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一夫: 没收达赖喇嘛法像的愚民政策与暴力|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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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海外媒体上出现了一张照片,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炉霍县一个叫做“文化综合执法大队”的国家部门所下达的“在全县收缴违禁达赖画像的通知”。来自藏区的类似消息时不时地出现在海外媒体上,一会儿是某地政府默许民众持有达赖喇嘛照片,一会儿是政府禁止和收缴达赖喇嘛照片而和民众发生冲突。事实上,中国政府不让民众拥有和展示达赖喇嘛照片和画像而天天在和藏人发生冲突,围绕着这个矛盾,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一面是愚民政策,一面是国家暴力,两者紧密相依,缺一不可。

2016年11月号第37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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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川甘孜州炉霍县政府下令收缴达赖喇嘛法像

  藏区的达赖喇嘛照片

 

前不久有一位英国朋友问我,为什么中国政府那么恨达赖喇嘛?我说我不知道,我至今没有听到谁说出过一点点令人信服的理由。这个问题的答案得问中国领导人,可惜他们也从来没有向全世界解释过,中国政府有什么理由那么敌视达赖喇嘛。中国的大部分汉人对西藏问题和达赖喇嘛一无所知,因为政府多年来以严厉的惩罚手段禁绝民众接触有关达赖喇嘛的任何信息。西人有谚:你吃什么就成为什么。人的大脑和心智受信息的影响,你接受什么信息,就成为什么样的人,这就是愚民政策源远流长的原因。几年前我在中国大陆探亲期间,试着给那些自以为是地批判达赖喇嘛的人看达赖喇嘛的照片,没有一个人能认出达赖喇嘛,因为他们从来也没有看到过,他们也从来没有听过、读过达赖喇嘛的讲话。这种闭塞而不觉得闭塞、愚昧而不知道愚昧的状态,只能用“可悲”两字来形容。

但是,在藏区,在藏人那里,情况恰好相反。

几年前我在四省藏区旅行的时候,曾经走进偏僻草原上孤零零的藏人家里。藏人家里最高最敞亮的房间是他们的佛堂,也是一家人吃饭的地方。在房间的正中央,总是供奉着大幅的达赖喇嘛彩色照片。我打开手机给他们看我采访达赖喇嘛的照片,他们一边啧啧称奇,一边隆重地将手机举过头顶,触额表示顶礼,轮流传看。他们对此一致赞叹,说我是非常幸运的人,竟能见到达赖喇嘛尊者,竟能坐在达赖喇嘛身旁。这对藏人来说,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藏人认为,达赖喇嘛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是慈悲和智慧的象征。五十多年来,中国政府在藏区对达赖喇嘛展开的污名化宣传从来也没有停顿过,但是丝毫不起作用。在藏人的家庭里,达赖喇嘛的照片就像佛陀释迦牟尼的佛像一样。在广袤的藏区,星罗棋布的寺院是藏人的精神家园,即使是在中国政府的严密监控下,在寺院大门口甚至寺院里设立了公安派出所,僧尼们仍然悄悄地供奉着达赖喇嘛的照片。中国政府强令寺院成立所谓“寺管会”,以便对寺院落实政府的命令。这些人其实也知道寺院里供奉着达赖喇嘛,但他们并不卖力地企图杜绝僧人对达赖喇嘛的敬拜,因为他们知道人的内心世界是无法禁绝的,他们也犯不着和僧众作对,惹起众怒。他们多数时候是睁一眼闭一眼,主要是应付上级检查,在上级或公安到来之前关照僧人暂时把达赖喇嘛照片收起来,平时不要放在太明显的地方,尤其是旅游热点的寺院,不要引起汉人游客的注意。我在藏区朝拜寺院的时候,只要我适当地问起,都能在寺院里找到达赖喇嘛的法像。

这些达赖喇嘛照片来自何处呢?炉霍县的这份通知里透露,炉霍县的各类大小商店里,有百分之四十供奉着达赖喇嘛的法像,根据我在藏区的观察,实际上这个比例只会更高。二十多年前,达赖喇嘛的照片必须从境外带进去,于是西方游客的西藏旅游攻略中有这样的经验之谈:带上几张达赖喇嘛的照片,在合适的场合拿出来,能当场交上藏人朋友,帮你解决旅行中的大问题。现在普及了互联网和高清彩印机,要得到达赖喇嘛的大幅彩色照片,再也不是一件难以做到的事情,是中国政府无力禁绝的了。

  相由心生,心之所倚

唯物主义者或许会认为,藏人对佛祖的敬仰,对达赖喇嘛的崇敬,只是由于缺乏科学的愚昧。他们或许指望通过向藏区引入现代科技,就可以让藏人渐渐地淡忘达赖喇嘛,指望普及科学教育的同时也能普及唯物主义。让中国政府无法理解的是,经过几十年的教育宣传,藏人的佛教信仰和对达赖喇嘛的爱戴依旧,他们就想,多半是藏区人口分散,藏人生活贫乏,精神上需要崇拜一个偶像。那么,给他们换一个神像来代替,就可以转移他们对达赖喇嘛的追随了。

于是,中国政府一度制作了大量印刷精美的毛邓江胡四领袖像,无偿送往藏区,要求藏人在家里和寺院里张挂国家领袖像。中国政府还发现,凡是有藏人的地方,都会在房顶、帐房、河流、山顶等地方悬挂经幡,风动幡舞,十分壮观。他们就制作了大量五星国旗,送到藏人家里,规定必须竖在房顶上。于是,靠近公路的藏人村寨里,一度出现了家家升起五星红旗的“爱国景观”。

唯物主义的中国政府没有想到的是,藏人是佛教民族,他们有自己的认识世界的方式,他们相信,相由心生。达赖喇嘛的法像是藏人所秉持的慈悲理念的象征,是藏人在精神上的依靠。藏人有丰富的精神世界,这一套强迫加引诱藏人改变精神世界的做法,最后都只会落得一个笑话的结局。

  愚民政策必以国家暴力为后盾

中国政府的这一类政策,是半个多世纪来愚民政策在藏区的扩展延伸。

愚民政策是专制政权对人民心智所实行的必然政策,是对人类智慧的藐视和嘲弄。凡愚民政策,必然以暴力为伴随措施,否则是不可能奏效的。

在西藏问题上,中国政府长期来严密地封杀信息,将单方面的捏造、歪曲、污蔑达赖喇嘛的宣传灌输给中国民众,而对任何有可能将真实情况透露给境内中国民众的途径,都加以严厉惩罚。在中国境内,达赖喇嘛的照片、达赖喇嘛的书籍、文章、视频等等,包括达赖喇嘛的佛教弘法,都是“违禁品”,一旦被发现,不仅被没收,当事人还会遭到残酷的惩罚,丝毫没有法律保护可言。国际社会长期来难以相信,在中国境内,持有一张达赖喇嘛的照片,是有可能使持有者进监狱被监禁的事,然而这正是境内的真实情况。愚民政策的背后,国家暴力在肆虐。

炉霍县被披露的这个通知,只是给国际社会提供了又一个证据而已。

动向

任协华: 重塑与超越: 非暴力抗争的现代观念|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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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大陆民主转型的实际状况,以及针对一个已经陷入沼泽和固化的精英体制,非暴力在当下所面临的障碍要大于来自极权本身施加于整体社会的政治压力。由此,澄清基于世俗社会和平民群体所对应的普世价值,并将此理解、阐述为一种必要途径达成的当代形态,则有助于增强并扩展非暴力领域的本质变化。惟有以超越性的现代民主观念和实践姿态,才有可能具备非暴力对抗极权的现实动力,才有可能以同等信心的民众张力,理解当代民主所包含的真实历史和生存渴望,并以此形成当代非暴力抗争运动,成就大陆摆脱党权凌驾于全部国民之上的社会转型之基础。

2016-11-17

非暴力抗争指向被伪造的大陆史

和普遍认知的观念相反,民主不是一种新的或者区别于专制的统治方式。因为在民主体系中,既存在对特权政治的手段制裁,也包含了当代民主在演进时期中之于大众及平民的全局性反映,因此,要讨论在大陆地理的版图上有关民主转型的真实进程,则必然要将现代民主的普遍意义具体为和现实相互递进的政治体制。也就是说,现代民主不是适不适合当下大陆社会及国民的问题,而是当下大陆的社会现实及国民要求现代民主必须要成为他们生活的基本准则的问题,这是因为,和作为模仿、伪造而产生的中共政权相比,大陆民众缺乏必要的制约资源,也更缺乏进行反抗的直接路径。与此同时,中共出于统治(统治就是奴役,而不是国家形态)的内在需求(维护特权),则又必然地要不断地进行伪造,比如中共通过篡改国民性,伪造社会动荡来进行假民主真暴虐的统治。而在另一方面,中共所伪造的国民性则又构成了极权的历史,并通过其武力手段迫使历史进入人类社会的层级,以达到改变大陆属性及权利格局的目的。并且最终,中共又通过以上种种,将大陆强行拖入到一个后宗教时代的黑暗泥潭中,将共产主义病毒演绎为一种神乎其神、形而上学的宗教体验,之后,也就理所当然的,将中共自身塑造成了当下和未来的救世主,甚而至于,还要不断上升,成为照耀全球的“星辰大海”。

而随着极权的不断异化,在伪造历史之外,中共又通过寄生国民的方式进行统治,这种边伪造历史边寄生而形成的社会宿主本质,正是来源于中共在早期历史中的寄生形态。也即,中共从寄生于中华民国的血脉,之后不断伪造在社会领域内的主导形象,继而对中华民国进行吞噬,逼迫民国逃离大陆、漂流台湾,直至以寄生形成宿主,代替中华民国成为联合国主要成员,同时,享受一切本应由民国政府所有的政治待遇。这就是中共在本质形态中的历史,也就是从寄生民国直到寄生大陆全部国民的历史。而这种历史,毫无疑问,是因伪造而来,也就是中共以伪造国民史而成为所谓的代表大陆国民的一种统治形态,一种既和民主无关也和人性无关的暴政状态。

以寄生形式在成为吸附于大陆国民的宿主之后,中共历史在伪造的连续状态下进行不断清洗(说好听点叫整风、反腐,说明确了就是清洗),这种清洗首先还不是针对大陆国民,因为对于暴政而言国民只是被奴役的数字和工具。中共要清洗的是其内部在异化过程中突然转向或不受控制的那一部分,这是因为中共历史对于中共来说是非常明确的,也即,在这个庞大的统治集团内,维护其本身的特权和维护其内部等级之间,后者要更重要,因为特权是一种共享状态,但等级则意味着对党控制的实际权力,同时,也更是为了不使突然变得庞大、膨胀的党内怪物和政治狂人更改中共的特权机置。因此,中共的历史不仅是伪造的历史,也必然是清洗的历史。既然大家都是吸血鬼,那就不允许有超过两个的鬼王进行权力斗争,更不允许划江而治,否则,大陆国民就会通过非暴力的社会抗争,从每一个出现权力破绽的区域开始反抗。因此,在伪造和清洗之外,将共产主义包装为一种宇宙真理,这种隐身术,则表明了中共之于反人类文明的程度已经到了何种地步。

大陆非暴力运动的当代内涵

以一种拼凑而成的政治所谋取的权力即构成了当下中共的全部和所有,并且不但如此,它还通过各种层出不穷的会议内容、新闻公报、文件传达来掩盖、混淆社会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区别。也就是说,对于中共而言,一切都是党所要控制和收服的,也就不允许任何一种与当代人性、个体有关的现实存在于党国的统治之外,包括社会本身所应当具有的超越于一般政治的领域。而又正是在此种严峻的事态下,探讨有关非暴力在大陆民主进程中的具体内涵以及相关因素,就成为民主转型的议题下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因为,正是由于非暴力的当代涵义缺乏或者说难以形成一种相对清晰的民主理论,才会构成当下大陆抗争中共极权中一个已经消亡的伪问题即革命还是改良的争论。进而言之,探讨非暴力的大陆内涵,就是我们所要针对民主转型本体在社会抗争时期的重要转折,并且,非暴力的当代内涵同时要解决两大问题,一是现代民主之于大陆的价值取向,其二,则是要建造并回应真正的大陆史,以逃离并击碎由中共极权所伪造和歪曲的国民史。

因此,重新讨论并确立非暴力的社会抗争运动之于中国大陆的真实涵义,首先将意味着脱身于一种被伪造的历史阴影。也就是要明确普世价值之下现代民主的真实性和事实性,并且更重要的是,普世价值并非等同于中共极权画饼充饥的意识形态(解放全人类的实际意思是将人奴隶化继而材料化)。普世价值是大陆民众在当代世俗的现实生活中的基本要求。普世价值不高于任何一种类型的民众生活,并为民众尤其是大陆平民提供进行继续生活的存在条件。而又因此,经普世价值理念的澄清,回溯到何谓现代民主,尤其是何谓当代大陆的现代民主,就不是什么合不合适或需不需要的问题,因为现代民主的核心理念即是普世价值本身的体现。有些人一厢情愿地认为,并断言现代民主不适合中国大陆,这种奇怪而令人不解的观念之所以造成的原因在于,他们既不愿以真实的思辨揭示、剖析并批判由中共所伪造的大陆史,也无力就现代民主的基础和本质进行理论上的阐述,仿佛在他们看来,生活在大陆的当代民众根本就不存在,以至于要求社会领域和政治空间的公平正义是一件令人羞愧的事,惟有依赖暴力和谎言才是这片天空的本来面目。此种论断,以及还包括论断之中逻辑的混乱程度,在本质上意味着作为已经屈服于极权和暴政的个体已经丧失了最直观的判断力,并且还不但如此,还要幻想通过一本正经的论述,来掩盖现代民主作为维护人权最有力的社会和政治机制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同样,在现代民主的内涵和架构下,有关民主转型的一切,从来都不是仅仅针对中共的,更不是要求中共进行根本不可能完成的民主转型,而是说,民主转型首先是针对大陆社会的,其中制度转型仅仅是民主转型的议题中所包含的一个部分和篇章。民主转型具有明确的政治制度的考量,但更重要的是,它也是对整个大陆而言的包含了政治、文化和经济等一系列社会空间的制度性超越。因此,也只有在这个层面上讨论在民主转型的范畴内所展开的社会性抗争及非暴力运动,才具备现代民主以普世价值为基本核心的民主诉求要素。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现代民主此一考量的前提下重新讨论非暴力斗争的真实意义,是在于大陆将作为当代形态的一体而产生足以能够推动大陆迈向民主转型的动力和能量,而不仅仅是针对作为其中一个部分的中共极权。因此,所谓无解的民主转型,所谓衰退的社会抗争,都是因为存在着将现代民主的核心理念从大陆的版图中置换出局,同时又将中共所伪造的大陆现代史作为唯一参照而形成的狭隘、片面的论述。

在现代民主中,平民抗争毫无疑问承担并衔接起了有关非暴力抗争形态的真实进程,并且更重要的是,大陆平民以动人的姿态,构建并深入了对于非暴力抗争在面对中共极权和社会特权的境况下,大陆现代抗争版本的时代特征。这一点,对比一个已经去伪存真的大陆近代史而言,具有着非常重要的参考和提炼意义。而不是说,在一方面,我们惊愕于中共变本加厉的暴政指数,在另一方面,却故意忘记了曾经呈现的如茉莉花运动、公民饭醉、街头抗争以及大大小小改变着大陆社会生态、推动着大陆民主化进程的变革性运动。这种不相称的心理,所折射的其实早已不再是对民主使命的坚定与否,而是要这样理解,我们所经历和思想过的一切,是要反过来证明我们作为参与的一方,是否依然还能保持清醒。

由此,从伪造历史到澄清历史,大陆非暴力抗争运动的形态就已通过其本土领域内的真实线索,构成了它现代层级上的内涵。也即,非暴力抗争运动之于大陆而言,是在权利受损、政治不公、资源匮乏的现状下,大陆民众经由极权的压迫继而奋起反抗的时代路径。非暴力并非仅指其字面含义而言的一种保守而狭隘的语言、论证和理论体系,而是结合了具体的反抗行为、并包含了必要的武装手段的抗争形态。非暴力是和抗争结合一体的,不能只谈非暴力而忽视所对应的抗争行动。非暴力也是当下大陆经由民国跨入现代纪元的民主征程,并且不但如此,非暴力还包容了必要的现代技术手段和经济策略以及个人与群体、小团体和大集群结合的抗争形态。这种转变和深入,是因为在民间主体的主要抗争区域中,大陆民众所具有的抗争信念,是建立在指向非暴力本质基础之上的一种平民从觉醒到行动的过程。非暴力的大陆涵义是指现代平民通过其合适而恰当的个体行动,来达成在本世纪中以实现作为社会主体构成的一个部分而获取正当权利的手段。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即使有一天,民众走上街头,用类枪炮的工具作为武器与中共极权斗争,也一样标定并确立于非暴力抗争的形态之中。同时,更进一步,这就是现代民主理念用于实践而收获的民主转型的可能性手段之一。

重塑后超越:成就非暴力抗争的转型深度

追溯并确立一段真正的国民抗争史,不仅是为了抨击中共极权之恶,抨击依附于伪造意识形态之中的有关民众呼唤自由与公平的价值伦理,同时也是为了在现代民主的语境中,还原社会及政治原理,以谋求在民主转型的进程中将无解的线索提升到一个和每个个体息息相关的层面。中共极权的暴力之恶不是什么虚构的产物,反人类的暴政也不是什么民众的假想敌,而是确确实实笼罩于大陆甚至大陆之外。因此,在明确了非暴力抗争之于当代的重要本质之后,还要更进一步,以获取并探讨非暴力之于大陆的实际意义,尤其是在此孤立无援、倍受打压、无论是言论空间还是行动空间均被所谓的习核心无底线的压制之下,探讨社会民众在步入抗争之河时的实际形态,不仅深有必要,而且意义重大。

和极权在场并经由残酷清洗而走向个体独裁的中共政权相比,大陆平民之于社会抗争运动的发展也同样构成了无比清晰的民主路线。尽管有人认为,个体追求社会正义公平并不一定就是政治的、或者和民主转型相关的,但我认为,这还只是一种比较简单的看法,因为并不局限于或一定是要成为政治的才是非暴力抗争。其原因在于,平民个体在进入社会语境时,就已经具备了时代的意义,并且,是不是“政治”早已不再是非暴力抗争尤其是大陆民主进程的重要考量因素。同时,检验并扩展非暴力的当代内涵及版图,以使得其同样匹配于现代民主中普世价值的光芒,就必然为非暴力抗争的未来提供精准而积极的动力。也即,以个体行动要求大陆进程迈向权利真实、人性真实和资源平等的这一系列民主观念,则又意味着我们不仅仅是讨论民主在一般层级上的理论思维,而是更重要的,讨论和演绎已经作为一种事实的开始,进入到了社会领域的各个层面。

平民抗争作为非暴力运动在现代民主架构中的重要形态,即是不容回避的社会性脉动,也是区别于旧式民主体系的、一种新的将民主进程从不断被制造出来的陷阱中解救出来的当代手段。尤其是对于倍受中共压制的大陆而言,从追求民主到民主深入,从压迫性维权到社会性维权,从呼唤党式改良到谢绝极权入侵的反击,民主此一理念、行动和时代形态,已经由现实的锤炼变化并上升为不再是某一部分或某一类人群而是绝大部分群体所要共同面对的事实。追求并享有权利保障和公平正义即是人类的天性,也是社会及族群得以发展延续的强大动力。因此,只有在此一层面上,维护底层平民的权利需求,以区别于仅仅在极权体内进行无效劝化的行为,更能彰显现代民主之于大陆的转型深度。

现代民主的起点是建立在一个权利真实而不是权利让渡的社会与政治范畴内,它以理所当然的观念,在非暴力抗争的行动中,超越了所谓良性专制和“完美独裁”的幻想与鼓吹。因为现代民主通过自由主义的思潮运动,突破了专制思维之下长期浸淫的由政治宗教而催生的极权幻觉。但尽管如此,针对大陆民主转型的实际状况,以及针对一个已经陷入沼泽和固化的精英体制,非暴力在当下所面临的障碍要大于来自极权本身施加于整体社会的政治压力。由此,澄清基于世俗社会和平民群体所对应的普世价值,并将此理解、阐述为一种必要途径达成的当代形态,则有助于增强并扩展非暴力领域的本质变化。惟有以超越性的现代民主观念和实践姿态,才有可能具备非暴力对抗极权的现实动力,才有可能以同等信心的民众张力,理解当代民主所包含的真实历史和生存渴望,并以此形成当代非暴力抗争运动,成就大陆摆脱党权凌驾于全部国民之上的社会转型之基础。这就是将党的历史还原为国民史的全部意义所在,更是对数十年来致力于民主运动的先行者们最好也是最准确的回应。

 

民主中国

未普: 大选后的思考|自由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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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选的结果,让全世界错愕不已。一个口无遮拦煽动民粹的政治素人,居然当选为美国总统;民调中十拿九稳的老政客,居然因大幅落后的选举人票而遭淘汰;预测中的共和党惨败,居然变成了民主党出局。美国的选后世界,就像电影Inception(盗梦空间)中的法国巴黎街头,一切都颠倒了。

2016-11-16

这个颠倒的世界,不再是梦境,而是真实的存在。近一半美国人陷入喜出望外地狂欢,另一半美国人,甚至更多一些(希拉里赢得普选票)感到震惊、失望、愤怒、恐惧。美国数十个城市连续爆发反川普游行,一些匪夷所思的种族主义言论,堂而皇之地登上大雅之堂。美国陷入空前的分裂。

在这个颠倒的世界,如何保持理性思维,不让愤怒或狂喜模糊视野,可能并非易事。笔者一直不支持川普,因为他在竞选中表现出来的种种反智倾向和偏执主张。但必须承认,自从他当选后,他的几个表现叫人刮目相看。第一,他在胜选当天表示,他要做每一个美国人的总统。这是一个弥合分裂的重要姿态。

第二,川普和奥巴马两个形同水火的对手在白宫握手,向这个颠倒的世界传递出一种回归正常的信号。川普承认奥巴马的部分业绩,奥巴马则希望川普成功,称川普成功就是美国成功。他还认为,川普不是个意识形态中人,而是个实用主义者。这或有助于川普成功。

第三,在几个重要议题上,川普已经软化竞选中的偏执立场。比如,川普承诺保持奥巴马健保的合理部分,改革不合理的部分;建墨西哥高墙在部分地区可用栅栏替代;美国将继续保持和海外盟友的关系,等等。

大选后的共和党和民主党都忙的不亦乐乎。共和党意外获胜乐不可支,忙着分田分地;民主党痛定思痛寻找原因,忙着指责FBI局长Comey的临门一脚,把希拉里踢出了局。川普忙着论功行赏,选举中对他不离不弃的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蒲博思(Priebus)被封为幕僚长,竞选大将、右翼媒体大亨班农(Bannon)被封为首席顾问。班农如何推行他的右翼主张,值得关注。川普对他的任命,究竟是简单的桃李相报,还是企图借助班农的理念,拥抱白人种族主义,更值得关注。

不管是喜出望外的共和党人,突如其来遭受重创的民主党人,还是对共和党和民主党大失所望的独立派人士,人人都想搞清楚,川普到底是怎样出奇制胜的?希拉里又是怎样输的一塌糊涂?要想探究其中根本原因,不能不读这两篇文章,一篇是彭博商业周刊11月10日的文章,“川普为什么能赢?他的数据团队看到了不一样的美国”和澎湃网站13日刊出的“美国右翼的愤怒和哀伤:并不爱川普,但被希拉里放弃”。

这两篇文章告诉我们,中西部的白人选民在本次大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关于他们的处境及对选举的重要性,自由派导演摩尔和学者福山都有关注(见本人7月27日的评论“美国民粹主义的社会基础”)。摩尔称导致川普制胜的宾夕法尼亚、威斯康辛和密歇根为“脱欧洲”,选民的心态酷似英国脱欧运动。

川普竞选团队准确地号到了这些人的心态,把注意力放在这些思想上倾向民粹主义,对“有权有势”的精英阶级恨之入骨的数量众多的乡村白人身上。这些人蔑视两党奉行的政治体制,希望美国回到过去的美好年代。而川普的作用,用班农的话,就是这场“民粹主义运动的领导者”。

这场民粹主义运动既是川普大胜的原因,也是希拉里惨输的根本。民主党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忽略了这些中西部的乡村白人。当他们因贫困而需要帮助的时候,民主党没有伸出援助的手,这使他们很绝望。他们并不喜欢川普,但是他们感到,希拉里遗弃了他们,而川普的出现恰逢此时。

川普当选后能不能给这些送他进白宫、被民主党遗忘的美国人带来好处,能不能真的让美国重新伟大,我们需要观察,更需要保持一种持续的批判精神。因为另一种可能并非不存在,特别是当行政权和立法权都掌握在同一个党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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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抗争的三大成功要素: 一致、计划和纪律|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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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世界上非暴力运动成功与否的三大要素是:一致抗争、计划和非暴力纪律。如果我们认同 “权力从来不是靠施予而得,总是通过抗争而来”这句政治格言,那么必定能够得出如下结论:历史上的非暴力运动的成功原因是他们所使用的权力比对手强大得多。

2016-11-17

(编者按:本文作者哈迪•梅里曼(Hardy Merriman)是“国际非暴力冲突研究中心” (ICNC)总裁。他的研究和写作聚焦于世界范围的草根公民抵抗运动如何才能成功争取权利、自由和公正。本文原文2010年11月19日发表于《开放民主》(Open Democracy)。感谢作者同意《民主中国》发表该文中文版。)

决定世界上非暴力运动成功与否的三大要素是:一致抗争、计划和非暴力纪律。

是什么使得公民非暴力抗争有效?

如果我们认同 “权力从来不是靠施予而得,总是通过抗争而来”这句政治格言,那么必定能够得出如下结论:历史上的非暴力运动的成功原因是他们所使用的权力比对手强大得多。

但是这个结论和 目前被广泛接受的一个假设,即权力来源于对资源的控制和施暴的能力,相冲突,直接给这个假设的正确性打上了问号。

如果这个假设完全正确,那么,面对武装和资源都占优势的对手,非暴力运动必定全部失败。但历史证明,非暴力抗争在近一百年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举例如下:

二十世纪三十四年代,印度人发起了规模宏大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通过罢市、罢工、罢课、拒绝纳税、拒绝服从等方式,使得英国人无法统治印度、选择离开,从而赢得了独立。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民权运动通过非暴力运动,例如,蒙哥马利的黑人公民通过罢乘 反对公交车上黑白隔离设施,纳什维尔的抗议者在午餐柜台前静坐示威,以抗议种族隔离制度,获得了全国范围内的广泛支持,并最终赢得了平等权。

1965至1970年间,美国农场工人工会从一个微小、实际上没有资金支持的地方组织发展成全国性的工会,靠的就是在抵制加里福利亚葡萄种植园主的运动中成功运用了罢工、拒买。

1986年,菲律宾的活动家和军队中的反对者组织了反对由美国幕后支持的费迪南德•马科斯独裁政府的百万人示威大游行,最终迫使其逃离国土。

1988年,智利人克服了长久以来被残暴的奥古斯托.皮洛切特独裁政府灌输的恐惧心理,发起了反抗示威运动。运动高峰期,皮诺切特(Pinochet)的支持者们甚至他的军队亲信均叛他而去,最终他被迫放弃权力。

1980至1989年间,波兰人组织发起了一个独立的工会,开创了团结工会运动,最终从苏联人手中夺回了自己的祖国。

1989年,被称为“天鹅绒革命”的反抗罢工运动导致了捷克斯洛伐克从共产主义到民主政体的和平转型。1991年,东德、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也完成和平转型。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南非终结了种族隔离制度。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是从八十年代初期就已开始的罢工、抵制、公民不服从等运动以及外部制裁。

接下来的十年里,塞尔维亚、格鲁吉亚、乌克兰通过动员民众反对不公正的选举结果而分别在2000、2003、2004年终结了专制统治。

2005年,黎巴嫩人通过声势浩大的非暴力运动终结了叙利亚的军事占领。

2006年,尼泊尔人通过规模浩大的不服从运动恢复了文官政治。

2007至2009年,在武力暴动和军事统治期间,巴基斯坦的律师组织,公民社团以及普通公民成功恢复了司法独立,撤销了国家紧急状态令。

民众不服从 统治者就无从统治

上述以及其他公民抗争运动的成功原因在于他们深谙权力的含义:几乎所有的机构、组织、系统都依赖于普通大众持续的认同、合作和服从。因此,如果民众有组织有战略地撤回认同,撤回合作,撤回服从,那么他们将获得强大的力量,那些总统、总理、将军、首席行政官等掌权者将无法再不受制约地统治。

非暴力战术包括罢工、抵制、示威游行、公民不服从,设立平行机构以及其他创造性的行动。

这些战术的使用并不必然是出于道义原因,而是因为很实用。

他们之所以选择公民抗争是因为类似的战略在国内外的历史中都取得了成绩,并且认识到在当时有限的选项里,这种抗争形式的成功几率更大。

技能和条件

虽然非暴力运动取得了很多激动人心的胜利,但也不乏诸多失败案例。

波兰和捷克的非暴力革命取得举世瞩目的胜利的同一年,中国发生了天安门广场大屠杀。

接下来的十年里,缅甸、津巴布韦、埃及和伊朗也使用这些非暴力抗争战术(tactics),但是迄今没有达成目标。

东帝汶为赢得民族自决的抗争中,公民抵抗运动功不可没。但是,受其鼓舞的巴勒斯坦、西巴布亚,同样是以公民抵抗为基础的民族自决抗争却仍未成功。

这些及其他案例之间的差异,原因何在?

对于导致这些和其他运动成功或失败的因素,理性和知情的人可能会有不同见解。

每种情况都非常复杂,难以建立直接的因果关系。

我从记者、专家及其它人士那里经常听到的论点是,这些运动的过程及结果主要取决于社会结构、特定时机和特殊情况。

例如,有些观点认为非暴力运动只在压迫者不愿动用致命武力的社会里才有效。

另一些观点认为一定的的经济环境(如经济意识,收入水平,财富分配,中产阶级的形成)和教育水平是促成运动成功的重要因素。

还有一些观点认为超级大国和区域霸主担当的角色比其他因素更为重要,决定了运动的结果。

还有其他因素,诸如种族多样性、政治文化历史、人口规模、国土面积等等。是的,它们都会影响抗争运动的进程。

但是,与这些基于社会结构和外部条件的因素相对应的,是基于运动本身的,即在运动中进行抗争的技能,也就是学者们所说的“能动性”(agency)。技巧和能动性所代表的变量,在一定程度上是可控的:采取什么战略,使用什么措辞以鼓动民众参与进来,如何结成联盟,何时及何处打击对手,以及公民抗争过程中涉及到的其他众多决定。

我觉得这些基于运动技巧的因素被非暴力运动的研究者们严重低估,甚至直接忽略了。讨论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已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不过,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他们怀疑甚至不知道非暴力运动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权力是可以通过集体行动自身从强大的掌权者手中夺过来的。

相反,他们相信一定是某些外部因素或者极端条件才促成了那些运动的成功。

然而 我们不能因为社会结构和外部条件对运动过程及结果的影响而贬低能动性和技巧的作用。

实际上,能动性和技巧是有决定性作用的。在某些案例中,它们使运动具备了克服、避免、或扭转不利条件的能力。

在商业或者军事领域,对技巧和能动性的重视已是常识,那为何公民抗争运动在这一点上要有所不同呢?

如果有人告诉一个军官或者商业集团的CEO,在实现奋斗目标的过程中,战略是是无足轻重的,物质条件才是决定因素,那一定会遭到嘲笑,孙子兵法也不会如此著名。

回到本文的论题,什么使得非暴力运动有效?我们可以从过去发生过的运动的战略选择和最佳做法开始着手寻找答案。

在众多基于能动性和技巧的因素中,我们提炼出了三个成功要素:一致抗争(unity)、计划(planning)和非暴力纪律(discipline)。

一致、计划和非暴力纪律

乍一看,这三个特征的重要性似乎是不证自明的。但是从战术及微观层次看待运动时,我们往往忽略了它们的重要性和深刻的含义。每个特征都值得详述。

一致抗争非常重要,因为非暴力运动的力量来自于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简而言之,数量很重要。支持者越多,运动的正当性和力量就越强,战术选择也越多。因此,成功的运动会持续不断地向外接触、联络新的社会群体:男女老少;城镇人和农村人;少数民族;宗教团体;工农商;专业人士;富人,中产阶层和低收入人群;警察军人和司法界人士等。

成功的运动还会不断地去争取对方阵营的支持者,懂得为了一个统一的愿景所持续的公民抗争,其力量之一就是分化对手阵营,诱导对方的人反叛。

例如,南非的反对种族隔离运动结合持续不断的公民破坏行动与民族和解诉求,终于赢得了广泛的支持,成为一致要求变革的运动,甚至包括曾经支持政府的白人。

非暴力运动的参与者还必须对运动方向做出种种复杂决定,其中,战略规划(strategic planning)具有核心的重要性。

无论运动事业多么高尚,或者对手行为多么卑劣,仅靠自发的、临机而动的抗争,即使这些行动都能完好执行,也很难战胜对手。而如果制定计划确定如何系统地组织公民抵抗,以及如何让大众接受,去实现选定、聚焦的目标,这样运动就会获得推进的力量。

使用哪些战术以及使用的顺序;根据民众的不满和期望研究制定激励人心的变革主张;确定需要有策略争取的个人和团体,以及要达成的短、中、远期目标;建立沟通渠道以协商、谈判建立联盟,等等。

非暴力运动需要围绕上述以及更多类似的问题创造性地制定战略性计划。

要做到这些就必须全盘分析运动所发生的环境。

有效的运动在计划过程中,需要通过正式和非正式手段收集信息,倾听草根阶层的声音,还要在抗争过程中不断分析自己、对手和观望群体。

最后一点,战略只有被有纪律地执行,它才能发挥效力。使纪律失效的最大风险来自于某些成员可能的暴力行为,因此必须持续不断地向参与者灌输非暴力纪律,即使面对挑衅也必须坚持非暴力。

这样做是有现实原因的。暴力行为会戏剧性降低运动的合法性并给对手以镇压的借口。此外,始终非暴力的运动远为更有可能争取到范围广大的潜在盟友,甚至包括对方的支持者。

全方位探讨这些因素可能需要好几本书的篇幅,非一文可容。非暴力抗争这个主题值得、也正在不断得到进一步的系统化研究。

每次运动都增进了对这一现象的共同理解的知识,但是对这一政治与社会行动的形式和艺术,仍有许多有待勾画和发展。

虽然如此,一致、计划和非暴力纪律这三个要素却会经得起时间检验,它们提供了一个总体框架,据此,运动的参加者和支持者,以及其报道和研究者,可以对运动的状况做出快速评估。运动是一致的吗?有计划吗?有纪律吗?

那些通过将这些原则应用于非暴力行动的人,他们已开辟出通向更加和平公正的新世界的道路;而未来,将由那些继续这样做的人所型塑。

注释1:在本文中,我把“成功”的运动定义为实现了其预期目标的运动,“失败”的运动定义为没有实现其预期目标的运动。这一定义也考虑了时间因素。一场成功的运动可能实现了它所预期的目标(如2004年乌克兰的“橙色革命”),但后来几年运动的成果受到了挑战并可能带来倒退(关于乌克兰案例的更多信息 ,见2010年11月17日奥莱娜 翠格伯和奥柯萨娜•舒莉雅在《开放民主》上发表的文章《人民力量获胜之后的斗争》)。相反,一场未能实现其预期目标的运动(如1989年中国的民主运动)可能会对未来产生影响,从而建设性地推动运动的理想(关于中国案例的更多信息,见2010年11月17日莱斯特•尔茨在开放民主上发表的文章《中国镇压的悖论》)。虽然不需要改变一场具体的运动是“成功”还是“失败”的分类,但这些后效可能很强大,也非常值得关注。

(译者说明:本文在翻译过程中参考了网上另一篇译文,网址:http://www.chinarightsia.org/?p=1144)

民主中国

邱垂亮: 我看川普──不会地动山摇|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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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几乎跌破所有主要政治人物和评论家、主流媒体民调专家的眼镜,像是翻转了世界文明发展趋势的大海啸。

2016-11-16

二战后70年的人类文明发展,主流趋势很清楚,那就是以人权价值为主的自由化、民主化、全球化。前苏联共产专制体制的崩溃、第三波民主化的突飞猛进,第三、第四次产业革命的连续跟进、激烈冲击,中东宗教、种族、专制与民主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冲突、屠杀和战争,造成海啸般的难民潮,由中东到欧洲(英国的脱欧 Brexit),到亚洲(菲律宾的杜特蒂 Rodrigo Duterte),再到美国(川普 Donald Trump),似乎突然把人类文明的发展潮势硬阻挡下来,看起来力道惊人,冲劲十足。

这个文明反弹的主要特色是,民(种)族主义、国家主义、民粹主义、保守主义、孤立主义、排外主义的抬头。不管在政治、经济或宗教、文化上,这些“主义”(isms)都曾在人类历史上一再出现,造成冲突、杀戮、战争。它们是人类与生俱来、附在人性上的“原性”、“原罪”。这个“原罪”不可能根除,但文明进步发展可以克制、克服。

这次川普的出现,我也被吓了一跳,但没目瞪口呆,大惊失色。人类文明的发展,必然不是单线(uni-lineal),而是多元多线、进退反复、曲折(zigzag)前进的历史长河流程。川普现象很复杂,要全面瞭解当然层面、变数很多,分析起来颇费周章;不过问题也没有那么严重,难懂。

我简单分析,可看到4个主要层面:

1  是川普选战达阵的战略成功运作,川普是在适时、适地、适人(right time, right place, right man)冒出来的素人政治人物。他巧妙地刺激、运作时代变迁中失业、失望、愤怒、低教育水准的美国白人,让他们反自由、反民主、反全球化的压抑情绪全面爆发,一举翻转了美国稳固民主正常运行的常规模式,取得没人预料的险胜(没获得多数选票却因选举人团 electoral college 的制度扭曲得胜)。

2  是川普政治素人政治性格的多变难测,他既不是华府的政治老油条,也不是胸抱强烈保守意识型态的政治改革、更不是革命的枭雄人物。他是标准的拜金主义、投机主义、现实主义的商人,一切向钱看,一切为钱、为赢变来变去。他的选举语言天南地北,天马行空,他选举期间提出的政策,哗众取宠,骗人骗票,务虚不务实,很少可以在选后实际推动、实现。他的主要政策智囊、前国会议长 Newt Gingrich,选后就公然承认,川普选举期间喊出的极端政策口号,不可行但是“非常好的竞选策略(great campaign device)”。

3   是美国政治制度的权力安排、相互制衡的机制非常完善,美国政治、政务推动人才济济,对总统权力的行使,有一定的规劝、引导、改正作用。坐在白宫的总统,尤其是新手总统,要乱搞还真不容易。

4   是人类文明发展,几千年来有其一定的历史决定论,之间会走上弯路、歪路,走回头路,但基本方向不变。当代人权主义的自由化、民主化、全球化大趋势,历史长河地看,是势不可当,必然继续向前大步迈进。

所以,川普要回去19世纪的“门罗主义”是不可能的。我不懂经济,不评论他的经济政策,只想指出,美国是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他要关起门来振兴美国经济,废掉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拒签跨太平洋夥伴协议(TPP),可以做,但能振兴美国经济?我很怀疑。

内政上,尤其是移民、种族、社福政策上,他会转向保守,但不可能是他竞选期间乱开支票的极右、反动保守主义。君不见,他老兄选后会见欧巴马总统,马上就在 CBS 政论节目表示,他会部分保留欧巴马的全民健保制度(Obamacare),自我否决了他之前一再大声呼叫一上台就要废除 Obamacare 的竞选诺言。

对外,他更不可能推动“门罗主义”。他一方面声称要回复美国无敌的超强地位(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大量增强美国武力,军事消灭极端主义的“伊斯兰国”(IS),一方面又要北约(NATO)、日本、南韩等各国负担更多的美军协防军费,不然美国要撒手不管,甚至要日本和南韩核武化以求自保,他不再干吃力不讨好的“美国是世界警察”的角色。

这些都是“廉价发言”(Talk is cheap)的竞选语言,矛盾重重,川普说到做不到,他、尤其是他的执政团队,一进白宫就会发觉“做不到就是做不到”。不管多么心不甘情不愿,在未来4年、8年、甚至40年、80年,美国必然仍是世界第一超强民主国家,为了美国的基本价值、国家利益、国际地位,美国非继续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不可。敌人仍然会是极端主义的恐怖组织、专制帝国,如 IS、叙利亚的阿萨德(Bashar al-Assad)、中国和俄罗斯。

他非继续维持 NATO、日本、南韩、澳洲等国的盟邦关系不可。对专制中国,他要增加“中国产品”(Made in China)的进口税到45%,没那么容易。他要停止派遣舰队去南海执行“航行自由”(freedom of navigation)的国际权势任务,一样没那么容易。就如俗语说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美国的江湖是全球的权势政治,维持世界权势平衡(balance of power)是超强美国身不由己、非肩负不可的重责大任。

我同意欧巴马的看法,总统大选前夕,他说,不论发生什么事,明天早上的太阳依旧升起,美国将永远是最强大的国家。选后和川普在白宫会谈后,他说,川普不是意识型态、而是实用主义者,他会遵守跟美国盟邦签订的防卫协定。虽有相似之处,川普的民粹主义和希特勒、毛泽东非常不同。

对台湾,他和共和党的政策一向比欧巴马和民主党要友善。选前共和党党纲纳入1982对台湾的“六项保证”,就是该党支持台湾的最佳具体行动。虽有鸿海代工 i-Phone 的争议,但那是小事,而且问题在中国,不在台湾。整体双边关系看来,川普政府应会更友台、连台、护台。

简言之,我看川普,认为他对专制中国会更反抗、强硬,对民主台湾会更认同、支持。台湾对美国的战略重要性,只会增加,不会减少。他的主要支持者之一、前纽约市长 Rudy Giuliani ,选后透露,川普将建立庞大的军力阻遏中国(building a ‘gigantic’ military force to thwart China)。

他不可能抗拒人类文明的发展潮流,阻挡以人权为主轴的自由化、民主化、全球化。他的当选,当然不会船过水无痕,一定会掀起风浪;但不会地动山摇,美国大变,世界大变。

minbao

罗祖田: 从贾敬龙被处死, 看中南海的恐惧|北京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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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敬龙被处死了,即使就事论事,也足以表明红朝凶残本性未改。关于红朝之所以一定要处死贾敬龙,已有很多的分析、声讨、谴责。世人除了应同情命比纸薄的无助小民,也应该鄙视红朝当局的管不了那么多了。

2016年11月号

贾敬龙被处死了,即使就事论事,也足以表明红朝凶残本性未改。
关于红朝之所以一定要处死贾敬龙,已有很多的分析、声讨、谴责。世人除了应同情命比纸薄的无助小民,也应该鄙视红朝当局的管不了那么多了。
这个管不了那么多了,是必须处死所有贾敬龙的根本原因。

几天前,我作为一个和贾敬龙一个阶层的小民,曾怀有一线希望,红朝最高法或许会留贾敬龙一条命。我甚至想入非非:红朝以此事为契机,逐渐挽回一点民心,进而使未来某一天大变来临时,理性多起一点作用。很显然,无论最高法如何辩解,它终归否认不了谷开来属于故意杀人犯罪,情节只会比贾敬龙更加恶劣。不杀动用公权力草菅人命的谷开来,而必杀被迫反抗恶政恶吏的夏俊峰、贾敬龙,最起码那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再也不用唱了。时至今天,难道还有谁看不出窃钩者诛,窃国者候的红朝本质么?红朝为什么要加速自己的未日呢?只有一个解释,它太心虚了,它太恐惧了,管不了那么多了。
可以肯定,最高法杀不杀谷开来,必要报告中南海。习当局如此拍板,无非担忧一旦自己被政敌赶下台,政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届时,自身及亲属可就得不偿失。这就如同陈云力主不可杀“四人帮”一样,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而夏俊峰、贾敬龙这号永远对高层权贵构不成直接威胁的小人物,杀上一百、一千、一万,也是无须多虑的。
处死贾敬龙,最高法未必要报告习近平。这号小事儿,自不必烦扰自称胸装十几亿民众的习主席。不过,认为这仅仅是周强的个人意愿,或权限范围的例行公事,不免大谬。必须处死贾敬龙,周强一定揣摩透了中南海的心意,也一定明白习当局当然支持他。
很简单,不去说夏俊峰了。只说雷洋,如果习当局严令追究凶手,严惩公权力犯罪,周强这号官场老泥鳅马上就会明白他该怎么做。此种多少能修复一点官民严重对立的举措,于周强之流只会带来声誉,他何乐而不为。同理,留贾敬龙一条命,国内国外,皆会在这件事上肯定周强。借此东风做这样的文章,于红朝可是小菜一碟。
所以,留不留贾敬龙一条命,不是周强的良知和职权所能决定的。他必须在政治上与习当局保持一致,他与其说是大法官,不如说是大党棍。上面管不了那么多了,他也只能管不了那么多了。
红朝还能够管明天管后天么?不杀夏俊峰,岂不等于默许小民跟城管叫板?严究杀害雷洋的凶手,意味着警察的集体怠工或软抵抗。留贾敬龙一条命,基层政权普遍不作为就会连锁反应,仅仅想到这局面,中南海就会不寒而栗,至少也会烦不胜烦。既然今天都快管不过来了,哪还管得了明天和后天?退一步说,先把今天料理好了再说。如果明天、后天不出大乱子,并非不可以再抓几个替死鬼来修复民怨民愤。理由很好找:党中央始终同人民心连心,很多事是下面劣吏背着党中央干的。干这号把戏,于红朝同样是小菜一碟。
至于这样一来,当红朝昏招也罢、高招也罢皆不灵,日后变天之际,会有怎样的清算、报复乃至玉石俱焚,就用不着多剖析了。
需要多说一句的是:时至今天,红朝仍旧把什么事都做绝,那些仍幻想红朝会走向良性变革的夸夸其谈者,该闭上嘴巴了。

 

beijing

习近平要恢复 “同志”称呼, 可惜这个词含义有变】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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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官僚体制内互称官职的做法受到了高层的批评,习近平要求党员以同志相称。但这个词早成了同性恋的代名词,而且无论怎样称呼,都不能改变党政大权日益集中的事实

AMY QIN 2016年11月16日

题图:今年7月,包括国家主席习近平(中)在内的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常委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该党要求其成员彼此称呼“同志”。Ju Peng/Xinhua, via Associated Press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人数约9000万的中国共产党员发出一个信息:不要叫我主席。不要叫我总书记。叫我“同志”。

这份指令是在中共中央委员会上月举行了一场会议之后发布的,它敦促广大共产党员避免提及职位和尊称,而选择这个有革命色彩的旧词汇。

然而,这项最新的命令可能会造成混淆

在毛泽东领导下,甚至到进入80年代后,“同志”一直近乎于一种通用称谓。但是在过去多年里,随着中国走向现代化,中山装让位于西服领带,“同志”这个名词不仅已经过时,而且获得了一种全新的内涵。

在中国的男同性恋群体中,“同志”最常被用来表达团结友爱,是对性少数群体的统称。1989年,策展人林奕华(Edward Lam)将“同志”一词用在Hong Kong Lesbian and Gay Film Festival的中文名——现在依然是这个名字——香港同志影展中,这种用法随之流行开来。比如,The Beijing LGBT Center的中文名就是北京同志中心

就连谷歌也采用了这种含义。在谷歌翻译软件上输入“同志关系”,得到的结果是“gay relationship”(同性恋关系)。(相比之下,在中文搜索中占主导地位的搜索引擎百度则给出了字面意。)

北京的同性恋权利倡导者和电影制作人范坡坡表示,一直有国人指责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的支持者占用这个神圣的政治词汇。

然而范坡坡表示,对一些年轻的中国人来说,“同志”一词给那些因为太过羞愧而不敢使用“同性恋”一词的人提供了一种让他们感觉安心的替代。

“但现在,人们真的已经习惯了,”他说。 “就连公交车上的售票员——你本不会认为他们会了解现代隐语——也不再用“同志”这个词了,因为他们知道它在年轻人中是什么意思。

如今,中国人通常彼此称“先生”、“女士”或“夫人”。陌生人则用“小姐”、“美女”、“帅哥”或“师傅”来称呼对方。

在党内,通常只有高层领导被称为“同志”。在更低的层级里,“同志”被各种职位替代。在《学习时报》去年发表的一篇评论中,这份每周出版的党报对外界的渗透进行了批判,称它带来各种称呼,比如“老板”、“老总”、“老爷子”和“老大”。

“这些称呼既破坏了党内民主的和党内关系的严肃性,”这篇评论写道。“又影响了党群关系和党的整体形象。”

这“不利于党内政治生态的净化和党的作风的转变,”评论接着写道。此文最终将之归咎于中国长期的封建等级观念的影响。

这项最新的指令有意加强纪律,清除党内派系,并建议“坚持党内民主平等的同志关系,党内一律称同志”。

然而,一些政治专家怀疑这项命令改变不了太多。

“如今,很多人加入共产党是为了做官发财,”作家、历史学家章立凡说。“很难说他们是真正的同志。”

而且,这里可能还有内在的矛盾。

上月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也就是发布党内成员彼此称呼同志这一命令的会议——还有一项更大的声明:“习近平同志”被擢升为“核心”领导人,因此巩固了他作为中国中央政治铁腕人物的地位。

“权力就是权力,”章立凡说。“你可以说所有党员都是同志。但是在同志中间,他还是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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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