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新: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已“封妻荫子”,刘家岂能例外!|RFA

中共政权的接班人们看来是都非常坚信,只要把毛泽东纪念堂改成国庙和整个政权的共产祠堂,共产党政权继续存在的合法性至少在党内就无人再敢质疑了。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2015-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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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安门广场南端的毛主席纪念堂(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播出的当天,中共官媒《人民日报》便刊登评论文章说:“随着国防和军队改革即将进入实施阶段,各种各样的‘道消息’也不胫而走。一些看起来‘有鼻子有眼’的传言,妄图混淆视听。这些都会或多或少的成为改革的杂音和负面因素,广大官兵不应听之任之。”

官媒如此制止“妄言军改”应该不是针对刘源而来,但与此同时被刘源本人或者“好事者”成功进行了“出口转内销”的“末日演讲”稿却被在中国大陆的所有“合法”网站上删除。外界有报道说军内另一太子党成员罗援在他本人在新浪网上开的博客中转载的刘源演讲的“删节版”被中共网监“网开一面”。

罗援转载刘源的演讲词,将原话中的“即将成立的军委后勤保障部”、“末代政委”等跟军队改革有关的细节的字句删除。

罗援在博客文章称,这份告别演讲词是朋友传给他的,刘源在军事科学院任政委时,“我很少找他,也无溢美之词”。

“在军委习近平主席和军委其他领导的支持下,他和总后党委终于打开了军队反腐的突破口。人们在感谢习主席挽救了军队的同时,也不会忘记军队的反腐先锋——刘源。这让我想起了刘少奇主席的名言,‘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人民不会忘记刘家满门忠诚。亮节存青史,功绩在民心。 ”

“人民不会忘记”,人民的“习大大”岂有忘记的道理,所以就在中共官媒要求抑制“小道消息”之后,即又有新一则“小道消息”不胫而走。说的是在讨论刘源退役后的“组织安排”时,习大大感慨了一句“毛刘周朱陈邓”,轮也轮到他了。

所谓“毛刘周朱陈邓”其实是“毛刘周朱陈林邓”的“删节版”,即中共“文革”之前的党中央核心领导层: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和邓小平。

早在中共八十周年党庆时,江泽民曾对外宣布了一个“重大决定”,那就是把当时先后去世不久的邓小平和陈云的牌位也供奉进毛泽东纪念堂,美其名曰为邓小平同志,陈云同志“革命业绩纪念室”。中共中央当时对下发布的相关通知中说,中央批准在毛泽东纪念堂内分别增设邓陈两个纪念馆,同时对1983年建成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同志革命业绩纪念室的陈列内容和形式进行调整和补充,“使纪念堂成为缅怀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革命业绩的重要场所,成为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

至此,当年华国锋为永久保存毛泽东尸体而建立的那坐毛氏大墓正式变成了整个中共政权供奉其列祖列宗的共产祠堂。与大日本国的靖国神社的作用殊无二致。整座毛堂的建筑面积多达三万多平方米,当年的设计者的计划就是建成之后一楼存尸,二楼存物,所以建成之后即把二楼搞成了毛泽东文物展厅,但因为建筑面积太大,所以当时纪念堂二楼大都空置。

还是当年的总书记胡耀邦给邓小平出的主意,把被毛泽东直接整死的刘少奇及因被毛泽东长期精神折磨才折寿的朱德和周恩来的牌位一并供奉,占了毛堂二楼的一部分空间。而早在邓小平陈云二人人的牌位正式供奉进毛堂之前两年左右时间江泽民即已经下令对毛堂内部开始进行大规模装修了,装修之后的毛堂一楼仍然被用来存尸,二楼则用来供奉所谓六位领袖的汉白玉雕像和牌位,美其名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革命业绩纪念室,但并不安放棺材或者骨灰盒,只是张挂一些照片和生前所穿所用衣物等供人参观,其实就是“衣冠冢”的意思。

中共政权的接班人们看来是都非常坚信,只要把毛泽东纪念堂改成国庙和整个政权的共产祠堂,共产党政权继续存在的合法性至少在党内就无人再敢质疑了。

据说中共十六大召开之前江泽民退位在既,给胡胡锦涛留下的政治交待内容之一就是要在党内形成贯例,每届新的中央领导集体都要到这座祠堂里瞻仰和勉怀老一辈革命家,发誓不能让他们打下的红色江山断送在自己手上。而江泽民本人在位期间则至少去过毛泽东纪念堂三次,第一次就是一九八九年六月下旬,江泽民刚刚被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正式确认为中共总书记的第二天。第二次是中共建党八十周年纪念日,第三次就是正式把军委主席职务也交给胡锦涛之前的几天与胡锦涛一同前往。

两年前的北京时间二十六日上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日本东京参拜靖国神社。

同一时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率领中国首相李克强等党政军文武百官在中国北京参拜“党国神社”毛主席纪念堂。

在这两则新闻同时出现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也就是“中共中央举行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简讯稿被新华社向各大新闻社播发之前,中国大陆各大媒体中至少有网易和新浪两家是将“巧合”在同一时间“参拜”的两则重大新闻并列排放在最显要位置。网易首页当时的黑体头条是:“七常委今日瞻仰毛泽东遗容 向坐像三鞠躬”;二条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今日参拜靖国神社”。新浪首页的黑体头条、二条、三条依序是:“七常委上午瞻仰毛泽东遗容 ”;“日本首相上午参拜靖国神社”;“外交部严厉谴责安倍参拜靖国神社”。

东京方面的详细报道内容中强调了这是继2006年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郎后,再次有在任首相前往参拜。这也是安倍出任首相以来首次参拜。北京方面的详细报道内容中虽然没有特别说明这是习近平的第几次,但却也是担任出任总书记之后的(对外公开的)第一次。

给“毛圣”的遗体“上香”之后的节目就是从刘少奇到邓小平共五个陪葬者的“衣冠冢”内逐一“缅怀”……也许就在此时此刻,他习近平已经想到了对这“六大领袖”的家庭不能“厚此薄彼”,所谓“轮也轮到他了”指的是革命领袖们“封妻荫子”应该人人有份,每家出一个“副国级”。

当然,所谓“正国级”、“副国级”是外界的说法,中共“组织工作法典”里只有部长级、副部长级的说法,部长级之上的则是统称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其中又细分为“党和国家一级领导人”和“二级领导人”。所谓“二级领导人”里,在党内没有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身份的都只被称为“国家领导人”,包括国务委员,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以及高检和高法的正职。

可别小看这“领导人”三个字,在中共政权从村至国总共九个级别,总数数以千万计的“各级领导干部中,通常只有正国级和副国级的领导干部才有资格被称之为“领导人”,即前面说的所谓“党和国家领导人”或者“国家领导人”,他们中的最高级别者,则是所谓“最高领导人”。

而正省部级往下,直至地方上的副村长和县政权下属各行政局下属的副股长,一般都只会被称为“领导干部”或者“领导同志”,或者干脆只使用“领导”二字,比如“省委领导”或者“省委领导同志”。如果把“领导”二字换成“负责”的话,习惯上则可以后缀一个”人“字,即所谓“负责人”。

所以,“小道消息”中的所谓“六大领袖每家安排一个副国级”的说法,如果消息来源可靠的话,原话也应该是“每家都安排一个国家领导人(的位置)”。

前述“六大领袖”的家庭成员里,毛泽东在世时他的夫人已经高居政治局委员了。周恩来的夫人则是在丈夫去世的当年底即荣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日后又出任政治局委员和全国政协主席。朱德夫人康克清则在丈夫去世数年后被邓小平安排连任了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至于邓小平和陈云,则是在他们去世后先后安排他们各自的长子出任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所以,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已“封妻荫子”,习主席有责任、有义务不让刘(前)主席家例外!

zi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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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在这一年多少中国人的天赋人权“被失踪”?|民主中国

人权问题之所以成为当今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就在于经济全球化必然要以世界的政治安全、稳定与统一的秩序为条件,而人权恰恰是世界和平的基石。侵犯人权是导致社会对抗、政治失序和经济动荡的祸根。而中共与以人权为内核的普世价值敌对的惯性思维,决定着中国政府把民间所有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人权捍卫者都当成危害政权安全的“不稳定因素”,采取全面监控,全面打压,动员一切力量铁腕维稳,意图将其“消灭于萌芽状态”中而“被失踪”。由此,近年来的中国,多少网站被封了,多少热贴被删了,多少人因言获罪了,多少精神脊梁断裂了,多少民心丧失了,多少愤怒积聚了——在这一年,多少中国人的天赋人权“被失踪”了。

2015-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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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中国大陆陷于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社会秩序全方位前所未有的严重困境,多地井喷式爆发民众抗议事件被警方严酷镇压之时,随着世界人权日及年终的到来,又一次将中国镇压维权律师事推向了国际舆论的风口浪尖。

“中国大陆的美丽岛” 事件

今年7月9日前后,中共当局对大陆死磕派律师群体开展大规模围剿,全国受到牵连的人数达到300多人,有维权人士因拒绝传唤而遭到大批警察包围住处,亦有律师涉网上言论而被人半夜骚扰,更有很多人多次被约谈喝茶和受到当局警告。包括王宇律师、周世锋律师在内多人已经被刑事拘留,受影响的维权律师及人士分别来自18个省区。另外,此事件涉及三个律师事务所被查抄,包括锋锐律师事务所、李金星律师办公室及北京高博隆华律师事务所。

这是中国几十年来律师职业遭受的力度最强的政治恫吓,导致中国大陆各地笼罩一片白色恐怖,被民众称为“中国大陆的美丽岛”事件。此事件随即引起包括美国国务院等多个国家政府发声谴责,和香港、台湾人权团体等国际社会的强烈抨击。2015年7月21日,全球24家国际组织致信习近平,强烈谴责中国镇压维权律师严重违反了多项国际准则。

纽约时报(7月23日)报道引述福坦莫大学中国法律专家明克胜的话说,围剿维权律师、维权人士的行动是当局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即政府将不再容忍维权律师利用知名度较高的案件和舆论的压力来推动中国的法制建设、保护体制内弱势群体的做法,因为中共认为他们的行为是在挑战党的底线。

“709”涉案人士一直处于“被失踪”

此前,“7.09事件”中被捕人士的64名辩护律师及家属就曾发起联署控告,要求对公安部的违法行为进行追究,同时保障被捕者的基本人权,停止迫害。他们要求政府遵守司法程序,包括申请会见、介绍案情、告知羁押地点或者采取强制措施的方式等等,但却一直被官方所蔑视。随着世界人权日与年终到来之时,“709”事件再次为国际舆论押上道义审判台,激发出接二连三的抗议浪潮冲击波。

“709”涉案被抓捕羁押的律师和公民,一直处于“被失踪”状态,至今已5个多月。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香港支联会、香港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前往中联办外举行名为“为天使重夺自由”的抗议活动,敦促当局释放仍在押的多名维权律师及维权人士。也正是这一天,国际人权组织、中国律师群体、“709”被捕律师及维权人士的家属同时发声,抗议当局侵犯律师人权。

中国律师维权团体,借国际人权日,特别发出公开信,吁请公权力尊重和保障被羁押者基本权利。该信写到:实定法律无论奠基于自然正义还是专政工具理论,对执政者而言,一般公众对法律的信任与法律人对法律的信仰都是其核心利益所在。依据自己的意志制定法律,然后再基于短期目标践踏它摧毁它,都非明智之举,我们作为不掌握公权力的在野法曹,眼见此种情形而心痛不已,当然唇亡齿寒之意更是在所难免。

无论警方抓捕羁押这些律师和公民的理由是否正当,仅从其辩护人及家属所公开透露的信息看,7月9日前后被抓捕的律师和公民事实上处于一种“被失踪”的状态。而他们的“被失踪”状态,无一例外地都源于执法机关的执法“任性”。国际法意义的“强迫失踪”,是指由政府亲自执行,或者由政府授意执行的。如此强迫失踪,在国际上是一种严重侵犯人权的野蛮行径,一向是被禁止的、被谴责的。

中国的人权“成就”在哪里

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对于所有自由民主法治国度的公民而言都是纪念日、庆祝日。然而,这一天中国官方媒体不仅对人权话题集体沉默,而且大肆侵犯民众人权,全世界有目共睹。近两年来,中国的人权不仅毫无进步,且进一步恶化。但官方喉舌却依然采取惯用的掩耳盗铃、歪曲事实的伎俩,说中国政府致力保护和促进人权,依法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言论自由,渲染中国的“人权进步”。

中国去年在其发表的人权白皮书中,就向世界虚构“巨大成就”称,“中国人权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说明中国成功地走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白皮书中还说,“中国共产党自创建那天起就一直高举民主和人权的旗帜。”

然而,当今中国,“异见人士越来越多”,正在成为当局维系权力腐败的牺牲品,特别是那些上访维权的公民,更是演绎出多少充满血泪的情节。他们大多遭到程度不同的刁难、辱骂、罚款、抄家、批斗、毒打、追捕、关押、游街,有的甚至被劳教、起诉、判刑。

根据国际特赦组织的定义,人权捍卫者包括“揭露侵犯人权事件的记者、推动人权教育的社区工作者、争取工人权利的工会成员、致力于促进生育权利的妇女、关切经济发展冲击原住民土地权利的环保人士”,这些个人、群体或组织,通过和平、非暴力手段来“揭露侵犯人权的行为、让侵犯人权的行为受到公众审查、施加压力,追究责任、培力个人或社群,使他们能为自己主张基本人权”。 这些人权捍卫者,理应受到国家的制度性、法律性保护。

然而,在中国大陆,甚至连“倡导公交性骚扰防治机制”的活动迎接妇女节的数位大陆女权主义者,如大兔(郑楚然)、李麦子(李婷婷)、”小辣”、高磊、徐汀、艾可、韦婷婷等,都被当地警察抓捕。这是中国官方对民间任何性质的独立抗议活动,与所有人权捍卫者都毫不留情地持续强力打压的铁证。中国的人权“成就”究竟在哪里?

中国民众的基本人权“被失踪”

如今,官方媒体、教育、思想、文化体系都要求与党的标准答案保持一致,只能歌功颂德,不能批评、“妄议”。人们不仅没有言论自由,更无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如此同时,当今中国更实施世界上最严厉的网络控制制度,强迫网络媒体进行自我审查,以处罚、查禁、关闭、取缔措施惩罚那些违反控制规定者,雇用大量的网络警察和网络评论员(五毛)监控网络,审查公民言论,以“网络实名制”恐吓、阻止网民的自由言论,甚至拘捕、监禁所有和平表达观点的公民。

当下又要在纸媒、网络、高校及一切意识形态领域全方位压制言论空间,高度严控管制,力图不留死角,将一切杂音“被失踪”,达到在精神领域控制知识分子和媒体人,使其不敢越雷池半步的目的。日前,郭飞雄、孙德胜、刘远东三位异见人士,在被羁押逾2年后,广州天河法院于11月27日作出一审宣判。三人分别获刑6年、2年半及3年。其中,郭飞雄被临时增加了一项“寻衅滋事”的罪被重判。著名被迫害律师高智晟闻讯郭飞雄被重判后,当晚失眠,并在次日撰文《加入他们,在这民族历史的空前巨变中证明自己的价值——郭飞雄再被构罪之评论》后再度失踪。

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前夕,贵州人权研讨会的廖双元与吴玉琴夫妇以及黄燕明等十多位成员,在11月30日晚分别被当局带到郊外软禁或被监视居住。异议人士莫建刚表示,每年此时,当局都会把人权研讨会全体成员控制起来,其中糜崇彪夫妇已被软禁数年,无法与外界联系。由此可见,中国民众的基本人权,其实一直都处于整体性的“被失踪”状态。

习近平不再顾及“人权对话”假面具

在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美国、德国、加拿大的驻华使馆及联合国纷纷发表声明,敦促中国释放良心犯,停止打压律师。美国驻中国大使马克斯∙博卡斯在声明中表示,美国仍然对人权律师和其他维权人士遭受打击表示关切。这些人被秘密关押,无法接触他们的家人或律师,令人深感不安,并让人对中国的法治承诺产生怀疑。

呼吁中国政府允许所有公民和平而有尊严地从事自己的文化和宗教。德国驻中国大使馆在声明中称,在中国,人权倒退的情况令人担忧。加拿大使馆大使赵朴也发表声明,称中国出现了令人担忧的现象,越来越多的公民因言获罪,国外批评的声音也遭到压制,而针对人权律师和辩护律师的打压愈演愈烈,还有中国申请政治避难的公民被迫遣返中国。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公布了对中国情况的调查报告。其中提到,酷刑和虐待在中国广泛存在,联合国敦促中国当局立即停止使用酷刑。

然而,中国外交部却对此予以强硬回应,指责有些国家对中国有“政治偏见”,称美、德、加等国应管好自己国内存在的问题。当此中国民众的基本人权“被失踪”,大批律师被构陷和遭酷刑引发舆论冲击波的时候,中国政府却又在联合国安理会讨论朝鲜人权问题时,大有“同病相怜”之嫌,极力反对所谓“人权政治化”。

记得前年12月10日 ,美国国务卿克里呼吁中国释放刘晓波、许志永等异议人士以及被软禁的刘晓波的妻子刘霞,第二天,中共喉舌《环球时报》特别刊发社论,攻击美国进行人权干预,公然叫嚣中美人权只能“对抗”,并直接将异见人士与“颠覆中国”划上等号,而且直言不讳地称,判他们有罪的标准不是普世价值,而是自家的特色法律。该社评称“美方如果要强加它的意见,双方就只能‘对抗’了。”一时间,北京的人权“只能对抗”的声音喧嚣响彻网络,由此标志着习近平时代不再顾及“人权对话”的虚假面具。

中共与普世价值敌对的惯性思维

今天,世界各国形形色色的人权灾难问题,都不可能在一个全球开放的信息时代,被封闭在国家“内政黑箱”里,而无视国际社会的道义评判与人权干预。人权问题之所以成为当今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就在于经济全球化必然要以世界的政治安全、稳定与统一的秩序为条件,而人权恰恰是世界和平的基石。侵犯人权是导致社会对抗、政治失序和经济动荡的祸根。

在2015年即将结束,中国维权律师浦志强涉嫌“煽动民族仇恨罪”、“寻衅滋事罪”的标杆性案件,被北京警方收押超过一年半后开审,中共《环球时报》特别发表评论文章,预先批评西方舆论会“攻击中国法治”。 文章中说:“由于围绕浦案形成了舆论聚集,使得此案似乎有了不寻常的‘政治敏感性’。分析人士认为无论浦案怎么审,最终判决是什么,都会引发西方舆论和国内部分公知的大量议论,出现一个攻击中国法治建设的新排浪。”由此可见,中共与普世价值敌对的惯性思维,已成定式。

正是基于这种惯性敌对思维,中国政府把民间所有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人权捍卫者都当成危害政权安全的“不稳定因素”,全面监控,全面打压,动员一切力量铁腕维稳,意图将其“消灭于萌芽状态”中而“被失踪”。由此以来,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多少网站被封了,多少热贴被删了,多少人因言获罪了,多少精神脊梁断裂了,多少民心丧失了,多少愤怒积聚了——在这一年,多少中国人的天赋人权“被失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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綦彦臣:弃绝伪精英主义——民主转型与社会运动学术思考|民主中国

伪精英主义的终极危机之到来,并非是为了社会运动而预设社会运动的可能性,其在实证政治学意义上的外部性获得已有启示:其一,拉美精英协定政治中收入与财富的严重不平等在今日中共国家其程度远超过前者,而前者的社会后果是「经济精英阶层往往会感受到渐进式的政治改革威胁着他们的利益;政治领袖们将面临着普通选民要求在短时间内实施再分配举措的巨大压力,还不得不在经济政治化的环境中管理国家」;其二,任何改革取向都无法建立基本共识,就不用说伪改革,精英阶层的矛盾已不限于本文引言基于帕累托意义的AB划分,而是多层次与多维度的,「任何妄想改变权力分配的企图,往往都会使势均力敌的精英阶层之间产生严重的矛盾」

2015-12-23

ddcc611e-8c89-4afd-b7f7-e7111fce7d1e变态辣椒的漫画《老大,不好了,猪圈大乱,都不好好埋头吃食了》(变态辣椒授权使用)

引言:回归帕累托意义

现代政治以来,其如拉美化逐渐降解以及佛朗哥制度(Franco dictatorship)在欧洲消失,精英(Elites)对社会政治的意义大为降低,尽管这并不意味着精英以及精英政治消亡。在纯学术意义上,精英主义(Elitism)则突出了其文化特征与观念性,按着后(或非)帕累托政治学的定义,它与「精英」概念不同而云:「主要不是指特殊社会集团,而是指社会的、政治的和文化的态度。」【注一】

在中国有着深刻精英认同的文化环境中,如古谚之「一人有庆,兆民咸赖」【注二】所示,精英质量或曰真伪之社会结果是非常之巨的。比如,被具有道统观念和普世价值取向的正直学者所指斥「探索性错误」之粉饰,也许粉饰中不乏政治预设,但更主要的是精英主义观念起了作用。因此,才用此一谬辞在现代政治语境中为毛泽东时代人为因素为主的三年大饥馑做辩护。更简单地说,这种坏传统是因王而圣的,而不是因圣而王的。

既然在后帕累托政治学里面结合中共国家现实,可以看到精英质量(真伪)如此之重要,那么,就有必要回归到帕累托意义:A,「真正意义上的精英乃是政治精英」【注三】;B,「精英是由那些曾经、正在或将会拥有权力的人物构成的」【注四】。在引述帕累托意义的时候结合中共国家现实,应当由集团深入到个人(未必一定是个案),对伪精英主义进行批判。还有,即使是后帕累托政治学,它也注重精英的集团性,这样方便提纯观念(态度,文化)元素。

于此,无论帕累托政治学还是其后者在精英理论(Elites doctrine of)上是有缺憾的,尽管两者的研究非常有启迪意义。由于本文专注于中共国家的伪精英主义,在方法上是实证的,因此,不展开来对精英理论进行规范性研究。这个工作或将在中国实现民主之后开展,甚至那是非常恢宏亦精细的民主政治学术工程。

一、分层与政策:有顶层,无设计

依据回归帕累托意义的学术设置,精英是狭义为政治精英的,并且分为两种:「一种是其主要观点本质上属于保守性的精英,他们为之竭尽全力的不仅是维护自己的权势,而且包括维持现存的体制机构安排;另一种则是还在崛起且在社会上运用其权势创立新的政治和社会体系的精英。」【注五】这一分法是对上指A、B两类精英的概念拓展,其中:A那种「曾经、正在」之两势力,是保守性的;B那种「将会」一者,是创新的。不过,帕累托的两分法并不具有实证政治之分层功能,因此,针对中共国家现实,我进行了如此分层:

(一)普遍意义上的「成功人士」其如体育名人、演艺名星、富豪私人等不能被视为本文所界定的精英,但他们可被放在精英观念里面而视为社会优等人士;

(二)作为国家经济权力组成部分的国企领导者亦不能归为狭义精英,但他们有较为便捷的通道使自己成为前者,其如周永康、苏树林等人的经历;

(三)在学术上有影响的人士凡在体制内亦不能归为狭义精英,除非他们是现政权体系的决策参与者如王沪宁、刘鹤等;

(四)所有体制外的持有异议立场的人士无论其为学术的还是社会活动的乃至两者兼有之的,均为狭义精英,这是因为他们具有已涉B类的「将会」概率。以及或特别是——具有创新性,其社会地位的确定也如帕托累所言,创新性精英「会通过渗透、成功的群众政治、暴力或这些手段的综合运用而确立自己的地位」【注六】。

在这四个并不存在分层体系的优越与劣势之分的层次中,前两种之所以不具分析意义,首先因为他们是仰仗传统精英(第三层只是一小部分)的封建性恩典而生存与发展,也即不具有独立的政治人格,其次是包括第三层在内的传统精英完全是伪劣的,中国正在受这些人的损害,或曰正是伪精英肆虐于中共国家才使「中共国家」无法等同于「中国」。因此,其合法性自问【注七】看似十分震撼,而实质上不过是不得已承认了普世价值的一个子项。

政治精英无论真伪在非民主政治制度中,声称能给社会带来巨大改进,但其治理绩效往往是灾难性的。受欧洲文化影响也对欧洲文化有重要贡献的西班牙,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后期至七十年代中期出现了佛朗哥制度是最好证明。如果再考虑西班牙作为曾经的欧洲强国对拉美的影响,那么,拉美化实质上就是拉美版佛朗哥制度。具体到中共国家,前涉合法性问题不可谓不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其改革死亡尤其在经济改革方面。

「顶层设计」作为品牌性改革思维,经过两年多的政策实践而致完败,其在学术上的争议则是此一思维最权重主张者遭到体制内质疑,即本已价值全失的「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在今年,第十六届)「为什么要将该奖颁给刘鹤」【注八】,以及「刘获奖论文的经济观点『真的那么重要吗?』」【注九】。

顶层设计的政策结果是「有顶层,无设计」。若有之,也只为了党权集中而已。这种集中表面是为了改革而为,但本质上还是江山主义即防止「在根本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注十】。具体到重大宏观经济政策上成败已不足虑,由社会承担而已。但极为讽刺的是,B类精英对房地产政策的专业批判如不降价的政策是在维护房地产制度性腐败之特征【注十一】,竟然会由体制内舆论来证实。后者说:「房价在经历较快上升后,二〇一六年第二季度后有出现一波断崖式下跌的可能。」【注十二】。

二、历史与国际:有利益,无知性

中共国家在经济方面的失败不仅说明作为传统精英的统治集团是伪精英,其政治文化也是伪精英主义,而且,指望这样体系进行趋近民主的政治改革也没有任何可能。简言之,中共国家层面的伪精英主义是以反对政治市场化为根本的。割裂政治与经济在市场上的同质性显然是没有知性的表现。声称要继承本土文化传统(泛传统主义)的伪精英体系在历史方面的无知更是到了令人惊骇的程度。

惊人的无知还不是直接地否定历史事件的真实性,也与其极力污蔑异议力量为「历史虚无主义」关系不大,而是政治权力可以随便解释历史逻辑的作为。由于作为之疯狂,也映照出了体制内学术体系的丑陋性。这里面也有泛传统主义之外的影响起作用,即如作为制度范本的前苏联产生了李森科生物学。

一个较为通俗的例子是近期以来被极度扩大化的「妄议中央」,舆论批判指向了一个过气明星式的贪腐分子。该人曾说过「所谓的清官不过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杜撰出来的」【注十三】。此论是一九九九年的事情了——与今年(二〇一五)伪精英政治话语体系所界定的「妄议中央」没有任何干系。

放下舆论批判的时间错乱不说,仅论此「反面人物」的说法,它尚有历史依据,尽管言论者未必知道更详细的史实而只是个人经历感悟。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清官」之出(他们可能绝大多数进不了国家层面的历史书写而是在地方志上有记载),更多地是有智术的民间人士操纵的结果,即如何刚德所总结:「古之称廉吏、循吏者,临行卧辙留衣,旋而立祠立传,何曾非此多智之民操纵其间,而运用其智乎!」【注十四】就历史上底层社会与国家权力的交易关系而论,民间智术者操纵官吏,后者并非不知道前者的意图,在更大程度上,那是一种交易关系即共谋双赢行为:官吏获得了好声名,底层获得了经济利益如减轻税赋。但是,今天这种共谋已经无法实现或者绝少成功,原因在于:

(一)古代如晚清地方主官仅有一人(如县令),而今一个县域中共常委人数就有近十人,百姓难以全面歌颂;

(二)包含中共常委在内,在一个县域(还可上升行政级次而视之)由于主官太多,他们更倾向获取经济利益,不太在乎或根本无视底层社会的荣誉评价。

又一个讽刺来了!中共权力体系顶尖层面几乎蝇逐腥膻般地追求清官荣誉,与他们做交易的固然不乏底层人士,但这种交易难以双赢。作为古代模式的替代,国际不良资本势力占据了智术者的位置。他们的代表性观点认为:中共国家的精英体制优于西方民主,西方民主有其不可克服的局限性。事实上,作为中共国家伪精英主义构成部分,这类的观点核心很容易破碎。

其核心是:中共官员要经历三十年或更长时间的竞争性过程,从而取得真正的精英地位,比如「习近平就曾经过四十年励精图治和十六次重要晋升才成为国家主席」【注十五】。但是,一涉公平与一涉人性的质问简单提出,就让中共国家精英体制出现理论破产,且不言它超越了西方民主局限与否:其一者,家庭背景优先在初级政治资源分配中究竟重要到什么程度,以及为什么政权体系里面会有「太子党」及「官二代」文化身份概念?其二者,在数十年的竞争中会对参与者的心理形成什么样的损害,即为什么有许多处于竞争中或被迫边缘化的精英人士会有「私信仰」?这里的「私信仰」是指像广东省纪律检查主官所斥的细节(已普遍化),「有个被查处的领导干部常年在家布置风水局,收集供奉舍利子」【注十六】。

一个精英分子,无论其公共作为多么光明耀眼,一旦「私信仰」与公开信仰相反,他必是伪精英无疑。而一个由这类人组成的体系不管他们是否违背公开信仰体系的纪律条规,也说明该伪精英系统应当被社会所弃绝。简单地说,「有顶层,无设计」与「有利益,无知性」是同质问题。而复杂的是,既然一个伪精英系统可以普遍持有「私信仰」且与公开信仰相反,它还有什么资格打击各种「邪教」呢?毕竟「邪教」是底层社会的「私信仰」,仅仅是政权体系法条霸道才使底层社会无法宣称自己的「私信仰」就是公开信仰。

如同经济也如同政治,信仰体系本质上也是市场化的。如果完全不考虑政权体系作为的道德性与否,只看民间野生状态的「私信仰」生存,它则是较为原始的市场状态。市场化不可能只是经济的专属,即便是国际不良资本势力替代了中国古代的底层智术者,其行为模式也仍然是市场化的,至少需要市场的壳资源。比如说,享利•基辛格与中国(不仅限于中国)顶尖级权力体系的利益关系是借助「基辛格联系咨询公司(KAI)」完成的,「KAI的核心业务是向美国一些大公司提供海外政策咨询及国际公关」【注十七】;具体到后项是「利用人脉关系,帮助企业见到该国的国家领导人和具体负责的政府官员」【注十八】。

三、饱暖与尤怨:有一人,无千家

对于非民主国家,市场化的政治是非常之重要的,因为它可以避免伪精英政治体系在宏大口号之下制造了灾难又轻易脱责。再好的市场化政治也避免不了政治灾难,问题的关键是:不但它有应对灾难的机制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灾难损害社会的程度,而且还可以对灾难的责任进行追溯。即便由于历史原因而不能追溯,精英掌控的国家权力也不会推掉社会要求改革的愿望。如果推掉改革愿望或伪造改革观念而实弃之,那么,不仅是精英自己伪化,而且还会产生巨大的政治怨恨。

在中国泛传统主义里面,固然有奴性化的对顶尖级精英的阿谀如「一人有庆,兆民咸赖」之谚,且它与智术者操纵清官是一样的市场(交易)道理,但是,也有「一家饱暖千家怨,万世机谋二世亡」【注十九】精英自我伪化历史。精英自我伪化也是古典社会道德革命的诱因,其中暴力是惯常手段,尽管后革命时代的道德刷新均不能维持长久。中国历史上暴力革命的惯常性也印证了帕累托精英理论中关于创新性一方策略选择的合理性——暴力未必是单一选择,但它亦在策略集合里面。

作为社会运动的道德革命在传统里面无法实现政治市场化,但在传统面临外部性时,政治市场化就成为社会企盼,因此,也导致了「有庆」的一人、「饱暖」的一家面临无比巨大的压力。西班牙的前佛朗哥制度时期,此种压力是保守精英集团的共同问题,因此,「对于社会的许多保守等级,民主不仅仅是在反对他们的利益,还是在反西班牙。」【注二十】这个欧洲历史细节不仅能说明佛朗哥制度何以借民族主义而出现,而且更能说明中共国家的伪精英主义何以会有「反普批宪」的政治运动性动作。还有,以军事权力集中为特征的中国版佛朗哥制度已见端倪。这也正是我提出弃绝伪精英主义的核心理由!

对比佛朗哥制度的历史与中共国家现实,有两大共同点:第一个是,自我伪化的传统精英体系产出了新的伪精英,并给社会带来长期严重苦难;第二个是,作为合法暴力的军事权能介入国家政治,它会进一步地压抑不算强壮的公民社会。而佛朗哥制度之所以像今天国际不良资本势力所鼓吹的「中国模式」一样,有它的国际影响力,原因是西班牙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具有不发达国家的多数特征暨政治病态。因此,现代的西班牙历史研究者与撰写者在西班牙背景下,指出:「军事介入政治变革的机制是市民社会软弱的不发达国家的普遍特征。」【注二十一】

人们也不必过度担忧中国版佛朗哥制度之出现,因为它已经部分有之且远无范本效率。不过,中国版佛朗哥制度更像拉美的精英协定,或者说精英协定在深受佛朗哥制度影响的拉美之失败,恰好印证了中共国家伪精英主义的危机到来且是终极性的。因此,实行精英协定的重大性改组的总统制建议在沉寂了数年之后,于今再度热议【注二十二】。但是,中共国家的伪精英主义之成已历史久矣,自我伪化过程在建政之前的延安政治时期就已出现。而既有如此历史之耻辱,竟然还有「一人」与「一家」以纪念毛泽东的延安政治(整肃)为能事!

结语:剧变与精英融入

指称伪精英主义的终极危机之到来,并非是为了社会运动而预设社会运动的可能性,其在实证政治学意义上的外部性获得已有启示:其一,拉美精英协定政治中收入与财富的严重不平等在今日中共国家其程度远超过前者,而前者的社会后果是「经济精英阶层往往会感受到渐进式的政治改革威胁着他们的利益;政治领袖们将面临着普通选民要求在短时间内实施再分配举措的巨大压力,还不得不在经济政治化的环境中管理国家」【注二十三】;其二,任何改革取向都无法建立基本共识,就不用说伪改革,精英阶层的矛盾已不限于本文引言基于帕累托意义的AB划分,而是多层次与多维度的,「任何妄想改变权力分配的企图,往往都会使势均力敌的精英阶层之间产生严重的矛盾」【注二十四】。

第二项引述并不是推翻本文四个分层的理论设计,而是说:(一)A类精英内部会自动分化,因此,有自我正面化的所谓改革领导力量,也有被它指斥的诸种反改革力量,反改革力量又以体制内诸多既得利益集团为中坚;(二)B类精英当中没有严重分化,但它具有社会辐射能力,越来越多的「难异议」借助网络来表达自己的严重不满。这也将是精英协定制度体系中经济精英终会被中共国家一部分富豪私人所模仿的理由,模仿者将逐步脱去自己带有奴性遗传的非精英色彩,进而自愿地融入异议力量,至少是泛知识分子体系。在未来的时间里,只是进程快慢与个案影响的大小问题。

中国的泛传统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会支持伪精英主义,但泛传统主义也有可提炼的道统资源。后者与普世价值具有文明的可通约性。恰如「一家饱暖千家怨,万世机谋二世亡」是针对「一人有庆,兆民咸赖」的革命性指向一样,对于依靠奴性的伪精英主义,也有「假缎染就真红色,也被旁人说是非」【注二十五】之道统性否定。

在现实细节方面,泛知识分子层次(读书人)可以很容易地将此谚语引向对伪精英体系的党校学历、假博士学位质疑,但在此表层之下,则是:已有民主转型愿望的人们可以利用泛传统主义当中的道统资源,为社会运动发现道统资源;其便利性与成功希望之大,是因为伪精英主义从来没有获取过道统资源,今后也没任何可能。他们近乎失去理性地「反普批宪」且暗中实施「七不讲」之类伪规则控制,等于给自己提前贴好了历史标签——伪精英主义已经遭遇中国有史以来最明显的弃绝,未来的社会运动之部分功能将给这个标签描出色彩层次。

注释部分:

[一]参见韦农•波格丹诺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制度百科全书》(汉译本,邓正来主编),第二百一十三页(〈精英/精英主义〉词条,第二百一十一至第二百一十三页);邓编版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一。

【二】参见[晚清]周希陶编《重订增广》,第八十八页(全文〈重订增广〉,第一至第五十八页);周编今版:岳麓出版社,一九八七。

[三]与[四]同[一],第二百一十页(〈精英主义〉条目,第二百〇九至第二百一十一页)。

[五]与[六]同[一],第二百一十一页。

[七]参见中国网•中国国情二〇一五年九月一日转刊「学习大国」微信公众号文章《王歧山首论中共「合法性」》(作者:赵再兴)。

[八]与[九]参见博讯网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三日报道《智囊刘鹤获奖学界质疑,学者挑战习近平?》(记者未详)。

[十]参见新华网•新闻中心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三日转刊南方网(《南方周末》,同日)报道《习近平改革这三年》(记者未详)。

[十一]参见火狐中文网•国内频道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三日转刊《北京晚报》报道《社科院:明年二季度后房价或出现断崖式下跌》(记者未详)。

[十二]参见我的经济评论文章《习李政策令房地产陷入死局》,载于香港《争鸣》杂志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号。

[十三]参见国际在线•新闻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日转刊天山网报道《新疆日报原总编妄议中央被开除党籍》(记者未详)。该报道附有〈相关新闻〉,全文引述《新京报》报道《哪些省部级官员胆大「妄议中央」?》(记者未详)。

[十四]参见[民国]何刚德著《春明梦录•客座偶谈》合辑,第一百四十八页(《客座偶谈》卷三,第十七则〈民多智官难为〉);何著今版:山西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七。何著原版为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自刻本,相当于现在的「白封出版」或苏联(以及东欧)时期的「萨米亚特」。何系光绪三年(一八七七)进士,曾任苏州知府,辛亥后任过江西代理省长。其所评历史现象多依对晚清的观察为据。

[十五]参见新华社《参考消息》二〇一五年十月十二日所发「本报讯」(非译介文章)《中国官员选拔模式值得西方借鉴》,第十四版〈海外视角〉。该文是贝谈宁(Daniel A. Bell)新著《中国模式:政治精英体制和民主的局限》之介绍。贝淡宁的观点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安德鲁•内森的质疑。内森不仅认为「精英统治可能根本不可取」,而且指出:「真正重要的不在于如何选择优秀的领导人,而在于如何确保他们被选中以后保持优秀。」关于内森的观点可参见日本外交学者网站二〇一五年十月三十一日文章《中国的精英统治对决西方民主》(作者:戴维•沃洛兹科);上报十一月二日译介,《中国精英统治是否优于西方民主》,第十四版〈海外视角〉。

[十六]参见火狐中文网•国内频道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四日转刊金羊网—新快报报道《广东纪委:有官员在家摆风水供奉舍利子 晚上打坐》(记者未详)。

[十七]与[十八]参见《华夏时报》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六日文章《基辛格:学者、政治家、生意人》(作者:赵灵敏),第三十二版〈观点〉。

[十九]同[二],第二十八页。

[二十]参见雷蒙德•卡尔(Raymand Carr)著《西班牙史》(汉译本,潘诚译),第二百四十二页(第九章〈一九三一年以来的西班牙〉,第二百四十一至第二百七十九页,撰稿人:塞巴斯蒂安•巴尔富尔);潘译版本: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二〇〇九。

[二十一]同[二十],第二百〇三页(第八章〈自由主义及其反动,一八三三至一九三一年〉,第二百〇一至二百三十九页,撰稿人:雷蒙德•卡尔)。

[二十二]参见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日文章《三辨「中国能否实行总统制」》(作者: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

[二十三]参见弗朗西斯•福山编著《落后之源——诠释拉美和美国的发展鸿沟》(汉译本,刘伟译),第一百四十一页(第六章〈高风险政治对拉美发展进程的影响〉,第一百三十四至一百五十八页,撰稿人:赖尔登•罗特、弗朗西斯科•孔沙雷兹);刘译版本:中信出版社,二〇一五。

[二十四]同[二十三],第一百四十三页。

[二十五]同[二],第八十三页。同类的古谚还有「假金方用真金镀,若是真金不镀金」,可见[二]第一百〇二页(〈一法通•节选〉,第九十三页至第一百一十五页)。

minzh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