驰。在习XX上台之前有不少人(其中包括一些异议人士)都对习将领导中国大陆走向民主宪政抱以厚望,然而习上台以来的种种标志着他正在逐步向毛泽东时代回归的倒行逆施,终于使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清醒了过来,无情的事实终于使他们认清了习XX的庐山真面目,他不仅不会领导中国大陆迈向民主宪改的康庄大道,而且只会把中国大陆引到重返毛泽东时代的绝路上去。

六中全会公报表明以习XX为首的中共当局,通过这几年的反腐行动揭露出来的几乎无所不在的严重贪腐和滥用职权现象,已经认识到自身腐败的严重程度,已经到了危及中共及其独裁极权政权生存的地步,这对于一贯不敢正视现实、面对无所不在的严重贪腐现状仍然一贯闭着眼睛坚称:中共的各级干部95%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共产党员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的中共而言,不能不说是有所进步。但是要在维持中共的半市场化权贵共产极权体制不变的前提下进行认真的反腐就会使中共当局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它如果认真反腐,那么由于普遍存在于它下面所有的各级统治机构的严重贪腐现象,就会使得这些机构瘫痪,因为中共当局从上到下几乎没有一个部门、没有一个机构(包括那些为反腐而成立的纪检、反贪局、巡视组……等部门在内)、没有一个官员甚至一般工作人员不贪腐,把这些官员干部都反下去必将导致这些部门和机构的瘫痪,,这样必将摧毁作为中共统治基础的各级党政军官僚机构,使得中共这架共产极权机器无法“正常”运转下去,这豈不是中共自找灭亡吗?更何况这些贪腐份子是中共当局“维稳”、控制民众思想言论、打压异议人士、民主人士、维权律师……不得不依靠的中坚力量,中共的反腐是不敢、也不能把这些人都反下去的。因为这些贪腐份子自身有贪腐、滥用职权牟取钱财、欺压民众的劣跡在身,他们为避免自己被中共当作贪腐的典型而抛出来以平息民愤,就更有必要在中共面前表现自己的忠诚,因而在“维稳”时、在控制民众思想言论时、在打压异议人士、民主人士和维权律师时,他们就比其他人更积极、更能下狠手,当然他们也更能得到中共当局的青睐。以习为首的中共当局对此早已心知肚明,所以以习为首的中共当局是绝不会把这些贪腐份子统统反下去的。这是以习为首的中共当局不敢真正彻底反贪腐的根本原因。而且你反掉一批贪官后提拔上来的新官,又会因手中握有除他们的上级之外不受任何制约的大权而重新陷入贪腐的泥沼不能自拔,因为在中共数十年的共产极权统治之下,现在中共的干部官员早已不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那批怀着救国救民的崇高理想投身共产革命的知识份子和青年学生那样一批人了,现在中共的各级干部入党,然后削尖脑袋往上爬以谋得一官半职的唯一目的,就是牟取更大的特权以发财致富。这从这几年揭露出來的大大小小的贪腐案件中都可以看得出来。所以中国大陆的腐败是中共的共产极权体制造成的腐败,除非彻底改变现在的共产极权体制为民主宪政体制,腐败才有可能得到根治,否则的话,光靠什么这次六中全会公报开出的药方如:“党风廉政建设”、“批评与自我批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从谏如流”、“着力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要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党内监督没有禁区、没有例外”……之类不切实际、不切实可行的口号是完全不可能根治腐败的。

既然以习为首的中共当局不敢也不能彻底反腐和有效扼制腐败的愈演愈烈,而且它若加大反腐力度又将危及它的统治基础。那么它不反腐行不行呢?可以肯定地回答:也不行。从此次六中全会公报中可以看出,此次全会除了公开树立习XX的核心地位这一议题之外,唯一的话题就是“反腐”,这意味着以习有首的中共当局已开始认识到中国大陆从上到下无所不在的严重的贪腐现象已经危及到中共及其共产极权政权的生存,严重的无所不在的腐败已危及中共国家机器的“正常”和继续运转、已使中共数十年来通过暴力和欺骗赢得的民心到现在已几乎丧失殆尽,这种危急的现状又逼得以习为首的中共当局又不得不反腐。这就是以习为首的中共当局在反贪腐问题上面临的进退维谷的两难困境。在这种情况之下笔者估计六中全会之后,以习为首的中共当局在反贪腐问题上只能仍采取他上台以来的一贯做法:一方面继续利用反贪腐作为打击政治对手的工具;另一方面仍将装模做样地采取一些力度不大的反腐行动以达到既能收买民心,又不致损害各级贪腐官员干部维护中共极权政权的积极性的目的。

写于2016年11月10日

[註:1]:据大陆当局自己按贯例已缩水的统计2015年中国大陆外汇储备已降至3.3万亿美元,比上年城少5127亿美元,到今年9月末又进一步降至3.166万亿美元。

[註:2];笔者今年乘火车外出已明显感觉到这一变化趋势,从广州、深圳、肇庆开往内地的K字头普通快车(这种车票价较低是农民工们出行的首选),前几年不仅座无虚席,而且连过道上都挤滿了往来的农民工和他们的家属,到今年不仅隨时都可以买到座位票,而且每节车厢都有许多空位。

[註:3]:这些参与包围中央军委大楼的中下级军官中有许多是因中共这次军中反腐揪出的“大老虎”(如徐才厚、郭伯雄、谷俊山……等)、“中老虎”(军内各部委负责人、军、师长等) 曾是他们的上级领导,这些中下级军官当中有许多人的官是花钱从他们手中或他们下面的军官手中买得的,这些人原指望花大笔的钱买到某级军官的职位后,再利用自已手中的权力把他下面的军官的位置卖给更下面的军官、士兵,以及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贪腐,以收回自己买官的成本并获得更大的盈利。然而他们的上级东窗事发之后,一级一级查下来,查到这些买官的中、下级军官的头上,他们便因此被清洗或开除出军队,这使得这些中下级军官们不仅买官花出去的钱血本无归,就连复员、退伍、转业军人的待遇也享受不到,他们被逼到绝境,于是才串联一起上北京包围中共中央军委大楼“维权”。笔者一位朋友的亲戚是陕西彬县的一户农民,他们的独生子成年后参军,他们为改善自已后半辈子的处境和为了儿子的前程花尽自己的积蓄、借遍几乎所有的亲戚朋友,前后共花了近三十万元钱为儿子买到了一个连长,后因他儿子所在部队的高级军官因贪腐、买官卖官被查处,他儿子也因买官而被开除军藉,他儿子被逐出军队后,一无所有,买官的近三十万元血本无归,他无臉面对一心指望他当官后赚钱來还账、来改善生话的父母,一直不敢回家,也不敢把真像告知年迈的父母,这种人就是包围中央军委大楼的主要成员。

 

民主中国

 

张跃然: 错了! 特朗普上台不是美国左翼的机会|端传媒

2.0.jpg桑德斯等人支持希拉里,是因为清楚地看到:特朗普的上台,对左翼运动很有可能是灾难性的。

近日,精神分析哲学家、当代最知名左翼知识分子之一的齐泽克(Slavoj Žižek)在接受英国媒体 Channel 4 采访时表示,如果要在希拉里(希拉蕊)和特朗普(川普)之间选择一个投票的话,他将投票给特朗普。此论一出,在世界各地引发了广泛反响和争议。 这并不是齐泽克第一次就今年美国总统大选发声。在今年早些时候,他就曾反复指出:特朗普在许多议题上的立场,比主流共和党其实要进步得多——尤其是是经济议题,如税收和福利制度。而公众各界在道德优越感驱使下,不加批判拥抱希拉里的做法,对实质改变美国当前的政治经济体制无益。这些表态都没有超出激进左翼人士的普遍立场。

而当齐泽克更进一步,明确表示在希拉里和特朗普之间会选择后者的时候,舆论的震动自然超过以往。

齐泽克的“崩溃疗法”处方

齐泽克支持特朗普的理由,可以总结为两点:一,希拉里代表了美国现有的政治经济结构,她上台只会让这一结构在惯性下继续自我加固,所以是“真正的危险”;二,特朗普上台,会使得美国现有政治经济结构无法维持,两党不得不进行根本反思,从而重新构建政治格局、新的政治过程将得以涌现,为左翼政治带来机会。

齐泽克本人究竟支持希拉里还是特朗普,本身无关紧要,对美国大选选情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但他此番言论中对未来政治路线的看法,颇为值得讨论和反思——毕竟,以他在当代知识界的地位,齐泽克对左翼政治的看法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和影响力。

齐泽克为左翼政治(或者说美国左翼政治)的未来开出的药方,本质上是一种“崩溃疗法”:现有的两党政治格局崩溃之后,便能出现足够的空间和政治机会,使得左翼力量作为“新的政治过程”走上舞台、争取更大的影响力,以实现自己追求平等、进步的政治议程。崩溃带来混乱和重建,而政治机会就寄寓在混乱和重建的过程中——通俗地说,这叫做“唯恐天下不乱,企图乱中夺权”。

这一政治路线背后,隐含的是这样一种假设:目前的美国左翼力量最缺乏政治机会和施展空间。但关键的问题在于,目前的美国左翼力量所面临的最大问题,真的是上述二者的匮乏吗?

毋庸置疑,任何一种政治力量想要实现自身议程,机会和空间都是重要的,但这必须建立在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之上:这一政治力量积蓄了足够强大的动员和组织能力,从而支撑起自下而上的、能量巨大的社会运动。回顾美国二十世纪的历史,重大政治议程转型的出现,往往都是以蓬勃发展多年、组织能力强大的社会运动为前提条件。

美国左翼,欠缺关键的组织能力

1920年代的大萧条之后,之所以出现“罗斯福新政”,实现美国政治经济结构的重大转型,背后是从19世纪末期开始,自下而上发展起来的、稳扎稳打三十年的“进步主义运动”(Progressive Movement);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之所以在种族平权方面取得重大政治进展,根本动力来自于风起云涌的种族平权社会运动;而20世纪八十年代,美国经济政策之所以在里根执政时期出现全面右转,背后重要因素之一,是1970年代开始的一系列保守主义社会运动,这些运动往往以商业资本中产阶级为主体,将多个社会群体对于“高税收、高福利、亲劳工”的现有经济政策框架的不满情绪充分动员起来,加州的“抗税运动”就是其中典型代表 。

在美国历史上,只有那些组织动员能力强大、建基在蓬勃发展的社会运动基础上的政治力量,才能成功把握政治机会、扭转政治议程。而当前美国的左翼政治力量,又有什么组织动员能力可言?它的社会运动根基在哪里?

1980年代后,基于制造业稳定就业模式的工会组织,以惊人的速度衰落下去,新的劳工动员模式一直没有形成;也差不多从同一时期开始,左翼运动的议题变得越来越分散化,种族平权运动、女权运动、性向平权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反战运动等等各自为战,一致的行动几乎不存在,大大削弱了这些运动的动员基础;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Occupy Wall Street)运动蔚为壮观,但在持续几个月的运动结束之后,留下的社运组织遗产十分有限,没能形成持续不断的、扎根社区的动员势头——反观2010年爆发的草根右翼保守主义“茶党运动” (Tea Party Movement),培育了高效的、掌握大量资源的运动组织网络,使得“茶党运动”的政治议程可以持续不断影响地方和全国层面的政治格局。对比之下,左翼政治力量的组织动员能力更显得羸弱。

在动员组织能力如此匮乏、社会运动根基相对脆弱的情况下,更多的政治机会,对左翼政治力量的发展毫无意义。

“自发性”的政治幻想,与现实形势的迫切

许多左翼人士,对“自发性”抱有不切实际的美好幻想,似乎只要现状变得足够糟糕,忍无可忍的民众就会在对现状的不满下,自然而然地壮大左翼变革力量。对左翼政治来说,这种“自发性”的幻觉恰恰十分危险。马克思本人就批判过这种“当资本主义让无产阶级的处境变得极端悲惨时,无产阶级就会自发起来推翻资本主义”的观点。在马克思看来,被压迫者要真正成为革命力量、从理论上的“自在阶级”(class-in-itself)走向有行动力的“自为阶级” (class-for-itself),必须依靠大量组织动员、依靠在长时间内逐渐培养政治意识、依靠在不断的政治运动中积累斗争经验。

左翼政治之所以不能依靠“自发性”,是因为人们基于个人处境的自发抗争,往往局限于自身的眼前利益、往往将不满转化为对特定的社会群体的憎恨。但左翼政治的理想,恰恰需要人们超越这种短视的思维方式,把为个人眼前利益的抗争,转化成为社会长远利益的抗争,克服对特定社会群体的憎恨、把目标对准社会整体,去从系统和结构上变革它。

换句话说,左翼政治是“超越”的政治,它和人们的自发抗争的图景很不一样,两者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认识论鸿沟”(epistemological break)。而这种超越,必须依靠政治意识的长期培养,而这一培养过程,是由社会运动的长期动员、深耕来完成的。

这样看来,在左翼草根运动力量薄弱、右翼运动组织实力强大的情况下,就算特朗普当选总统后,将美国的政治格局搞得极度混乱和糟糕,美国真的进入政治格局的重组,更可能出现的状况反而不会是人们因为对现状的不满而投身左翼政治,而恰恰是右翼保守主义运动,以更为极端的方式登上政治舞台。

只有当希拉里赢得这次总统大选,自下而上的左翼运动才可能进一步发展壮大。一方面,特朗普的败选势必让一部分右翼民粹主义支持者产生沮丧、怀疑、动摇的情绪,使得这部分对政治现状不满的人,成为左翼政治运动的潜在争取对象;另一方面,希拉里的胜选,将使得民主党内的激进左翼势力有能力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形成钳制,从而在一些关键的政策议题上为左翼政治赢取实质性胜利,进而有效克服困扰左翼政治运动多年的“无力感”问题、壮大运动的声势。自下而上的运动壮大,将给予左翼政治人物更大影响力;而左翼政治人物在政治博弈中获得的成果,势必激励运动进一步发展——正向的互动就此形成。

正如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总统竞选历程所表明的:左翼政治的未来在于年轻世代。桑德斯的“政治革命”之所以能取得出乎意料的成功,很大程度是因为他鼓舞了之前对政治冷感的许多年轻人、让他们产生了投入政治的热情。可以想象,特朗普一旦胜选,年轻世代刚刚燃起的政治热情恐怕很难维持下去,多半要重回政治冷感、犬儒主义的怀抱——这对左翼政治的打击,将是致命的。

这才是桑德斯、沃伦(Elizabeth Warren)这些激进左翼政治人物为希拉里站台背书的真正原因。他们支持希拉里,不是因为认同希拉里的做事方式和政治立场,也不是因为对政治现状感到满意,而是因为他们清楚地看到:希拉里的上台,将为左翼运动组织实力的壮大,提供更为友善的空间,而特朗普的上台,对左翼运动来说很有可能是灾难性的。

美国左翼政治的出路,在于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不断壮大自身组织动员实力、为变革积蓄能量,而绝不是坐等现有政治格局崩溃、幻想“乱中夺权”。这种寻找机会的观点,体现的要么是“在目前环境下什么都做不了”的极度悲观,要么是无视“政治变革需要草根社运深耕细作”这一关键事实的懒惰心态。悲观或懒惰,不管哪一种,对左翼政治的未来都极度有害。这便是齐泽克此番言论令人扼腕之处。

(张跃然,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生,政见CNPolitics团队成员。研究方向为政治社会学、经济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一个幽灵”写作小组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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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京生: 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演变|自由亚洲

2.0.jpg在美国和欧洲讲演的时候经常会碰到这样一个问题:现在还有共产主义国家吗?甚至西方的政治领袖有时候也会说漏嘴;特别是在苏联崩溃后,有人说已经没有共产主义国家了,可以尽情享受冷战红利了。最近又碰到有人提起这个问题,我觉得这确实不是已经消失的问题,而且是一个需要澄清的理论问题。

2016-11-7

现在还有没有共产主义国家呢?首先我们要定义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国家。才能比较清楚地知道有没有共产主义国家,以及中国是不是共产主义国家 。

原始的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宗教思想,他试图解决人类的许多原始的困惑和所谓的罪恶。他主张用消灭人类的欲望,消灭造成人们互相竞争的最原始的罪恶之源—–私有财产,来达到消灭罪恶的目的。不仅西方,东方的中国古代也有类似的哲学思想。这在现实生活中,特别是人类进入文明之后的社会中,显然不现实,甚至有倒退的嫌疑。虽然它始终怀着善意,但两千多年来它只能是一个小小的宗派。

当它进入政治学领域之后获得了大发展,并与社会主义学说相混淆,在上两个世纪中发展出许多政党。这些政党都试图把这个不太现实的学说与现实相结合。并发展出两个大的分支,欧洲共产主义和苏联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专政派。

欧洲共产主义可以说是比较原教旨主义的派别。它们主张推动民主制度的建立,并在民主制度范围内夺取领导权,推行以社会主义为主的政治纲领。这就是现代欧美共产党和社会党,以及他们的前身。他们对欧美的民主制度无害甚至有益,所以在欧美国家成为合法的政党并且经常处于执政的地位。

但是共产主义派别不同意这种与社会现实妥协的意见。为了弥补共产主义学说的不现实,它们主张用煽动阶级仇恨和极端暴力的手段夺取政权,然后用暴力维持并推行共产主义措施。这就是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简称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无法说服人们举行起义推翻合法政府,人们更容易接受对合法政府的改良。所以在十九世纪马克思主义始终是一个较小的派别,寄生在马克思自己创立的社会党的圈子边缘。依靠社会党的温和容忍,生存并缓慢地发展着。

第一次世界大战制造出一个虚弱的俄国政府。马克思主义派别联合温和社会党发动政变,推翻了沙皇专制政权,在温和社会革命党立脚未稳的情况下再一次发动了军事政变,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政权。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政权。

如何设计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成为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难题。为了应付国内战争,新生的布尔什维克政权维持了并未完成改革的农奴制。几年后,在斯大林的手中健全了这种改头换面的农奴制。把沙皇的专制升级为共产党的专制统治,而且是更加专制和残忍的现代化农奴制,以及工业奴隶制。

这种制度缺乏竞争制造的生产动力和创新精神,但他们可以学习别人成功的经验和技术,同时拥有决策快速和集中力量的优势。从一个落后国家发展到工业化国家的速度,超过了正常发展的工业化国家,特别是在军事科技方面显示出了特有的优势。这种假象吸引了很多落后国家的精英阶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共产主义和准共产主义国家纷纷成立。特别是在那些从殖民主义统治下独立后,急于发展的国家,很多都选择了看上去似乎更优秀的共产党或者准共产党制度。

中国的共产主义政权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建立的。但中国是一个拥有两千多年市场经济背景的国家,人民对这种倒退两千年的农奴制极端不适应。加上毛泽东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政策,导致了人们奋起反抗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在社会主义阵营里率先被迫推行了改革运动。

遗憾的是这场改革运动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打了很大的折扣。虽然党内外都很不满意邓小平的改革,但美国的支持强化了邓小平的权威,巩固了这场半吊子改革。使得邓小平意外地创造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半市场经济的模式;或者说是中国传统的,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皇权专制的升级版。发展和创造了不同于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的新模式。

这种模式削减了皇权专制对人民权利的保障;扩大了国营经济的规模,成功地确保了一党专政继续存在下去。虽然对共产主义第一和第二个模式进行了修正,但是它的极端专制的本性并没有改变。他仍然符合马克思主义对共产党专制的定义,是一种修正了的,发展了的共产主义制度。他对人民的镇压和剥削并没有改变,他对世界民主化潮流的负面影响,在美欧国家的帮助下,甚至得到了加强。

本世纪至今为止的现实就是:民主国家对共产主义制度的绥靖政策和经济援助,加强了共产主义制度的生存能力;同时削弱了民主国家的生存能力。是全世界都在议论西方民主制度衰落的主要原因。列宁曾经说过:垄断的资本主义是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看来这种说法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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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有权选特首? 伞后组织抢攻, 选委会现史上最激烈争夺|端传媒

2.jpg雨伞运动后首届特首选举,普选愿望落空,但伞后组织和泛民派试图走入体制,带来改变,抢占1200个选委席位的300席,这能否扭转大局?

参选衞生服务界特首选委的注册药剂师刘恺宁。
参选衞生服务界特首选委的注册药剂师刘恺宁。摄:卢翊铭/端传媒

10月19日,香港滂沱大雨,天文台发出香港历史上第一个10月份的黑色暴雨警告。24岁的刘恺宁在政府总部外等候记者,一名途人正好经过,指着她的伞说:“小心点!”——刘恺宁撑着的是象征雨伞运动的黄色雨伞,她的面前,正是两年多前运动爆发的地点。

“雨伞运动时,我正在英国进修,回港后,我发觉香港变得很两极。”刘恺宁说。她是注册药剂师,对于不能亲身参与那场争取普选的运动,她一直感到无奈。于是,2015年回港后,她立即登记成为衞生服务界的选民,希望在业界内发声。

不是他们不关心,而是一些在医院管理局工作的人,连表达意向都会自我审查,以免前途可能会受影响。

“衞.真普30”成员、注册药剂师刘恺宁

“我们界别一提起政治事件时,大家便会静了。不是他们不关心,而是一些在医院管理局工作的人,连表达意向都会自我审查,以免前途可能会受影响。雨伞运动唤醒了年轻人的心,但不是每个人都会站出来。”

刘恺宁说,她希望成为“站出来”的人,参与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的选举,在制度内带来改变。在2017年特首选举中,像刘恺宁一样,试图打入选委会的选民不在少数,选委会的选举竞争,过往数届从未如此激烈。

“医好香港要从制度着手”

2014年,持续整整79天的雨伞运动过后,普选愿望再度落空,香港行政长官的选举办法维持原样:由1200人组成的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下称选委会),负责提名及选出香港特别行政区首长。已登记为指定界别的合资格选民,可投票选出代表自己界别的选委。选举提名期于11月8日展开,12月11日正式投票。

根据《基本法》规定,这1200名委员来自4大界别,各占300人:包括第一界别“工商、金融界”(如工业、保险界);第二界别“专业界”(如医学界、教育界);第三界别“劳工、社会服务、宗教等界”(如社工、体育);及第四界别政界(如立法会议员、全国政协委员)。

选委会选举被视为2017年行政长官选举的前哨战,伞后组织、传统泛民及建制派等各路人马亦蠢蠢欲动,希望拿到足够议席,影响香港未来五年的命运。

全国政协副主席、前特首董建华10月4日邀请多名港区政协委员到中联办会面,协调政协界选委;表明支持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出选的自由党荣誉主席田北俊,则多次公开呼吁曾俊华尽快表态参选,以便动员商界参选选委。

刘恺宁准备参选的是第二界别的衞生服务界。她与注册物理治疗师列明慧、注册护士廖卓邦等,正在筹组30人名单“衞.真普30”,希望一举全取衞生服务界的30席。

现在每天打开报纸看新闻,没病都变有病。

“衞.真普30”成员列明慧
参选衞生服务界特首选委的注册物理治疗师列明慧。
参选衞生服务界特首选委的注册物理治疗师列明慧。摄:卢翊铭/端传媒

大雨中,访问移师到附近一个商场进行,与刘恺宁一同受访的列明慧甫坐下就说:“现在每天打开报纸看新闻,没病都变有病。”她细数着,访问前数小时,建制派立法会议员刚刚集体离场发动流会,阻止青年新政两名候任议员梁颂恒和游蕙祯宣誓;前一晚10月18日,政府向法庭申请临时禁制令,阻止二人重新宣誓成为议员。

“我们会以香港普罗大众关注的事为先。”虽然参选功能组别,但列明慧表明,不会为业界利益而放弃港人利益:“一个不健康的香港,市民也不会健康,更别说我们衞生服务界。”

列明慧认为,“医好香港要从制度着手”,所以争取普选、取消功能组别、重启政改、撤回831决定,都是他们的政纲。另一个明确的目标,是阻止现任特首梁振英连任,并且不会提名其他建制派人士,包括盛传会参选的财政司司长曾俊华、立法会前主席曾钰成等。

不过,在上届选委会选举中,衞生服务界只有不足15%的选民投票,是投票率最低的界别,争取30席是否那么容易?

因为我当初不去搞这些政治,去了‘睡觉’ ,没能用我的方法去表达不满,才令香港恶化到这个地步,就像是我的沉默令政府得呈。

“衞.真普30”成员列明慧

列明慧回应说,自己当了物理治疗师已经17年,但过往亦从未在选委会选举中投票,形容自己一收到选举宣传单张便会扔到垃圾桶。“你会觉得很泄气,衞生服务界只得30票,根本影响不到什么。以前理想主义,觉得不应该参与不公道、不公义的小圈子选举。”

她叹了口气继续解释:“我现在39岁,我觉得世代真的不同了。雨伞运动时,很多年轻人冲入公民广场,为何他们现在要这么辛苦出来?为何要被胡椒喷雾和催泪弹攻击?就是因为我当初不去搞这些政治,去了‘睡觉’,没能用我的方法去表达不满,才令香港恶化到这个地步,就像是我的沉默令政府得呈。”

于是,她在雨伞运动后与同业成立伞后组织“物理治疗起动”,积极参与政治和社会事务,并于一个多月前,联系其他衞生服务界的伞后组织,包括“护政”、“放射良心”及“良心理政”等,筹组名单参选选委会。

列明慧认为,衞生服务界选委以往由建制派盘踞,选民根本没有选择,以致投票率低。现时他们团队明确要求撤回831决定、阻止梁振英连任,是不少同业的诉求;加上团体以年轻为卖点,有信心可吸引沉默及年轻的一群投票。

伞后组织抢攻选委会

两伞运动后,不同界别陆续成立如“物理治疗起动”的伞后组织,许多人认为传统议会已经失效,希望透过延续雨伞运动的精神,改变现有体制,争取行政长官及立法会双普选。

其中,由伞后组织“杏林觉醒”及占中医疗队牵头组成的“真普选医生联盟”,也已组成19人名单参选医学界选委,声言最低要求是“踢走梁振英”。

在上一届特首选举中,医学界是竞争最激烈的界别,83人争30个席位。预料今届战况同样激烈,除了“真普选医生联盟”外,据悉,公共医疗医生协会、医学会、西医工会、私人执业医生协会等亦会分别组队,而上届由当时仍未成为食物及衞生局长高永文等“七大名医”组成的名单,今届亦会再度参选。

这意味着,今届30个议席,最终可能有过百人混战。

而在会计界,上届泛民9人名单全数当选,据了解,今届伞后组织“进步会师”亦联同民主派,组成约20人名单参选。泛民主派前立法会议员谭香文,也计划筹组约10人名单参选。建制方面,有报道指由四大会计师行高层组成的“钻石名单”,上届16人名单取得佳绩,故今年会派出超过20人参选。

由以往泛民、建制对垒,到今届出现大批伞后组织,一个新的问题是:整个非建制阵营能否有效协调?

7位民主派立法会功能组别议员牵头组成参选联盟“民主300 Plus”希望回应这个问题。“民主300 Plus”计划协调非建制阵营中各个专业界别,目标是在选委会1200席中取得300席,比上届多约100席。“衞.真普30”及“进步会师”的团队也有参与。

但要达到300席的目标,并不容易。

回看上届选委会,第一界别“工商、金融界”,上届由建制派包揽所有席位,金融界、工业界、纺织制衣界等多个界别,均在无竞争下出现自动当选的情况。泛民上届派人挑战“商界”这一界别分组,结果全军覆没。所以,第一界别是非建制阵营最弱的一环。

第二界别“专业界”,是泛民主要抢攻的界别,上届获得近半议席,当中,教育界、高等教育界、法律界、资讯科技界等,均为民主派票仓。至于上届泛民成绩不理想的会计界和衞生服务界,“民主300 Plus”希望透过协调,于今次选举中全取两组共60个议席。

第三界别“劳工、社会服务、宗教等界”,民主派上届在社福界60席中,成功夺取59席。除了力保社福界外,非建制阵营亦希望今届攻占文化界15席,预计会由失落立法会议席的艺术家周俊辉领军,打破过往建制派垄断。

第四界别“政界”,立法会议员、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政协等,都是这个界别的当然委员,现时也由建制派主导。

伞后的年轻朋友较关注本土议题,很多事情都以香港人为本位出发。但泛民内部近一两年都有这样的转变,其实双方分别不会太大。

会计界立法会议员梁继昌

会计界立法会议员梁继昌,是“民主300 Plus”发起人之一。他指出上届选委会选举时,各个专业界别碎片化,未有好好商讨策略,尽管今届多了伞后组织参与,但有信心可以成功协调,不会让令建制派“渔人得利”。

“伞后的年轻朋友较关注本土议题,很多事情都以香港人为本位出发;至于与内地的关系,可能他们觉得在一国两制下,我们可以自行处理很多事,不会考虑会否影响两地关系。但泛民内部近一两年都有这样的转变,其实双方分别不会太大。”梁继昌说。

2016年10月27日,前任法官胡国兴宣布参与明年3月特首选举。
2016年10月27日,前任法官胡国兴宣布参与明年3月特首选举。摄:卢翊铭/端传媒

300票如何左右大局?

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行政长官候选人须从1200个选委会委员中,取得超过600票方能当选。非建制阵营目标只是取得300席,未足够一决胜负,但只要运用得宜,这300票或者举足经重。

情况一,假设只有梁振英参选,在建制派占多数的情况下,即使民主派300票全投白票,亦不能阻止他连任。但随着退休法官胡国兴正式宣布参选,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表明正考虑参选,以及传出财政司司长曾俊华、金管局总裁陈德霖等人有意竞逐特首,外界普遍预期不会出现只有梁振英一人入闸的情况。

情况二,假设除了梁振英以外,还有1名建制派候选人,他们平均瓜分建制派的900票,各得450票,这时,非建制阵营的300票便成为影响选情的关键——将300票投给其中一名候选人,令他当选,俗称“造王”;又或者全投白票,导致流选,整个选举程序要重新开始。

不过,要找共识似乎困难重重。列明慧与同业组成“衞.真普30”选举名单,除了要硬撼建制阵营的华员会、香港护理专科学院,竞争对手还包括由护士协会牵头的名单,而护士协会主席,正正是“民主300 Plus”成员、衞生服务界立法会议员李国麟。据了解,护士协会自行商议后,决定不参与非建制阵营协调。

我希望不是每人各自取态,而是令这次成为有意思的选举工程,找一个透明、负责任、谦卑的特首服务港人。

会计界立法会议员梁继昌

就连泛民是否派人出选特首,“民主300 Plus”亦未有定案。“有人说要先全民公投,看看香港市民想法;有人说一定不会提名任何建制派候选人;有些说要当造王者;有人说反对投白票。”梁继昌放下手上的咖啡杯说,寻求共识的过程的确不如想像中容易:“我希望不是每人各自取态,而是令这次成为有意思的选举工程,找一个透明、负责任、谦卑的特首服务港人。”

时事评论员刘锐绍指,北京正在等待非建制阵营的下一步部署——到底会否派人竞选行政长官。他分析,北京暂时仍未决定人选,“一点也不焦急”,除非非建制阵营派人参选,北京才会认真考虑布局,否则便会让建制中各个派系“自己玩”。

“只要不搞得丑闻满天,那便可以令选举更像选举,更能骗倒香港人。”刘锐绍这样说。端传媒

黎学文:观念极化时代的到来|民主中国

2.jpg.png.jpg自2012年以来,大陆意见市场呈现出越来越撕裂的局面,一个基于观念分野、壁垒化日趋剧烈的观念极化的时代已经凸显出来。显然,这种极化不是观念市场内生和自我演变的结果,而是新极权体制形塑过程中对观念市场影响的结果。换言之,是社会演变的客观现实决定了观念世界的极化后果。面对一个由新极权形塑的观念极化且必将成为政治极化的前奏曲的时代的到来,正视并参与其中,才是顺应历史的明智之举。

2016-11-3

自2012年以来,大陆意见市场呈现出越来越撕裂的局面,一个基于观念分野、壁垒化日趋剧烈的观念极化的时代已经凸显出来。显然,这种极化不是观念市场内生和自我演变的结果,而是新极权体制形塑过程中对观念市场影响的结果。换言之,是社会演变的客观现实决定了观念世界的极化后果。

观念极化主要表现为观念鸿沟的彼此树立与难以逾越,各自对立场的阐释与强化不时演绎为言论市场的攻防战,以至于从线上蔓延到线下,各种拉黑和绝交不时发生。这种极化趋势在推特时代和微博时代开始发轫突显,一直延续到如今,观念交锋的剧烈化与冲突的激烈化已成为某种常态。当下观念的交锋主要体现在变革与改良的论争上,交锋群体主要为口炮党与公知,早年的推特活跃者和微博转世党在其中扮演着活跃的角色。

就个人感知而言,我以前没有以口炮自居,他人也很少这样看我,但在口炮党与公知的论争中,我鲜明的赞同口炮党的核心观点,由于我立场鲜明的公共言论,我也被认为是口炮党。虽然我也意识到口炮党的局限性,但对于立场的暧昧极其厌恶,因此我也接受口炮党这个标签,但我更愿意被称为变革派。从情感上而言,许多熟悉的朋友成为良心犯的事实让我对体制充满憎恨,道义感驱使我厌恶任何对体制的美化想象,如同八九一代最坚定的反对者所言:六四的枪声之后,任何对体制的幻想都是对当年的死难者的背叛。对于我这样的后八九一代来说,新极权一波又一波的扫荡让我无法认同体制的任何合法性,情感的理由和观念的认知共同构成了反对立场的的二维,感性和理性互相激荡,彼此支撑而强化。有时候,情感上的理由甚至超过观念的理由。

新极权体制对民间的大规模迫害与扫荡成为观念极化的主要推手,民间观念交锋原本不算激烈的论争由于语境的恶化变得彰显,许多边缘性的议题在此情境下也开始浮出水面,成为一时的争鸣热点。一些曾经的朋友圈开始剧烈分化乃至重组。老朋友之间开始撕逼,新朋友开始介入。

我向来主张观念交锋的时候要克制自己的情绪。然而去年某天看到杨恒均参加当局的统战招待会,他本人居然公开秀出他在天安门和武警的合影,其得意洋洋的嘴脸终于让我怒不可遏。我立即在微信上写出与其绝交的话。前几年在北京,和杨恒均多有往还,同为湖北老乡,加之对他的所谓民主小贩的言论也并不讨厌,然而在709事件发生之后,看到自己熟悉的人居然如此表演,我不得不怒斥其为虎作伥、表示绝非同道了。新极权对民间的荼毒让我不再容忍过去可容忍之人之事了。我至今也不后悔自己的这一表达,国人在专政下有太多的苟且和中庸,清晰和鲜明的表达哪怕被目为偏执,也胜过以宽容之名的暧昧。

如果以大历史的眼光来看,当下观念的极化也许预设着一个政治极化时代的到来,或者说观念的极化是政治极化的预演。如此观之,才不会对当下观念市场的激烈面向感到吃惊而难以接受,不会以党同伐异的大棒加诸其上,相反,会以平常心坦然面对。毕竟,极化的社会现实才是观念极化的土壤,观念,哪怕是偏执的观念也不可能来自虚构的大地,尤其是对于政治现实和民间生态的认知。

对于社会演变和民间生态的构建来看,观念极化的时代的到来其实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既然是日趋极化的现实催生了观念的极化,那就只有顺其自然的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观念极化显然不是某些个人或者群体故意打造出来的,它对于有志于抗争、转型中个体角色扮演都具有积极作用,会强化个体或者全体在社会舞台上的辨识度,对于民间网络的形成和夯实也随之带来积极的影响。观念极化当然不会自然带来政治极化,但却是通往政治极化的必经之路,了解民主转型常识的人很清楚:在社会剧变发生的时刻,政治的极化是必然要上演的剧本。面对暴政,试图以改良、渐进之名来行苟且妥协之实,不过是无良之辈的自我欺骗。在政治极化尚未到来的时候,观念极化其实扮演着清道夫的功能。极权体制已经以铁血事实让观念的中间地带和暧昧空间荡然无存,寄生于此、着力表演者不是傻子就是骗子。观念的极化能够让争鸣者和围观者获得清晰的认知版图,为政治极化的到来廓清障碍、营造氛围。

许多理中客和风光不再的公知们面对当下极化的现实,常常会发出狼来了的恐惧,甚至表达杞人忧天式的担忧,其实都不过是榨出了他们“皮袍下的小”来,他们常常发表诛心之论,甚至认为当下的现实是变革派与体制合谋的结果,这种合谋造成了对民间的残酷打压,这是用心险恶的指控,由观念的对立导致对阴谋论的拥抱,反映出一些人受迫害狂妄想症的畸形心理。

对此,思想者星河分析道:“公知的逻辑大致如此,其所谓集中/团结,很能迎合中产对社会极化的恐慌,同时,中产也乐于把极化归因于政治反对。按照他们的理想,社会就应该固化冻结以避免极化,进而避免极化导致的动荡和剧烈变革;民众应该在现状基础上谋求提高,而极化恰恰使提高难以实现,所以必须停止反对,才能停止极化,进而实现合作。”这种毫无事实支撑的对政治反对的污名化和观念极化的恶意解读暴露出公知们和中产者的虚伪,不敢正视新极权的残酷现实,不敢对专政之恶进行抨击,而将怨恨泼向变革派,只会被证明是观念争鸣失败后的狗急跳墙。无论他们是否愿意,一个由新极权形塑的观念极化的时代已经到来,它必将成为政治极化的前奏曲,正视并参与其中,才是顺应历史的明智之举。

民主中国

史平: 习氏进一步倒行逆施将加速亡党|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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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号第469期

 “绝对忠诚”:抗拒和怠政

习氏反腐,本来就是选择性反腐,对象大体就是江系及有意问鼎总书记大位的人(如薄熙来)。十月十五日有媒体报道:中共最近又有两名上将张树田和王喜斌被拘查,而此波落马将领还有多人,仅过去一周有三十七名将官被抓。他们都是因习近平要“进一步肃清徐、郭流毒”而中箭者。

这些被整肃的人,的确很可能是贪腐的罪人,本文无意为这些人开脱,但罪有大小,卖身投靠也未必个个都是死党。如此“进一步肃清徐、郭流毒”,恐怕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阴暗心理,自己为自己保驾护航吧?

其实不仅在军部,在党政部门,临近六中全会和十九大,习氏更加强调“绝对忠诚度”,以至大批更换省部级高层领导,换上习的人马,换下尚不能信其“绝对忠诚”的人物。

但,真的斩得尽杀得绝么?换上的真的绝对靠得住么?历史上因株连太多而终于祸及自身的先例实在太多,例如朱元璋之于胡惟庸案、蓝玉案等等,都是株连及于几万官员,结果是杀光了功臣,自己也就成了孤家寡人,到朱棣谋反,朱元璋的孙子建文帝已无将可派,最后不仅丢了皇位,连生死都是至今不明,真的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毛泽东其实也是一样的愚蠢做法,结果是死前身边竟无一名亲属,尸骨未寒而妻侄(视同儿子)已进了大牢。对习氏而言,“进一步肃清”的结果是人心的背离甚至叛变。最近的数千甚至上万复员退伍军官军人包围中共中央军委大楼事件,明摆着是反对习近平,并直接威胁到中共的护身宝贝“解放军”的忠诚度。

而更摆在眼前的结果是上到国务院和人大各个部委,下至各个省、市、自治区、县、乡,官员的普遍怠政,已导致政务和经济活动趋向瘫痪,无人担责,实际是新版“政令不出中南海”,这就是习氏进一步倒行逆施的结果。

  践踏人权,自有覆舟水

习氏践踏人权,打压舆论,抓捕公知和维权律师,现在更进了一步。《炎黄春秋》本来虽然艰难,尚可出版。但到今年七月十二日,竟被鸠占鹊巢,领导班子被赶走,新换上的社长、主编则都是习近平、彭丽媛的同乡。伪班子甚至私出伪刊版《炎黄春秋》,《炎黄春秋》诉诸法院也得不到受理。接着,《共识网》也被迫关闭,甚至连《财新网》这样大有背景的网站也遭遇警告,其原创稿件不准任何媒体加以转载。如此收紧舆论,这不是进一步违宪违法,在人权和打压舆论上进一步倒行逆施是什么?

然而,大众和传媒界都不买习的账。伪《炎黄春秋》遭到严厉谴责和大批退订,众多媒体一齐曲折声援原来的《炎黄春秋》,无声抗议中共,“媒体姓党”不灵了。当心载舟之水也会覆舟。还有那个乌坎事件,本来经过汪洋比较开明的做法,至少是初步平息,中共少了一堆引火的干柴。但因习氏的进一步践踏人权,欺压百姓,逮捕林祖恋,打压维权律师,就激起了新一轮乌坎民众的抗议。虽然,武警可以镇压一时,林祖恋可以被抓,但百姓心中的仇恨是可以浇灭的么?官逼民反,在热兵器时代难道真的失了效用?

  国企姓党,经济必崩溃

按中共现行体制,经济本是国务院的管辖范围,李克强总理及其智囊班子比习近平及其一班人马懂经济得多,而且也在竭尽全力,习氏却建立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自任组长,以刘鹤为依靠,以“权威人士”对李氏大张鞑伐。八月三十日上午,习又一次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又发表“重要讲话”,实际就是进一步抢夺经济工作领导权。习的办法,居然是再次强调国企的主导作用和重要地位,强调加强国企中党的领导地位,国企也要姓党。自从邓小平改革开放以来,不是一直主张市场经济吗?不是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吗?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那点经济成果,难道是国企发展的结果?如此,难道不是对市场化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倒行逆施是什么?

但“权威人士”说的L型“经济新常态”说准了么?事实是经济在无止境地下滑。可以估计,照此执行,国企姓党,大陆经济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了,最近人民币的快速贬值就是明显的迹象,就是经济上进一步倒行逆施的结果。

  外交失据,祸起何方

外交方面,原来是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方针。习上台后改为“有所作为”,争钓岛,抢南海,填岛礁,搞得全世界对其侧目而视。习氏于今年七月一日在中共建党九十五年的讲话中提出“中国方案”,向全世界推销一党专政(人家本来就是市场经济,毋须置喙),诋毁全世界认同的普世价值。在具体动作上,从G20峰会的会谈到南海东海,处处穷兵黩武,进一步与美国、韩国、日本为敌。而另一方面,又在柬埔寨、孟加拉等小国大把撒钱(柬埔寨:大约二亿三千七百万美元的长期低息贷款,取消了柬六亿元人民币债务;孟加拉:两百亿美元左右的投资融资,另外据孟加拉一位官员说双方还谈及其他合作项目,中方投资将超过五百亿美元),只是为了买得他们一句口头支持(例如在南海问题)。其实中国大陆还是如此贫穷,甘肃年仅二十八岁的农妇一家六口实在没有生计,只好合家赴死,而此事件居然并非孤例。但对于北韩,明明受到金正恩的奚落(连呼吁救灾也不向中共,且公开称中共为社会帝国主义)、侮辱(核试不通知)以至实际的威胁(在离中朝边境不远处核试),习氏却反而主动去帮他、护他,说是“人道主义”,甚至还暗地里破坏联合国制裁。如此外交,真的是浑恨狠蠢不打一处来,这不是进一步倒行逆施是什么?

当然,在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主流的大环境下,民主国家包括美国、日本,也包括台湾,是断不会用武力推翻中共政权的。但是,如此敌友颠倒,如此处处威胁别人,人家会帮你?人家不会防备和抵制你?世界上并非只有民主国家,至少还有个流氓国家就在中国旁边,它的核武器既有重大威胁性,又技术不精,极不安全,再说穿鞋的也总是对付不了赤脚的。

如此政治、人权、经济、外交,这中共王朝,或会二世(红二代)而亡了!

zhengm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