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 美国精英联盟为何败给了”乌合之众”?|美国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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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美国大选,被中国网友戏称为“农村包围城市”。这形容十分形象,因为正是美国乡村社会的中产成为支持川普的主力,才打败了希拉里代表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与知识媒体精英三者结合的强大联盟,不仅为川普铺设好了入主白宫之路, 成功守住参众两院多数党地位,还将全美三分之二的州长位置收入囊中。这与大选日之前,民主党阵营与主流媒体一致认定共和党将出局的预测完全相反。

2016-11-18

媒体精英反思:以《纽约时报》为代表

因为失败是全方位的,直到几天之后,媒体与民主党精英们才从震惊中逐步恢复过来,开始了艰难的反思。

不可否认,这种反思的第一动力是出于失败感,并非对美国现实有了深刻的认识与反思。精英媒体《纽约时报》因为遭遇退订压力,才开始很不情愿的“反思”。近几天推出的文章,有《奥巴马的政治遗产及美国愿景岌岌可危?》、《民主党为何会一败涂地》等。后一篇主要反思民主党大选以来的竞选策略,作者弗兰克·布鲁尼算是民主党阵营的媒体精英,其中有些观点颇值一读。

作者认为,大多民主党将本次大选输掉的因素归咎于FBI局长科米在选前对邮件门的态度、阿桑奇持续释放的维基解密,以及厌女症(即希拉里败选致辞中所指“那道对女性的玻璃天花板”)在起作用。他认为“这是一种危险的认识”,并陈述了自己的见解:

第一、民主党出于“政治正确”的道德自信,侮辱打击一切持不同意见者。布鲁尼说,“从总统竞选一开始,民主党就采取了一种不包容的战略,将大量的美国人排除在外,把很多并不太可悲的人称为是‘一群可悲的人’。他们羞辱的人不仅仅是活该被羞辱的种族主义者和性别歧视者,还有所有持不同意见的人”——这段话的意思是:民主党认定的种族主义者和性别歧视者,应该受到羞辱;失策之处只不过是扩大了羞辱范围,打击了一些本可以不打击的人,制造了“敌人”。这种反思与中共承认政治迫害时的“肃反扩大化”、“反右扩大化”类似。

第二、民主党选错了候选人。作者认为,克林顿一家锁定了民主党的资源,新鲜力量几乎无法出头,“在选择候选人的同时,民主党忽视了整个国家的情绪,因此搞砸了一个夺回参议院多数席位的极好机会。一个以关照小老百姓为傲的党,选择了名气最大的候选人”,作者点名批评了现任总统奥巴马,认为他在这方面负有责任。作者通过讲述了一个小故事来证明民主党内的不满情绪:“在选举日之后,民主党内部一个对克林顿感到腻味的人对我说:“我显然不高兴,……但我也有一点解放了的感觉。如果她赢了,我们现在就已经在讨论切尔西的第一次竞选了。现在我们可以去做真正需要做的事情,重新开始。”

这篇反思还漏掉了两点:1、民主党的宣传策略着重点放在川普当选将失去所有盟友,非法移民的权利等等。这恰好是美国中产与低收入人群不关心的问题,他们需要政府关心他们的就业、经济收入持续下降以及越来越明显的生存困境。民主党完全忽视了皮尤调查的一个重要数据:约70%的受调者认为美国走在错误的方向上;2、希拉里的捐款者主要来自华尔街及强大的经济精英,这让希拉里“为穷人服务”这一竞选口号的真诚度打了折扣。

桑德斯等政界精英及媒体的反思与评价

桑德斯关心美国的未来,他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民主党下一步怎么走》,直言“数千万美国人以投票的方式提出抗议,表达了他们对一个把财富和公司的利益置于他们之上的经济政治体制的强烈不满。……我坚信,民主党必须摆脱自己与企业权势集团的联系,再次成为以劳动人民、老年人和穷人为基础的政党。最重要的是,让我们终结让富有的竞选捐款者购买选举的能力吧。如果候任总统真要推行改善工薪家庭生活的政策的话,我将为他提供一些非常真实的机会来赢得我的支持”。

福布斯(Forbes)于11月14日发表了《川普的胜利证明了捐款并不总是能购买选举》(Trump’s win proves that donors can’t always buy elections),从另一个角度表达了与桑德斯同样的意思。

精英们承认选举结果,在与川普握手言时,都说了一些友善与肯定的话,但只有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的话表明他真被触动了。他表示,川普以他个人独特的方式接近了美国民众,他能倾听到一些其他人听不到的声音,“他与人们接触的方式是我们其他人没有的。他将美国政治转向了他的方向。” 整个大选期间,这是最让我感动的一番话。彭博社发表文章,承认《川普信息收集团队看到了一个不同的美国——他们是对的》(Donald Trump’s data team saw a different America – and they were right),正是基于这些信息制订了合适的竞选策略,川普才赢得了这场大选。

不在美国È万贫困者

对美国社会现状的反思还只是开始。政治左翼号称国际派,关心盟友利益、非法移民、性小众群体,以及穆斯林信仰被尊重(但并不关心极端伊斯兰主义排斥消灭其他宗教信仰的问题),在大选中强调国际社会对川普的排斥、非法移民的利益、女性权益,完全忽视了中产阶级日渐瘪下去的钱袋、本国低薪阶层的忧虑与合法移民的不满,以及伊斯兰主义扩张引发的社会紧张。川普过渡团队宣布,今后的施政重点是减税惠及中小企业;开放资源,引进外资以创造就业。但本文想讨论一个从来不在左右两翼政治问题清单上的一个贫困阶层,其总数高达2000万,他们是川普在大选中的重要支持者。

早在今年4月2日,在美国主流媒体恣意污名化川普并羞辱川普支持者的时候,一位叫做卞中佩的作者曾写过一篇《别再污名化川普支持者》,用非常翔实的资料,向读者展示了拖车房(移动式房屋)居住者群体的生存窘境——我在读这篇文章之前,得到的印象是:这些人选择居住在移动式房屋里,一半是为了自由,一半是出于经济原因。美国媒体虽然早就发现许多失业、从事低薪工作、没有大学学历、居住在移动式房屋园区的美国人,特别是美国白人,是川普的主要支持者。但他们宁可将同情赠与非法移民,将这些人归于“失败者”,采取肆意羞辱的方式对待之,连希拉里都在演讲中将他们称之为“可悲的人”。

作者阐述了移动式房屋的历史与现实成因,并给出具体数据:1970年移动式房屋居住者为200多万,1980年达400多万,到了2000年,数目将近900万,目前居住在移动式房屋的美国民众已高达2000多万人,全美移动式房屋园区的数目逾3.8万个。作者毫不客气地指出,这些人被污名化,共和党及民主党是制造歧视标签的共犯。在政治上,共和党长期打造一套结合反堕胎、反同、小政府、反社会福利等从文化到经济面都相当保守的意识形态。中西部及东部的贫穷白人虽然在经济利益上倾向于主张政府提供社会福利补助的民主党,但是其传统价值及宗教信仰却主张自立,为了维系自立更生的传统精神并传给下一代作为榜样,只好自我说服领取政府补助是不值得一提的暂时性举措。出于自尊,他们在公共场合上会表达出对于依赖政府福利的黑人、少数族群的不满,成了在文化及经济上都认同共和党诉求的选民。民主党则因为打不进这些社区,也难以理解为何这么多贫穷白人违反自己的经济利益投票给共和党,只好大搞认同政治的文化战争,将他们称之为“露营拖车园区共和党”(trailer park Republican)、“红脖垃圾白人”,社会给他们贴上保守、顽固、反同性恋、种族主义等标签。因此,两党都不需要解决他们的经济难题。

川普团队听到了这群人的声音,但如何将他们列入新政府的问题清单上予以解决,才是一个需要面对的真问题。

我曾在《2016美国大选:庶民的胜利》一文中说,“本届美国人民不含糊,在与政治、经济、媒体三大权力对垒之时,……很清楚知道自己要什么,在全球化的历史转折关头,为美国的未来成功地扳了一次道岔”。如果要说还有什么未尽之言,那就是希望美国的精英放下大选中的恩怨纠葛,认清美国的现实,共同致力于美国的兴旺繁荣。只有在普遍繁荣的基础上,美国的软实力才会有强大的外扩力量,才能更好地尽世界领导者的责任。

美国之音

何清涟: 2016美国大选: 庶民的胜利|中国人权双周刊

16如果要对本次大选做一总结,那就是本届美国人民不含糊,在与政治、经济、媒体三大权力对垒之时,在民主党及媒体对川普高度污名化的攻势之下,仍然很清楚知道自己要什么,在全球化的历史转折关头,为美国的未来成功地扳了一次道岔。

2016-11-10

11月8日,美国大选在全球关注下落幕,川普这个被美媒塑造出来的科西嘉怪物终于走完通往白宫的最后一级台阶,成为第45任白宫主人。纵观这次大选背后的美国政治社会背景,可以说,是美国中产阶级、自食其力的蓝领阶层用自己的选票与坚定的支持,为他铺就了进入白宫之路。

川普的支持者究竟是哪些人

关于川普的支持者,由于媒体刻意误导,说其绝大多数是没受过高等教育的失意蓝领,许多评论者未经核查就经常这样引用,久而久之,三人成市虎,“经济困难、收入低、未受过高中以上教育”就成了川普支持者的经典标签,《纽约时报》与英国《金融时报》的一些作者就经常这样说。但《纽约时报》在最近出炉的一份调查“Election 2016: Exit Polls”中否定了这种习惯性说法。民主党的支持者确实是我过去概括的“无(低收入)知(知识群体)少(少数族裔)女(女性)”,但在收入构成上,川普支持者的收入普遍高于希拉里支持者。该调查将收入划分为6档:年收入3万以下者,希拉里支持者占比53%,川普为41%;3-5万者,支持希拉里的为51%, 支持川普的为42%;5-10万的,希拉里支持者占比46%,川普支持者占比为50%;在10-20万、20-25万、25万以上收入者中,支持川普的都比支持希拉里的高1-2个百分点。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共和党支持者普遍高于民主党支持者。

因此,这是美国中产阶级与蓝领阶层对奥巴马政府统治8年的一种否定与反抗。这种反抗还体现在民主党不仅失去了白宫,也未夺回参众两院,全国50个州当中,共和党州长高达34位。至于奥巴马自己极为看重的政治遗产,因为失去了希拉里这位传人,很快就会化为乌有。民主党在媒体中的铁杆盟友《纽约时报》也忍不住发表了一篇文章:《从2008到2016,狂欢之后的苦闷深渊》,认为“2008年和2016年的选举:是两个紧密相联、难以切割的政治时刻,是一场地震和一场余震,让美国人为之震惊,从而打开了一个有着巨大矛盾的时代。眼下,一位越来越受到欢迎的即将卸任的总统,领导着一个在大多数选民看来偏离了正确方向的国家”——当然,奥巴马越来越受到欢迎,只是这位作者的看法,重要的是他在文中也承认这8年被视为“让国家偏离了正确方向”;希拉里之所以败选,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她出于要取得政治支持的需要(邮件门与克林顿基金会),表示要“继承奥巴马的政治遗产”,因而让那些不想继续生活在奥巴马时代的选民抛弃了她。

2016大选:精英同盟VS草根的松散联盟

民主党的支持者是政治、经济、知识与媒体精英与广大福利依赖底层群体(人数约有一亿,有人将他们称为投票机器)的结合,而共和党的支持者主要是主张自食其力、希望政府多关注本国事务的中产阶层及蓝领的松散结合。这从希拉里、川普二人的捐款来源也可看出。

川普竞选资金的筹集开始于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之后。通过今年7月一次电邮和直邮相结合的活动,川普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RNC)筹集到了6400万美元(约合4.2亿元人民币),其中大部分是小额捐款,川普因此成为首位竞选资金主要来自每人捐10美元或25美元草根支持者的共和党提名人。希拉里的筹资主要依靠华尔街与富人,据《华盛顿邮报》10月23日的报道,在希拉里今年竞选筹集的11.4亿美元资金中,超过五分之一的捐款来自于100个富人和工会,其中许多金主都是希拉里的长期支持者。

尽管川普的支持者被污名化,很多人只在最后关头用选票支持,但是,其中,我们还是看到不少人勇敢地站出来支持,比如移民局工会的5000多员工,还有小布什同学会的50多位前政府官员。川普的一位支持者在《纽约时报》编辑留言中说:“川普胜利是因为普通、中产阶层的美国人投票反对华盛顿的建制派,而并非我们都喜欢川普。他的胜利是针对职业政治人物、游说团体、大公司、华尔街、大政府和腐败现象的反叛。”

中产与草根平时并没有什么影响政治的管道与能力,即使充满愤怒,也只是无数个零,但到了大选年,有了一位他们认为能够代表自己发声的总统候选人,就等于有了一个“1”,千万个零加上了这个“1”,就有了2016年美国大选这一被民主党精英同盟及支持者看来令人意外的结果。

美国中产与蓝领为何要支持川普

美国民主党精英已经忘记了一条政治学的基本原理,即权力必须对权力的来源负责。在民主国家,就是政府要对选民与纳税人负责。

从川普成为美国大选的一道风景以来,我与众多观察者最大的不同是: 不关注川普本人那些真真假假的故事,主要关注“川普现象”产生的社会背景。在今年5月那篇《川普现象揭示美国政治“三脱离” 》一文中,我指出以下事实:美国政治与媒体精英多层次脱离普通美国人的要求,现在还有必要简单重申:

第一层次的脱离:精英阶层对普通美国人的生存焦虑失去痛感。

川普之所以能够得到不少共和党选民的拥护,主要是缘于美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变化,中产阶级正在减少。20世纪50年代初,中产阶级人口占全美人口的60%左右,比尔·克林顿执政初年,中产阶级人口尚有56%;到2013年,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人数已不到全国人口的一半。今年4月22日,美国劳工统计局资料带来的警示更强: 2015年全美共有8141万个家庭,全家无人工作的家庭有1606万,比率高达19.7%,意味着美国每五个家庭中,就有一个家庭没有人工作。

第二层次的脱离:在对国际社会负责与本国人民负责之间失去方向。

自二战以来,美国肩负世界领导者的重任,出钱出力甚至牺牲本国人的生命为世界提供“国际秩序”这一公共品,全世界都是受益者。在繁荣时期,美国人愿意承担这些国际义务,但随着中产家庭收入减少,美国人对此颇有怨言,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美国政府应该将国内事务放置于比国际事务更重要的位置。皮尤调查在今年5月5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很好地证明了川普支持者与希拉里支持者在这个问题上的区别。根据该报告,57%的美国人希望美国解决自身问题;他们还表示,希望其他国家也能尽最大努力解决自身问题。

奥巴马执政八年,还出现一个奇特现象:无证移民的福利高于本国穷人。2016年5月9日,华府智库移民研究中心(CIS)公布一份移民花费报告,指出户长为合法或无证移民的家庭,每年平均享有联邦福利6241元,户长为“美国出生”(native)的家庭享受的联邦福利为4431元,前者比后者高出41%。享受最多联邦福利者为墨西哥和中美洲移民家庭,他们获得纳税人付费的联邦福利,每年平均达8251元,超过土生土长美国人家庭86%。户长为移民的家庭,享受的联邦福利总支出超过1030亿元。根据联邦人口普查局数据的分析,51%移民家庭享有这类福利,而土生土长美国人家庭仅30%享有此福利。

第三层次的脱离:美国外交政策符合国际期望,但与美国选民不一致。

2015年8月,美国拉斯穆森国家研究中心发布的一项最新数据显示,有66%的选民认为,美国正朝着错误的方向行进。在美国民意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之时,川普的“美国优先”,少管国外事务的竞选方针,显然符合民意。前不久,美国之音在《美国选民反对扩大美军海外角色》一文中引证的调查表明,只有25%的美国人希望下届总统扩大美军海外角色,表明美国选民对卷入新的海外干预(尤其是在中东)抱有戒心。

上述这三个层次的脱离,就是权力不再对权力的来源负责之表现。在美国大选中,美国好几家主流媒体与英国《金融时报》连篇累牍地谈世界各国政府如何不欢迎川普成为美国总统。《川普当选令世界迷惑》一文采集了好几家媒体与专家们的观点,谈的就是一点:今后美国将在世界扮演什么角色?川普以“美国优先”这一竞选纲领获胜,非洲需要做好自力更生的准备,“如果说非洲需要开始考虑用自己的方法解决自己的问题,那么现在时间到了。”

美国作为北约防务主体,对欧洲尽大哥义务,却至今都没能像欧洲国家那样为本国人民提供全民健保与免费大学教育,以及长期稳定的失业救济。底层穷人的救济虽然有,但与法国人一生400多种福利、德国从摇篮到坟墓的优厚福利相比,实在不值一提。因此,欧洲国家对川普当选深表不满的实质是:咱们国家的人民需要高福利供养,咱们的政府在难民问题上要彰显人道,但保护本国安全,你美国却得出钱出力,责无旁贷,永无止境。问题的核心实质在这一点,但却用不分种族、不分地域的共同进步,以及全球秩序等“政治正确”的话语做外包装。

问题是:美国政府是美国纳税人供养的,美国人才有资格选美国总统,他国政府还是想想如何为本国人民提供国家安全吧。

本届美国人民不含糊

考虑到以下事实:这次美国乡村社会的中产是支持川普的主力,从各种采访来看,美国乡村社会其实希望回归“民有民治民享”的美国秩序;而旧金山、纽约等国际化城市在选后还继续游行反对川普成为总统。这次大选确实代表了美国反全球化的民意回归,是对比尔·克林顿时期开始推动的全球化进程的否定,当然也是对“奥巴马政治遗产”的否定。共和党不仅入主白宫, 还成功守住参众两院多数党地位,在全国产生了34位共和党州长,这都是民意的力量。如果说布什总统与罗姆尼等共和党精英与川普主动和好是政治姿态,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的话就表明他真有触动。他表示,川普以他个人独特的方式接近了美国民众,他能倾听到一些其他人听不到的声音,“他与人们接触的方式是我们其他人没有的。他将美国政治转向了他的方向。” 整个大选期间,这是最让我感动的一番话。

如果要对本次大选做一总结,那就是本届美国人民不含糊,在与政治、经济、媒体三大权力对垒之时,在民主党及媒体对川普高度污名化的攻势之下,仍然很清楚知道自己要什么,在全球化的历史转折关头,为美国的未来成功地扳了一次道岔。

(编者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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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5期  2016年10月28日—11月10日)

人权双周刊

何清涟: 美国大选缘何引发世界焦虑|美国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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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大选之前,美国在世界的领导地位其实已经不太稳当,欧盟大国政府早就对美国不满,盟友关系虽在,但经常搞点小动作让美国不快。中国更是时时要挑战一下美国的领导地位,比如要求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新兴国家也觉得美国繁荣是昨日黄花,早就不像往日那样服从。但美国2016年大选中,主张新孤立主义的川普竟然成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并向选民承诺当选后一定“少管外国闲事”,从此担心美国不再领导世界的各种忧虑多如潮涌。世界各国政府与人民突然意识到:我们一度那么讨厌的美国如果主动放弃“带头大哥”地位,不带大家玩了,我们怎么办?

西方世界表达忧虑情真言直

英国《金融时报》表达的忧虑最直接与深远,前后发表几十篇文章。最近那篇《美国大选是全世界的事情》极为坦率,让人看了不由得为欧洲愁肠百结。作者库柏指出:

“在过去一个世纪里,美国本土两次遭受了可怕的外国攻击,第一次是在珍珠港,还有一次是9/11恐怖袭击。每次美国的回应都改变了世界秩序”。

以下长话短说,大意是: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说,美国居住在最安全地段的“封闭式豪宅”内,即便俄罗斯军队长驱直入西欧,美国的阿拉巴马州或俄亥俄州也几乎不会受到影响。这意味着,美国选举对外国人的影响很可能比它对大多数美国人的影响更大。而美国总统既有实力保护全球其他国家,或者把别国搞得一团糟,也可以干脆忽视我们。尽管在大多数美国选民眼里,“国外”是个小地方,然而这是他们的总统唯一可以产生巨大影响的地方。在国内,总统通常受到国会的掣肘。要说改变大多数美国人的生活,奥巴马的影响很可能还没有“爱疯“(iPhone)大。

作者接下来阐述欧洲的困难:欧洲地处世界宜居地段,但与美国相比,它靠近战乱:东与俄罗斯这只北极熊为邻,东南方向是一块暴力贫民区,24小时随时可能听到枪声,更靠南的地方则有人因饥饿而死亡。前不久,法国现任总统奥朗德曾公开说,“美国将会要求欧洲人自己保护自己”,“这是一个问题,因为仅仅组建欧洲自己的邻里守望委员会就很可能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范围”。

希望美国继续管全世界,不只是欧洲知识分子的想法,也是民众的想法。对叙利亚难民危机一筹莫展的德国人中,不少人痛恨想奉行孤立主义的川普,因此拆了川普墙,拆前还要狠狠踹上几脚,以示愤怒。

在德国柏林,反川普示威者捣毁所谓的“川普仇恨墙”,标语说,团结起来,阻止川普,选民在此登记

在德国柏林,反川普示威者捣毁所谓的“川普仇恨墙”,标语说,团结起来,阻止川普,选民在此登记

西方忧虑的误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曾经的世界领导者、拥有“日不落帝国”之称的英国的“太阳“终于落到山背后,美国从此责无旁贷地承担了为世界提供国际秩序这一公共品的“大哥”责任。大半个世纪中,美国虽然备受各种指责,比如嘲讽美国是世界警察,到处插手国际事务,搞乱了世界等等,但一直任劳任怨。直到近十年终于精疲力尽,债台高筑。

这种精疲力尽体现在以下几点:2013年,美国中产阶级下降至40%多,人数已不到全国人口的一半。今年4月22日,美国劳工统计局资料显示: 2015年全美共有8141万家庭,全家无人工作的家庭有1606万,比率高达19.7%,意味着美国每五个家庭中,就有一个家庭没有人工作;全美超过一亿人口依靠各种福利过日子。与此同时,美国作为北约防务主体,对欧洲尽大哥义务,却至今都没能像欧洲国家那样为本国人民提供全民健保与免费大学教育,以及长期稳定的失业救济。底层穷人的救济虽然有,但与法国人一生400多种福利、德国从摇篮到坟墓的优厚福利相比,实在不值一提。

因此,欧洲国家的忧虑实质上就是:咱们国家的人民需要高福利供养,咱们的政府在难民问题上要彰显人道,但保护本国安全,你美国却得出钱出力,责无旁贷,永无止境。问题的核心实质在这一点,但却用不分种族、不分地域的共同进步,以及全球秩序等“政治正确”的话语做外包装。

在冷战期间及冷战结束后的20年之内,大气的美国人确实认为,美国有能力,应该多承担国际责任。但现在美国纳税人实在太累了,希望喘口气,于是近几年,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希望政府少管外国的闲事,多关注国内事务,有70%以上的美国人认为美国走在错误的道路上。前不久,VOA在《美国选民反对扩大美军海外角色》一文中引证的调查表明,只有25%的美国人希望下届总统扩大美军海外角色,表明美国选民对卷入新的海外干预(尤其是在中东)抱有戒心。

作为生活在美国的一位外部观察者,我既理解欧洲人希望美国继续无偿提供国际秩序这一公共品的要求(让占便宜的人一下放弃占便宜的习惯确实很困难),也理解美国纳税人的烦恼(因为我自己也纳税)。遥望欧洲各国那数不胜数的高福利,美国大学生为了读书要背负沉重的学贷,福利种类也少得多,为什么不能让欧洲人减少福利,承担保护自身的责任?毕竟,美国政府是美国纳税人供养的,权力应该首先对权力的来源负责,美国政府应该首先考虑本国选民的利益。

是“白的危机”还是“福利危机”?

《纽约时报》11月2日发表《2016年西方乱局背后,一场“白”的危机》一文,代表了美国左派政治的典型看法。该文认为,川普代表了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右翼民粹兴起源于“白人身份危机”:“对很多白人来说,这种身份感觉像是支撑他们的世界最重要的支柱之一,而现在它似乎受到了威胁”。该文认为,自从美国的民权运动以及欧洲敞开国界以来,多元文化主义已兴盛数十载,右翼民粹是一种突然的逆转。

从川普参选以来,“种族主义者”的定位从来没离开过他与他的支持者。由于这一点,不少川普支持者不肯在民调中表态。这种“秘密支持者”的存在,至今还被认为将在选举中起重要作用。

据我对各种资料、现场集会图片及视频的观察分析,所谓“白人身份危机”显然将事情简单化了,因为民主党的支持者的主体,除了小众性取向群体、知识精英之外,就是非裔、拉美裔等少数族裔与大部分女性。但少数族裔与女性当中,也有不少人支持川普,blacks for Trump,Women for Trump,Chinese for Trump这类牌子并不少见,只是比例比支持希拉里的要低不少。

川普及其支持者在佛罗里达州的竞选大会上举着标语“妇女支持川普”“黑人支持川普”(2016年10月12日)

川普及其支持者在佛罗里达州的竞选大会上举着标语“妇女支持川普”“黑人支持川普”(2016年10月12日)

少数族裔的想法远比民主党宣传的复杂多元,比如这些支持川普的少数族裔都反对非法移民,认为这是对合法移民的不公平。就连美国本土的穆斯林也有7.4%的人支持川普,认为他揭示了有关移民和恐怖主义的严酷现实。据美国CNN10月26日报道,美国洛杉矶好莱坞星光大道上的川普星曾被砸烂,在修复之后,有一位64岁的非裔妇女来到该处守卫川普星,她写了多块标语牌以示支持,其中一块是:“两千万非法移民在美国,而美国人却要睡在街上和帐篷里。为川普投票!”

这段话实际上触及到一个美国政府不愿被提及的痛处:无证移民的福利高于本国穷人。2016年5月9日,华府智库移民研究中心(CIS)公布一份移民花费报告,指出户长为合法或无证移民的家庭,每年平均享有联邦福利6241元,户长为“美国出生”(native)的家庭享受的联邦福利为4431元,前者比后者高出41%。享受最多联邦福利者为墨西哥和中美洲移民家庭,他们获得纳税人付费的联邦福利,每年平均达8251元,超过土生土长美国人家庭86%。户长为移民的家庭,享受的联邦福利总支出超过1030亿元。根据联邦人口普查局数据的分析,51%移民家庭享有这类福利,而土生土长美国人家庭仅30%享有此福利。

几天前,VOA在《全美各地准备好应对投票日可能出现的暴力》中指出,住在密西根州底特律市的选民理查德·达林认为,如果川普赢得总统大选,美国一半人口“将感到受威胁”,许多享受政府福利的人或是非法移民可能会遭到川普打压。在《德州总统选情激烈 选民踊跃提前投票》一文中则指出,一些选民,特别是那些在其它国家有亲戚朋友(意即有准备移民美国的亲友)的人,意识到这场选举对全世界的重要性。在《乡间纪实:副总统候选人辩论地民众挺川普》一文中,VOA记者吉普森采访了法姆维尔一个每天辛勤工作的美国传统家庭,卡罗琳·鲍曼一家表达的支持理由非常简单: “过去人们有梦想,想要有美好生活,但是现在他们想不劳而获,想要别人把这种生活送上门来,因为政府的施舍太多了”,养出了一批“坐在家里沙发上什么也不干、拿的钱比干活挣的钱还多”的人,“川普能让人们回去工作,他想要让人们回去干活。”

对美国选民来说,全球化的各种光环不管如何耀眼,但总统大选的实质问题就是选民自身的权益。对川普的支持者来说,道理如此朴素与简单:劳动才能有收获,本国纳税人利益是本国政府应该考虑的首要事务,他国人民应该肩负保卫自身安全的责任。

美国之音

何清涟: 国际社会为何对X核心如此反感?|美国之音

2.jpg.png.jpg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曲终人散,人们期盼的人事调整消息杳然未见,倒是看到了会议公报宣告:“全党同志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 坚定不移维护党中央权威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海外舆论哗然,普遍看法是:这意味着政治和机构改革的大后退,习近平将建立毛邓式的强人政治。

在习之前,江泽民早就是“核心”了,但无人据此将江泽民称之为政治强人,原因何在?

“江核心”与“习核心”,形成条件不一样

称习近平为核心其实并不突兀,相关的舆论工作一直在做,比如今年年初,一些中共地方大员关于“习核心”的议论出现在中国媒体,后来一度沉寂,但大概在六中全会召开之前1个月左右前又再次出现,六中全会终于确立了习的核心地位。一般认为,习近平将在干满两届之后,谋求连任三届。

对习近平将来的政治动向,其实无需猜疑,今年6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作者提出了三个“只要不出现”:“只要政治上不出现颠覆性错误,经济上不出现毁灭性打击,制度上不出现断层式波动,再过六七年,我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将无悬念。届时,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已经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已经建成。”我当时写了一篇文章 “《人民日报》提“三个不出现”,实现难度有多大”,指出“制度断层式波动”,意指习重新厘定的政治规矩不再改变,不再像十八大权力交接之后因“制度”断层而引起军界、政界人事大变动,恐慌情绪蔓延,人心不稳。要想不出现制度断层,只能有一个选择,就是No.1不换人。

目前离习近平做满两届还有整五年,如果他想改变自江以来定下的总书记只做两届十年的规矩,时间上很从容。只是如何改,比如是延长任期,还是变总书记为总统制,这些都是枝节问题,遇到的党内抵抗绝对没有外界估计的那么强。事实上,中共利益集团不希望共产党倒台的愿望可能远远强于要民主化的愿望,他们甚至可能觉得有他撑着,党一时半会儿垮不了。

但习近平与毛邓不同,毛挟中共建政之功,邓有改革开放之绩,党内对毛泽东是崇拜,对邓小平是服气。习近平这核心地位的形成也与江不同,如果要将两位核心与中共利益集团成员的关系做一个精要的概括,那就是:江泽民是利益笼络的共同分赃制,放纵家庭成员与所有官员贪腐,以“闷声发大财”而得到拥护,成为核心;习近平则是将反腐利剑架在官员脖子上,用威慑树立了核心地位。如果对此有怀疑,请看中纪委几天前公布的数据:2013年以来,已经有一百万党员因贪腐问题受到处分。

国际社会为何接受“江核心”而拒斥“习核心”?

在国际社会中,江泽民与习近平这两位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形象完全不同,如果说江泽民的形象是“开放”,习近平则是“封闭”。之所以如此,一半是外部环境的变化,另一半原因则是两人的政治禀赋不同。

江泽民1989年6月接任中共总书记之后两年多,柏林墙倒塌,世界从此进入全球化时代。1993年1月20日,比尔·克林顿入主白宫,他与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法国总统密特朗、德国总理科尔、施罗德等人一道成为全球化的重要推手。也就在这段时期,中美关系进入1972年以来的全盛时期。

克林顿的8年任期(1993-2001)正好与江泽民的13年(1989-2002)重合。尽管他竞选时曾宣称“从巴格达到北京的独裁者将一个也不放过”,但成为总统后立刻走上务实路线。1993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出席在西雅图召开的亚太经合会议,与克林顿会晤。这是1989年后两国最高领导人第一次面对面。这次峰会的直接效果是,第二年美方决定将人权问题与最惠国待遇脱钩。1997年10月26日,江泽民对美国展开为期8天的国事访问,在访美前一天,江宣布中国同意签署《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让美国感受到他的“开放诚意”。与其他中共领导人的严肃刻板不同,江泽民在各种外交场合表现得活泼率性,尤其是他用英语大声朗诵葛底斯堡宣言,取得了美国好感。据《纽约时报》报道,一位美国官员说,江对这一珍贵文件的热情,使两国领导人找到了在过去冷冰冰的4次会面中所没有的共鸣”,并促成了他与克林顿之间最深入坦诚的一次讨论,也给美国朝野留下比较人性化的开放形象。其他的中国领导人喜欢谈“独立自主”,而江泽民则强调“与国际接轨”,表达了让中国慢慢进入国际体系的愿望。高盛公司的顾问库恩撰写的《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为江泽民在美国人心目中留下的良好印象,远胜于当时的中国人对江泽民的观感。

更重要的是,克林顿时代定下的美国对华外交国策“接触、说服、影响”——即通过经济合作,促使中国市场开放;启动中美法律合作援助项目,让外国NGO组织大量进入中国,促使中国政治慢慢改变——得到了江泽民的响应并配合。从那时开始,随着外资大量进入中国,美欧政府及基金会资助的NGO大量进入中国,到胡锦涛接班时,已达数千家之多。

习近平接任中共总书记一职以来,内政外交都展现了一种强硬姿态。对内打压异议人士与维权人士,严格管制舆论,加强对外国在华NGO的管制,强烈排斥西方的普世价值与民主制,政治上有向毛时代的强专制回归的倾向。对外则将原来奉行的与国际接轨变成了要主导国际规则的制订,希望与美国平起平坐,共同领导世界,在南海海域的强硬姿态更是让邻国深感不安。凡此种种“崛起”的强硬姿态,让世界极不舒服,因此,所有评论都忘记了江泽民曾有过“核心”称号,批评习成为核心是让中国回归强人政治。

世界格局的改变于中共有利

但不满归不满,国际社会必须面对国际格局正在改变这一现实。目前,全球化形势逆转,美国与欧盟国内的民众正通过陆续到来的大选,表达自己对执政精英的不满。欧美国家今后必须优先解决国内的种种问题,很难再像80-90年代那样全力推动专制独裁国家的民主化。就算是理想主义的奥巴马总统,其外交政策也有现实的一面。今年4月,奥巴马接受《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4月号)杂志记者杰弗里·戈德堡(Jeffrey Goldberg)的采访,指出“衰落的中国比崛起的中国更可怕”,理由是“如果中国失败,如果未来中国的发展无法满足其人口需求进而滋生民族主义,……我们自身也将面临更多的困难与挑战。”中东四强人相继垮台之后,该地区陷入乱局,美国欧洲的知识精英开始思考:在一些条件不具备的国家强行推动民主化,结果往往与愿望背离。

但是,真正的麻烦在于:希望中国崛起(至少能够控制住内乱),与希望中国领导人不是政治强人有点南辕北辙。胡锦涛是弱主政治、九龙治水,局面失控,下有每年10多万起社会反抗,统治集团有难以扼制的腐败,权力交接刀光剑影,如果局面不清理,还真是要衰落下去。胡锦涛从2005年开始,就不断采取措施防范颜色革命、清理外国NGO,其时处于强势的西方对此亦无奈其何。如今欧洲自顾不暇,美国也有自身的麻烦,习近平只要能够将中共党政军大权名至实归地掌握在手,国际社会对他的“强人政治”也只能隔岸遥观了。

中国民主化的进程,当然也会因为习近平的强人政治而延后。不管别人如何预测,从习近平的政治施为来看,他从未表露过对西方民主的半点兴趣。

美国之音

何清涟: 2016年: 民主与专制政治的隔空较量|美国之音

 

11.jpg人类政治史上,像2016年这样的年份实在不多见,美国是大选年,两党候选人公开角力,声势惊天动地;中国正为领导层换届,暗箱作业,静水深流。这些国家虽然都在各忙各的,但眼角都瞅着另一方,时不时批评一下对方:美英媒体竞猜中国习近平将破规矩寻求超过两届的连任、批评中国恶劣的人权状态之时,北京也非常惬意地看着美国大选那满天飞的丑闻,时不时地来上一篇“选举闹剧让美国政治失去吸引力”。

2016-10-27

2016美国大选:中国看到了什么?

社交媒体上关于美国大选有很多评价。BBC中国总编辑凯瑞(Carrie Gracie)采写的《丑陋的美国竞选是中国民主的糟糕示范》一文,引述了中国各阶层的看法。

该文引述的中国官方媒体评论有:“竞相秀底线的竞选将使人们重新思考民主的价值”,美国总统竞选已成为“一个前所未有的笑话”。

一名中国女学生向凯瑞陈述了自己对美国选举不感冒的原因:“我认为,这场竞选只会强化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冲突,它有一种分裂而非团结的效果。我不认为这种制度有用。” 央视节目主持人杨锐则表示,用投票箱来决定一切是错误的,“因为你必须假设每个选民都是理性和理智的”。在他看来,美国竞选活动是贬义的民粹主义的例子,它有把分歧和微不足道之事固化的危险:“人们似乎忘记了重要的议题。他们谈论性,更衣室对话,男人和糟糕的行为。辩论越来越讨厌,破坏了西方民主的力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方星海则趁机赞扬了一下中国的“协商式民主制”,认为“中国协商制度的力量在于党内本身闭门进行的激烈审议”。

凯瑞本人认为:“由于今年有毒的总统竞选,美国政治制度声誉受到了真正的损害。”

选票是公民政治权利的体现

必须承认,在那些向往民主的中国人心目中,美国一直是无可替代的“灯塔之国”。美国2016年大选的污泥战,确实伤透了这些人士(包括本人)的心。但是,如果要以这点来否定美国的民主制度,我认为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一管之见。

凯瑞采访的那些中国各阶层人士的看法,其实忽视了一个根本 的问题,即民主与专制的区别,在于人民是否有政治参与权利。民主国家的大选是权力更替过程,但与专制体制下权力更替时的黑箱操作相比,完全是本质不同的精英遴选过程。专制权力下的最高权力更替,几乎都是黑箱作业,除了政变之外,还有一种就是指定接班人,比如北韩金家王朝的父死子继、古巴卡斯特罗的兄终弟及,以及中国的最高权威指定接班人模式。

天朝权力更替,自毛及今已历毛、华、胡、赵、江、胡、习七位,每次选拔时,是高层领导个人或者最高权力小圈子密谋钦定,最后以人民的名义授权。比如此时此刻的中国十八届六中全会,外媒竞猜习近平将打破中共近20年来每任总书记只做两任十年的旧规,谋求第三任期。如此大事,中国人对此既不能与闻,也不能评说,当然也就没有美国大选那种互相晾晒竞争对手的丑闻的特点,“干净”得很。

美国的总统选举,本身就是个激烈的竞争过程。为了打击政治对手,一般情况下都是将对手的情况兜底翻。如果有什么不能见光的事情,当然是穷追猛打。即使只是风闻,也会被先拿出来扩散一番造成负面影响再说。是否干净,取决于参加竞选的人有多干净。今年的特殊性在于两党候选人以往的人生经历,都有若干见不得光的事,川普主要是私德不淑,希拉里则是公德欠佳。因此三场辩论当中,至少有两场半的时间花在相互猛揭丑闻上,只有极少时间花在讨论事关国家未来发展方向的政策、经济、非法移民、国家安全、就业等上面。这种辩论让人看了三观尽毁,很不是滋味。美国人自己也知道,不断有人发文章表示“选举乱象折射美国衰落悲剧”,还有人对选举结果作了预判:“不管这两位谁赢,但美国彻底输了”。

对中国的权势者而言,在美国大选与本国的黑箱操作这两种权力更替模式中,当然是宁选后者而不要前者。因此中国媒体那些说法,比如“竞相秀底线的竞选将使人们重新思考民主的价值”,倒也算表达了中国执政者情真意切的肺腑之言。但对无权无势的中国民众而言,如果真以为名为“协商民主”,实为一党专制的现行体制优于美国民主,那只能是说他们对民主还缺乏真正的了解。

民主制下,人民得对自己的选择负责

但美国大选倒也带出了一个真正的问题:民主制下,人民得对自己的选择后果负责,今天的现状,是选民选出的领导者带领人民走到今天的结果。

民主制在通常形式下,只能是通过各种形式的选举,选出国家元首比如总统(美国、法国),或者是政党(比如德国),再选出国会议员,以达成权力制衡的精英统治,实际上是种代理人委托制。但在委托期限内,政府有权做出各种安排,民众就算是不满,也得等任期满了再做选择。因此,人民有权在几年一次的大选中,比较总统候选人的能力、品格(私德、公德),再决定是否购买其中一位(即将自己的票投给这位候选人),换言之,购买过程中,选民本身在意什么,就会中意那位候选人提出的政治主张与经济政策,比如有工作的人会注重税收增减,穷人会注重福利政策的许诺。也许有人会说,这些政策的长期后果是专家们研究的问题,选民没办法考虑这些,因此没法负责。这话只对了一半,大多选民也许对国家大势缺乏研判能力,但是,却必须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

委内瑞拉人民多年前选择了颇有革命英雄主义兼浪漫情怀的查韦斯,查韦斯也兑现了他的诺言:用国家最大的资源——石油收入满足了人民的要求,建成了远超美国、可与欧洲国家比肩的福利制度,管制物价,深受本国人民拥戴。他的后继者尼古拉斯·马杜罗自称是“查韦斯之子”,在社会政策上亦步亦趋追随查韦斯,但他却没有查韦斯的运气,上任两年之后就赶上国际能源格局大调整,石油价格严重下滑,用于生产福利资金的金鹅不再下蛋,从此委内瑞拉进入饥饿与物质匮乏时代,电力紧缺、街头骚乱、政局动荡、通货膨胀,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人民痛恨马杜罗,认为是他搞垮了经济,逼他下台,却甚少去想本国依靠石油的单一经济要支持他们喜欢的福利体制有多脆弱。

目前,全世界唯一由选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大概是小国寡民的瑞士。这里的政府只是个执行机构,大事小事都通过公投,凡有提案,比如全面实行绿色经济、增加法定退休金,以及是否同意国家为了反恐而加强监听等等,全交由公民投票表决。而瑞士公民总是能够从大局出发做出明智的决定,比如反对实行全面绿色经济(认为会加重能源费用负担),也反对增加福利(因为会增加税收),同意国家监听(隐私与反恐相比,反恐更重要)。

上述事例证明:民主政治比专制优越之处,在于人民有权参与政治,可以用选票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但民主政治的守护与维系,也有赖于人民对政府的要求与监督。有远见不宥于私利的瑞士国民能够很好地守护本国的民主制度,而委内瑞拉人民喜欢免费午餐,让国家缺乏发展资金,人民整体缺乏竞争动力,最终自食其果。

美国今年的大选,不少选民其实明白关系到美国未来四年甚至八年的方向问题。但因选情太特殊,真正的议题被掩盖在无穷无尽的丑闻之下,以至于不少选民纠结于对两位候选人的个人好恶感觉之中,甚少考虑所谓方向问题。10月26日,《纽约时报》在《今年的大选让美国人好心焦》 一文中,指出,一些精神健康治疗师反映,他们的病人中有3/4提到自己有明显的与竞选相关的焦虑。美国心理学会一项研究也发现,这场竞选令一半以上美国人感到有压力或非常有压力。

我觉得这种焦虑来自于选民对后果的担忧:如果这次的选择错了,美国迟早会受到报复。

美国之音

何清涟:《永远在路上》究竟传达了什么?|美国之音

 

1.jpg自中纪委专题片《永远在路上》开播始,我就非常认真地逐集观看,目的是想了解中国最高权力层怎样定位中国政治腐败的性质,以及解决的方向与手段。

2016-10-24

看完五集之后,观感是:

一、明显回避了“制度性腐败”这一本质问题,将腐败产生的根源置换成官员对自身要求不严、放松思想改造

我在1998年出版的《现代化陷阱》中就指出,中国的腐败是制度性腐败,源于中国政府垄断了一切资源,从土地、森林、江河湖海、矿产等自然资源,直到寺庙、文物、旅游景点等文化资源,再到行业准入门槛、各种资源开发权审批等软性资源,全由政府掌管。因此,政府官员成了“造就国王的人”,一家两制,通过妻子儿女亲属等代理人与商人结合,将手中权力变现为金钱,达成利益交换。片中先后出现的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白恩培、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基本是这个模式,没有出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等人其实也是这种模式。

但这真不是“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问题,而是源自制度的权力安排,既然官员掌握着各种资源分配大权,又实行党内监督(同体监督),这种问题无可避免。至于说到党的教育,贪腐官员们的“廉政语录”,中国人已经听得耳朵都起几层老茧。不说也罢。

但中共不能承认同体监督无效,更不能承认三权分立体制下的异体监督有效。承认这两点,就等于承认三权分立优于一党专政。在中共眼中,这是不能退让的底线。

二、腐败官员的腐败金额、程度范围都严重缩水

过去经常见诸于报道的亿元级腐败官员在片中基本没出现,露脸者被认定的腐败数额大都限定在二、三千万元左右。拥有几十套、上百套豪宅的腐败官员都未被该片收录。曾主管过北京寸土寸金的金融街项目、后来升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吕锡文用内部价格购得五套房,价格与市价相差2000多万。此案用来重点解析,意在告诉世人,这就是中国的腐败大案、要案。

最搞笑的腐败是“舌尖上的腐败”。吃吃喝喝在江泽民时代就已经不算腐败,这是我在国内时就知道的“官场共识”。但在这部片子中却出现了几个不惜以身试法的吃货官员,而且都发生在习近平立意反腐的十八大之后。其中吉林省副省长谷春玉,2015年违规吃请40多次;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喜欢到高档场所消费;天津医药集团总经理张建津嗜喝茅台嗜食海鲜,为此专门在公司内部设餐厅,其中的细节实在令人感叹:如此创造力花在政务与业务上,何愁中国不治?

中国官员的腐败普遍涉及酒色财。这三者当中,酒(吃喝)真是最轻微的细枝末节,几乎所有落马官员都有淫乱丑闻,但本片将这部分重要内容“遗忘”得干干净净。比如没有提及万庆良的别墅、情妇与私生子、以及那1亿多赃款,吃仿佛成了万庆良最重的腐败行为,估计这是为党的形象考虑。如果将媒体上报道过的那些无奇不有的官员情妇故事(破百之数都有好几位)及官员如何用MBA知识管理一众情妇,并将无数的房爷、房叔、房婶们的豪宅都拿出来展览,中国老百姓看了肯定会气得胸痛。要知道,85%以上的中国人积全家毕生之力买一套房都有困难,当官的从科级到国级,几乎都是一家数套,如实拍成录相,中共实在不好意思再挂上“人民政府”的牌子了。

三、官员基本栽倒在“交友不慎”这道坎

官商交友,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主旋律。商人个个想学胡雪岩,要上交权贵、下结江湖,官员的配偶与子女成了商人与官员的最好链接点。官员的配偶与子女虽然可以使用爹妈的权力,但不会经商,必须得有白手套。白恩培的妻子张慧清成了代理人,在丈夫的辖地,“没有张姐办不了的事情”;周本顺也知道时常为儿子挣钱得去站台,让外界知道该商人上面有人,就容易办事,不敢欺负;李春城也是如此,放纵妻子权钱交易;苏荣家是妻子、儿子、女儿全家一齐实现致富大跃进。

这些官员总结原因时,千篇一律地说,这都是他们对结交商人的危险性认识不足。北京市副市长吕锡文夫妻周围的朋友圈包括网球圈、养生圈、品酒圈。据吕锡文称,原来认为都是朋友,“但其实很多人在观察你,希望你有爱好、希望你有所求,他来迎合你拉近关系”,最后当然就是受了“朋友”之害。

其实,官员的权力如果与资源配置无关,商人懒得奉承你。官员们对官商“友谊”的本质自始至终认识得清清楚楚,进了监狱后才装出一脸无辜相,后悔自己误交损友。

四、制度很先进,抵御外部诱惑的重点在于“正己”

片中一再强调“我们的制度”很好,从延安时期就开始反腐了。官员主要是出于对家人的爱,加之受到外部影响,尤其是商人的不良诱惑。怎么办?法宝就是“正己”,即加强官员的思想修养。谈到修身养性,中国传统文化不缺箴言,于是从《周书·毕命》开始,一直谈到唐太宗治吏,教导官员要与企业家保持“亲清”,即人要亲近,关系要清白。

恐怕从制片人到导演,以及参与片子讲道的人(包括纪检办案人员在内),内心 深处不会觉得这些“正己”箴言对官员有效。但他们可能没想到这一原因,中国从周朝以来的贵族教育,以及儒家思想中统治者对国家负责的精英教育,都是围绕一条,即权力世袭的家天下来建立的。权力对权力的来源负责,既然是家天下,皇帝从小受的教育就是如何做皇帝,爱民、亲民、抚民以求长治久安是教育内容之一。每个皇帝都从老师那里知道:天子拥有四海,不用蓄积私财。而中国现在是最高领导权力之大有如皇权,但总书记既未受过如何做皇帝的精英教育,也不拥有将江山传递给子女世袭的权力,因此几代常委的家属子弟都拼命利用权力捞钱,个个都是法王路易十五那个劲头,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

这部片子当然也没提震惊世界的《中国离岸金融解密》、《巴拿马文件》,以及近年美媒披露的最高层家族腐败问题。裸官问题严重,但在已看过的五集里没有触及,希望在后面几集里看到相关内容。

这部片子想传导的要点是什么?

1、十八大以前的腐败基本翻过去了,十八大以后不收手的要追查。

十八大以后受到处置的官员,不少是为“吃”而翻船的。比如给单位职工发月饼两盒(315元)的海南卫生局负责人、儿子结婚强邀同事参加婚礼得两万多礼金的局级巡视员、让企业安排去巴西看足球赛的政府官员,……这算是既安抚又警告:对十八大以前贪污腐败的高层以示安抚,只要不捣乱,不抓你了。对官场全体则是警告:以前不在意的腐败,现在都得管住,逮住了不客气。

2、反腐有成效,过去的共产党又回来了。

片子表达了这种意思:凡有权力的地方莫不腐败。但并非只有三权分立的制度才能有效治理腐败。片子也大略介绍了一下西方反腐的一些理论,但是最后让中外专家们表达的却是中国反腐卓有成效。实质上想强调的就是一条:杀猪宰鸭,各有一法,治理腐败,中国也自有高招,同体监督不比你西方那异体监督差。

片子罗列了茅台酒经营转向平民路线、豪华酒楼的衰落等,展示了反腐的成效,并让群众演员表达了对反腐工作的礼赞,真正超亮的亮点就是这句“过去的共产党又回来了”。但说话者似乎只有60余岁,成长于文革期间,“过去的共产党”是什么样,恐怕没亲身经历。下次挑一个80岁左右的老土改根子或者老国企工人,从他们嘴里蹦出这句台词,也许效果更好。

3、中纪委的职能转变。

早在前年,中纪委就宣布过将转变职能,并带动工作方式的转变。片中展示了中纪委现在的工作重点:经常性的提醒、约谈乃至轻处分为主要工作。片子介绍了被反应有问题的官员,在查究时,根据情节严重与否,移送司法处理的是极少数,大多数是党纪政纪处分;对情节轻微的,以劝诫为主,并以比例展示了惩罚的金字塔结构,意即官员大多数是好的与比较好的,只有极少数是坏的,需要受到司法惩治。

如果说展示这条有什么微言大义,就是王歧山书记借此委婉表示:他的机构不再具有前几年那种煊赫权力,回归平常。

片子没提到中国反腐运动的一项重要成就,即外媒经常报道的核心内容:总书记习近平通过反腐扫除了他所有的政治对手,消除了一些政治隐患。当然,从维持统治大计来说,对高层同僚,习近平只能依据是否有碍于“政治稳定”这条标准来办理:以十八大为线,按照圣人教导“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的原则来处理了。至于腐败的产生,读书颇丰的中纪委书记王歧山也知道只能边走边看,片名《永远在路上》的玄机就在这里。

美国之音

何清涟: 中国”大撒币”时代行将终结|美国之音

19.jpg到今年9月底为止,中国的海外投资总额已超过1.13万亿美元。但中国资本雄心勃勃的海外扩张计划,却被一项研究浇了一盆冷水。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就是中国在“大撒币时代”得考虑调整策略,否则其中援助贷款部分的投资将无法回收。

2016-10-20

一、中国援贷成了发展中国家的免费午餐

这个新报告叫做《加速增长与融资风险——中国在全球能源领域发展融资的收益与风险》(Fueling Growth and Financing Risk:The benefits and risks of China’s development finance in the global energy sector )由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教授、全球经济治理倡议(GEGI)联席总监凯文·加拉格尔(Kevin Gallagher)、GEGI的罗赫尼·卡迈勒(Rohini Kamal)博士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永中博士共同完成。

该研究指出,目前中国国家开发银行(CDB)和中国进出口银行(Export-Import Bank of China)发放的国际发展融资额位列全球前两位,其提供的资金总量约等于排名3到8位的多边贷款机构的总和,且正在面临严峻的政治、社会和环境风险。该研究做了一项比较,2007年至2014年期间,这两家中国政策性银行为海外能源项目提供融资1180亿美元,与之相比,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及非洲开发银行四家共计发放能源贷款1190亿美元。

报告称,当前,这两家中国政策性银行正在为超过45座海外电厂提供融资,贷款支持资金达280亿美元。此外,国际气候政策中心(CPI)的研究人员表示,中国还计划为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国、俄罗斯及越南等国提供350亿至720亿美元贷款,用于新燃煤电厂的建设。该报告引述经合组织(OECD)的一项国家风险评级资料:获得世行能源项目融资最多的20个国家的平均得分为5.25(1代表低风险,10为高风险),大大低于中国提供贷款、未获得世行贷款的13个国家平均6.4的得分。

按照经合组织的衡量标准,中国在2013年到2015年期间发放的发展融资的前10个接收国中,有6个被认为是属于违约风险最大的国家。相比之下,世界银行在2011年到2015年期间的发展贷款的前10个接收国中,只有两个国家处于同一风险类别。

这篇报告的结论是:境外放贷激增已使中国政策性银行面临多个国家的违约风险。

二、国际经济形势及投资环境均发生变化

其实,国内前一段也有过相关报道,谈到十一五期间,中国企业海外矿业的失败率可能超过95%。没有上述研究的提醒,中国可能也得重新构建中国与发展中经济体的合作方式,结束“大撒币”的援贷与投资不分的方式。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和美国华盛顿大学与德克萨斯大学篮球队队员在杭州合影(2015年11月10日)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和美国华盛顿大学与德克萨斯大学篮球队队员在杭州合影(2015年11月10日)

根据牛津经济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的分析,在上世纪80年代的大宗商品价格暴跌后,有17个新兴市场国家发生了28次主权信用违约。而这一次,该机构认为只有委内瑞拉违约的可能性大于10%。此外,牛津经济研究院的分析称,这26个国家中,有三分之一需要彻底改革财政结构,以减少对大宗商品的依赖,使公共财政重新达到平衡。这些国家是委内瑞拉、伊拉克、蒙古、安哥拉、赞比亚、尼日利亚、加蓬、阿尔及利亚和阿塞拜疆。

上述每个国家的能源和矿产都占到商品出口的四分之三左右,中国与之都有援助贷款与投资关系。以石油为例,目前油价每桶在50美元左右,削弱了借款国以石油作为抵押物的偿付贷款的能力,部分以石油作为抵押物的贷款已转变为不良贷款,中国为此与乍得、加纳、安哥拉等国家重新协商债务条款。

委内瑞拉经济崩溃,该国原油出口收入占其出口收入的96%,油价每下跌1美元,该国政府收入就减少7亿美元。自2007年以来,委内瑞拉在炼油厂、金矿及铁路等项目上共获得中国约650亿美元的贷款。但今年5月,委内瑞拉拖延支付约200亿至240亿美元未偿债务的本金,只支付利息。中国国内开始质疑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的海外放贷及其风险评估,认为在向委内瑞拉放贷时没考虑该国的信用历史。有评论指出,中国领导人10年前与查韦斯发展密切外交关系时,委内瑞拉已经在过去30年曾经对海外债权人违约,并四次进行债务重组。目前,委内瑞拉的通胀率已高达800%左右,一些依靠中国资金建设的项目已被破坏或放弃,包括一条半途而废的高铁。长期美元短缺使加拉加斯无法付款给保障其石油供应流畅的部分承包商。由于中国的贷款以这些产量不断减少的石油为担保,北京方面对此深感不安。

三、中国外汇储备已囊中羞涩

中国外汇储备数量高居世界第一。目前虽然已从2014年6月30日的最高峰值 3.99万亿美元下降至今年9月的3.17万亿,但仍然高居世界第一。只是如今这“世界第一”却有说不出来的苦衷:由于国内政治经济形势不稳,资本外流不仅成为常态,而且愈演愈烈。无论管理层如何管控,都无法扼制中国资本的加速外流。过去1年里,受到资本外流、海外投资以及汇率维稳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的外汇储备急剧减少。而且剩余的这3万多亿中,有1万亿左右的美债,其余的也各有用途,不是外面想象的那样,放在银行金库中。

中金公司的研究人员今年5月发布了《中国到底需要多少外汇储备?》的研究,详细测算了一下,大概需要3个月进口覆盖0.42万亿美元,即在遭受冲击情况下进口可维持的时间;100%短期债务覆盖(0.92万亿美元),该指标衡量一国在危机时的外债偿还能力,这一指标超过其短期外债的361%。但弱项在于20%的M2覆盖(4.29万亿美元),中国外汇存储的指标是指在资本外逃情景下应对境内存款外流所需外储,中国外储仅为其M2存量的14.4%。综合来看,中金公司认为,所有指标都不错,但对M2覆盖不足可能是一个薄弱点。相应地,当市场对人民币的信心动摇时,压力可能主要来自资本账户下的外汇流出。

其实,为保持这3万多亿外汇储备,中国政府花了不少力气。比如想方设法增加个人每年兑换5万美元额度的障碍,不让外资自由撤离。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2016年9月,日本经团联率日本经济界访华团到中国,要求设立接访窗口,统一处理海外企业撤出中国市场时的手续。日资撤出手续繁多,就是中国加强外汇管制的结果。前一向,德银出售华夏银行39亿美元的股份,当局要求该行分批汇出,而不是一次性汇出。

综上所述,中国政府向发展中国家“大撒币”这段“辉煌历史”行将结束。这并非中国政府自觉选择的路向,而是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变化使然。

美国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