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神”之战, 中国人的头脑里装着什么?|端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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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全球最大的无神论政党,管治著一个举世罕有其匹的信仰市场,长期供不应求之下,问题是没有神,还是神太多?

题图: 百姓为毛泽东、白求恩及刘胡兰等起的灵位。 「文革」时期,虽然信仰活动被取缔,但人们的宗教需求从未消失,他们只是以一种类似宗教信仰的狂热情绪替代了儒道佛──「毛崇拜」由此勃兴。摄:Billy H.C. Kwok/端传媒

 

想了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尤其是在精神层面最深远、最具终极意义的宗教信仰问题,这是一件艰难的事情,因为大概人们也稀里糊涂。世界范围内,曾有若干调查机构就“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展开调查,却得出一个悖论──

一方面,中国无“神”。2000年,世界价值观问卷World Value Survey调查显示,只有13.7%的中国人承认有宗教信仰,远远低于77.7%的世界平均值;2015年,据美国盖洛普公司的民调结果,只有7%的中国人信仰宗教,是全球宗教信仰比例最低的国度。

另一种论调正好相反。2007年由中国零点调查咨询公司发布的《中国人精神生活调查》指出:85%的中国人有宗教信仰,或者从事着类似宗教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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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美国普度大学宗教社会学系教授杨凤岗在山西做田野调查,随行有一位当地的市政府领导。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对各级领导干部的要求,这位干部需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做一名唯物主义的无神论者。当来到一处庙宇时,这位领导忽然走到佛像前,长跪叩首,掏出几张百元大钞投进功德箱。

这位市领导说起,他去过五台山许愿,那时工作不顺心,专程去五台山五爷庙求佛菩萨保佑,回来后不久就得到了提拔重用。菩萨显灵了,但是由于工作一直很忙,还没抽出时间去五台山还愿,今天是从那时起第一次见到大佛,所以他得立即还愿。

以无神之名行有神之实,却并不承认,或不自知,这是当今诸多中国人的写照。“很多人选择无宗教信仰只是因为他们对‘宗教’的理解存在偏差,或者说我们的测量工具仍有待改进,”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卢云峰在《当代中国宗教状况报告》里写道。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无神论国家。但事实上,在固有的文化传统被腰斩又懵懵复苏后,在官方努力植入意识形态又抵挡不过它的逐渐坍塌后,中国人面临的新问题并非无神,而是──“神”太多了。

在全球最大的无神论国家,有多少各教信众?
在全球最大的无神论国家,有多少各教信众?图:端传媒设计部

被腰斩的“牛鬼蛇神”

关于宗教的解释,当今学界最流行的是“宗教市场”的观点。这种理论假设,人的宗教需求恒定存在,变化的是不同时代的供给。

20世纪以来,中国人的宗教需求被长期压抑,直至“文革”被彻底腰斩。

自五四运动起,在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呼唤中,陈独秀提出,“以科学代宗教”。当时要求进步的呼声昂扬,从“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一路发展到组织化的“非基督学生同盟”、“非宗教大同盟”,为日后更激进的宗教改造埋下了种子。

“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用中华文化浸润我国各宗教,支持宗教界对宗教思想、教规教义进行符合时代进步要求的阐释,坚决防范西方意识形态渗透,自觉抵御宗教极端主义思潮影响”。

1949年后,以无神论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包括儒释道在内的一切传统宗教进行批判。“牛鬼蛇神”──无论是建立在民间信仰上的儒道佛三座大山、还是舶来的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几乎被扫荡一空。和尚被迫还俗;介乎神与人之间的圣贤孔子沦为“孔老二”;各地的教堂、清真寺、修道院被关闭或者砸毁,外国传教士被遣送回国……

法国汉学家高万桑(Vincent Goossaert)及宗树人(David A. Palmer)曾评论说,这是“中国甚或世界历史上,摧毁所有形式宗教生活最彻底的行动”。

然而这真的意味着中国人放弃了“宗教”吗?许多研究宗教社会学的学者认为,“文革”时期,虽然信仰活动被取缔,但人们的宗教需求从未消失,他们只是以一种类似宗教信仰的狂热情绪替代了儒道佛──“毛崇拜”由此勃兴。

毛泽东被神化为“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面对毛主席像,人们唱红歌、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毛主席的语录红宝书全国风行,基本全国人手一册,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毛主席转赠一个巴基斯坦外宾送来的芒果,人们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把这个芒果团团围住,看了又看,闻了又闻。

这场迷狂在1970年代末走向终结。开始反思“文革”的人们,又一步步把毛泽东请下“神坛”。

1982年3月31日,中共中央印发19号文件宣布,重申“尊重和保护宗教自由”,几乎一夜之间,信仰荒芜的中国大陆,正迎来一个举世罕有其匹的灵性市场。

 中國的伊斯蘭教曾被掃蕩一空,各地的教堂、清真寺、修道院被關閉或者砸毀。
中國的伊斯蘭教曾被掃蕩一空,各地的教堂、清真寺、修道院被關閉或者砸毀。摄:Billy H.C. Kwok/端传媒

“鸡鸭鱼肉,四碗八碟,这就是中国精神”

美国记者欧逸文曾在《野心时代》里记录在北京国子监一带观察到的“宗教杂交”场景:“每年春天,学校要考试之前,我会看到中国父母鱼贯走进喇嘛庙大门,祈求孩子成绩考好;接下来他们走去对面的孔庙去拜拜;有人下午最后落脚于天主教堂,以防万一。”

“佛教徒天天念《三字经》、学《论语》,基督徒也去清真寺,现在问题来了,中国没有宗教伦理,中国人的精神底蕴是什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院长魏德东对端传媒记者表示。

作为一名宗教研究学者,魏德东开始自我“解剖”:田野调查时,他本人也会入乡随俗,到佛寺磕头,到教堂祷告,到清真寺洗手。在接受端传媒采访时,他说起自己前几天出国丢了钱包,昨晚从土耳其航空公司刚领回来,他把这种幸运理解为“一种纯真奉献的灵性回报”──也许是自己去任何一个宗教场所都捐钱的福报。

“中国人有一种开放的含摄一切的灵性信仰,如果把宗教看作中国人的精神食粮,那它和物质食粮的结构一模一样。中国人吃饭,鸡鸭鱼肉,四碟八碗,你无法讲述这顿饭吃的什么,这就是中国精神,”魏德东说,“美国新教(基督教),希腊东正教,都是一教独大。中国人脑子里一大堆,用‘宗教’来理解中国不行,得用灵性。”

1982年宗教政策开闸后,中国信仰市场之复苏有如燎原,其间,既有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干的佛学、国学复兴,亦有被草根阶层酣畅吮吸的民间信仰水涨船高,甚至上千年来屡屡在天朝碰壁的“外来户”如基督新教、天主教等,也意外地获得了几何级数的增长,更不用说林林总总你方唱罢我登台的新型宗教或疑似“邪教”,如香功、鹤翔功、法轮功、巴哈伊教、全能神等。

“由于宗教政策和制度的限制,中国的信仰市场一直是个短缺经济,即需求很大,供给不足,寺观教堂场所太少。这既造成了寺庙和教堂的极度拥挤现象,而且导致假冒伪劣的宗教产品泛滥。”

在魏德东的一项调查里,毛泽东──这位世界上最大的无神论国家的缔造者──也成了“神”:司机们在车内悬挂毛主席像,以保佑平安;河南新蔡县农家土墙上显现出毛主席头像的轮廓,参观、朝拜的人络绎不绝;民间还认为毛主席已经成为鬼仙,不时有人以“毛主席灵魂附体”的形式出现,为大众“排忧解难”。

 毛泽东──这位世界上最大的无神论国家的缔造者──也成了「神」:司机们在车内悬挂毛主席像,以保佑平安。
毛泽东──这位世界上最大的无神论国家的缔造者──也成了「神」:司机们在车内悬挂毛主席像,以保佑平安。摄:Billy H.C. Kwok/端传媒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2010年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最近30年来在中国大陆恢复最为迅速的宗教是佛教,信仰者人数也是全体人口中所占比例最高的,大约为18%,认同信仰佛教的人数大约有2亿左右。

不过,一位佛学博士认为,今天在佛教在中国,比起一门宗教,更像是政府部门手中招商引资的“唐僧肉”,而僧侣团队的腐化,也表明习惯于隐居山林的佛教、道教很难免于商业社会消费主义的诱惑。“有时建一个寺庙塞了几个亿,还有有钱人数不尽的香火钱,但真正有修为的住持、出家人太少了,佛教自身的组织性也特别差,现在国内的局面非常混乱。”

与此同时,社会高参与度的基督宗教则展现了很强的生命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基督教副研究员刘国鹏向端传媒记者表示,在中国,基督教发展得最快的地方,都是社会问题和道德危机最严重的地方,如河南、苏北农村,以及传统企业改制、工人大批量下岗的东北三省,“当政府不作为时,基督宗教会自觉介入这个社会真空,无论是内心的安慰、经济上的互助,基督宗教都代替了政府和社会团体的一部分职能。”

中国基督教徒的信仰人数历来争议极大,人言人殊。

《时代》周刊驻北京记者部前主任、基督徒艾克曼在《耶稣在北京:基督教如何改变中国及全球力量平衡》一书中写道,过去30年中国的基督徒已经由几百万发展到近7000万,照此趋势,中国1/3的人口有可能在今后30年内成为基督徒,届时中国也将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基督国家。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发布的数据是,基督教至少拥有2305万信徒,上限难以估计。

伊斯兰教是以民族身份为识别特征,据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在中国大陆,伊斯兰教人口约为3000万。

“过去30多年,经济发展释放出的能量非常巨大。这一方面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但同时破坏了固有的社会伦理道德秩序,也由此唤醒了人们内心深处的灵性需求。然而,由于宗教政策和制度的限制,中国的信仰市场一直是个短缺经济,即需求很大,供给不足,寺观教堂场所太少。这既造成了寺庙和教堂的极度拥挤现象,而且导致假冒伪劣的宗教产品泛滥。人们的宗教需求与物质需求一样,需要得到满足,长期的供不应求,必然引发很多问题,直至造成社会的不稳定,”杨凤岗评论道。

 孔庙导赏团的最后一环里,导游会带领参观的百姓到孔庙拜拜,以求孩子成绩考好。
孔庙导赏团的最后一环里,导游会带领参观的百姓到孔庙拜拜,以求孩子成绩考好。摄:Billy H.C. Kwok/端传媒

诸神之战?

无论庙堂还是江湖都承认,表面上已经成为世界强国的中国,正面临着意识形态中空之后的道德危机。执政党试图重塑马列共产主义,三大宗教信仰各显神通,亦有知识分子回归典籍,主张复兴儒学以保卫中国。

2016年1月,两名山东政协委员为了呼吁在曲阜──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的故乡──停建基督教堂,写了公开信。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蒋庆对媒体表示:“我实在不能接受在曲阜孔庙的大成殿前祭祀孔子或缅怀先圣时,举头即见高高在上的哥特式教堂的尖顶……如果这个教堂在曲阜建成,我这一辈子就不去曲阜了。”这样的争吵已经不是第一次。

温州是一个各种宗教都蓬勃发展的城市。曾经有法师因为重建佛寺,去街上买建材,几个基督教老板拒绝销售,对这位光头身披袈裟的法师说:你们是魔鬼,不卖给你!

在一个旨在阅读中西方经典书籍的读书会微信群里,有佛教徒因为群友转发一则“清华女生参加龙泉寺蒙眼禅修坠亡”的新闻而抗议,理由是:诋毁佛教。

北京国子监外有喇嘛庙,也有放着各式佛像的店铺。
北京国子监外有喇嘛庙,也有放着各式佛像的店铺。摄:Billy H.C. Kwok/端传媒

 

新疆“七五”事件后,伊斯兰教的强化十分明显,已世俗化多年的河北某回族自治乡的妇女开始纷纷戴回黑色面纱,清真食品被假冒,更时不时在街头引起群体性事件。

“意识形态被弱化以后,人们的价值世界形成了一个多元竞争态势,彼此之间在争夺社会和伦理的话语空间,”刘国鹏表示。

拥近8800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以竞争者,又是管理者的姿态介入了这场诸神之战。2014年3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参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时,全面论述了“佛教中国化”的意义;同期,2014年到2015年间,浙江一系列基督教堂发生“十字架被拆”事件;2016年5月,“全国统战工作会议”首次升级为“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习近平提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这些举动,引发了中国宗教观察者对于共产党希望发扬儒道佛,打压基督宗教等外来宗教的猜想。

在国家宗教局宗教研究中心期刊《宗教与世界》2015年第5期中,一篇题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宗教》的文章里,作者、国家宗教事务局研究中心副主任加润国引用了一段官方通稿中没有公布的、习近平在2015年中央统战工作上发表的讲话:“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用中华文化浸润我国各宗教,支持宗教界对宗教思想、教规教义进行符合时代进步要求的阐释,坚决防范西方意识形态渗透,自觉抵御宗教极端主义思潮影响”。

这片荒芜又多神的精神世界里,一切都愈加扑朔迷离。

端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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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雄: 神界轮回|自由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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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让底层藏人都变成无神论者,跟着中共搞唯物主义的阶级斗争,对于全民信教的民族是不可能的。控制底层藏人,只能通过以新神取代旧神“神界轮回”。

2016-8-23

当年西藏普通百姓多为文盲,多数只会背诵一些“六字箴言”那种简单经文,对深奥浩瀚的西藏宗教典籍,不要说弄懂含义,连不知所以然地诵读都没有可能,因此其对宗教的虔诚更多是一种凝聚于集体潜意识中的宗教感,主要是通过形式与仪轨获得满足,对内容本身则不一定拘于一格。因此文革时期的底层藏人即使是在“无神论”的口号下跟着共产党摧毁传统宗教,也不过是投身于“无神论”的新宗教,把原本的宗教之神换成了伟大领袖毛主席。

今天人们谴责中共统治西藏的残暴和给藏人带来的苦难。然而残暴在西藏的宗教意识中并非简单地视之为恶。中共曾成功地用阶级斗争分化了西藏民族。传统西藏存在的压迫是对下层阶级。中共的“民改”与“文革”颠倒了这种关系,把上层的财富分给底层,给农奴“翻身解放”。作为新主人的中共一方面降临残酷惩罚于敌人,另一方面又对底层施恩惠──废除乌拉、不收税,空投救灾、巡回医疗、送穷人的孩子上大学……区分的规则则是只根据阶级,如此明确,一目了然。这种将人的命运决定于先天的逻辑,简直跟西藏传统宗教对生命的解释一样,区别只在于角色调了个个儿──这回让穷人把富人踩在了脚下。

中共统治和传统西藏政教合一统治的相像,藏人自古熟悉的宗教意向与仪式,很多情况下几乎可以照搬,也有助于中共实现“神界轮回”。文革中那位光芒万丈的毛姓大神从庙一样的城楼上挥动红五星帽子发布“最高指示”——简直有太多藏人熟悉且易引起他们感应和激动的宗教意味。崇拜毛泽东的仪式,家家挂毛像,每天对画像鞠躬,手捧“小宝书”背诵,与过去家家供奉佛像、对其叩拜、祈祷念经几乎没有区别。文革虽然废除了设在山口与路边的宗教玛尼堆,但在原地代之以石块水泥砌成“毛主席语录牌”,藏人百姓路过时仍然自觉地绕其转圈,与当年绕玛尼堆一样。传统中收割之日的“望果节”,藏人要在田里举着佛像念经唱歌,文革期间则变成举着毛像念毛语录唱“东方红”……

不过,与其说是底层藏人自己选择了以西藏上层社会为对手进行阶级斗争,不如说是他们在两神之间的斗争中别无选择地归顺了胜利一方。那场神界斗争是高居于他们之上的,他们只能仰望天上的雷鸣闪电和乌云翻腾。当云开雾散,阳光照射的胜者是新神,于是旧神时代结束,新神时代从此开始!新神那么强大有力,旧世界不堪一击。在这种对比中,慑服于新神,投靠新神,按照新神的意志抛弃和打倒旧神,对那个年代的西藏底层百姓也就成了无选择的选择。

不要说底层百姓,即使是十世班禅喇嘛,在距文革到来还有四年的1962年,就已经想到了佛教的末日,在他的《七万言书》中有这样一段:“宇宙间所包罗的一切都是瞬息万变,趋于消亡的;不变化不消亡而能存在者连一件也没有。因此佛教的存在也有时限,这是我们慈悲之主释迦牟尼已经明确讲过的。 ”他那时所能做的,仅仅是请求中共不要把佛教灭亡的日子以人为之力加以提前罢了。

自由亚洲

古德明: 无神无天,“专信邪道” |苹果日报


四月二十二日,习近平出席中共全国宗教工作会议,致词说:“共产党员,绝对不能信仰宗教,要坚定做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者,严守党章。”不过,习近平父亲的陵墓,却必须有“代出显宦”的风水格局;习近平连到英国白金汉宫下榻两天,房间家具都要按风水布置。神不可以信,风水却非信不可。

2016-7-19

隋朝炀帝有点像习近平,不信神而信方士。他听方士胡诌,以为右骁卫大将军李浑有“应为天子”之命,就诛杀李浑一家;怕胡人入侵,就把“胡床”、“胡瓜”改称为“交床”、“黄瓜”。隋炀帝终为唐太宗所笑:“专信邪道,卒何所益?”(《贞观政要》卷六、《隋书》卷三十七)。

我国儒家政治观念,和共产党截然不同,以敬畏上帝为本。《诗经》有《板》、《荡》二诗,说君主为“荡荡(法力广大)上帝”所立,必须“敬天之怒”,勤政爱民,否则天下板荡,“大命以倾(君主就失去天命)”。主政者敬天畏天,自然不敢胡作非为。比如说,汉昭帝见“百姓未赡(富足)”,为了“顺天心,悦民意”,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于是天下升平,国力鼎盛,史家称赞说:“大矣哉!”(《汉书》卷七、卷六十)。

又如元朝仁宗年间,脱脱任江浙行省左丞相,见杭州便河堙废,交通困难,以致物价昂贵,即下令疏凿。当时朝廷迷信风水,有旨禁兴土木,脱脱却说:“敬天莫先勤民,民蒙其利,则灾沴自弭(灾祸自消),土功何尤(治水土工程有什么过错)?”不一月而便河凿通。脱脱行儒家之道,“中外翕然(一致)称为贤相”(《元史》卷一三八)。

儒家敬天,英美等西方国家更笃信上帝,即所谓In God we trust。这都是习近平必须抵制的,否则全党上下,为政就不能杀人放火,肆意横行。比如说,江苏盐城六月二十三日龙卷风成灾,百姓伤亡惨重。事前,有市民用手机广发短信,呼吁提防风暴,却被当局以“散布谣言”罪名,拘捕覊留;事后,当局在微博网上,以“救灾”为词,募集捐款,收到的却是万计市民留言,或说:“一出事,就向百姓要钱。以前的地震捐款那里去了?”或说:“去年,仅仅一个七月,当局就捐献给外国一千二百三十亿元。现在,国内有难,怎么却要百姓捐款?”箝制民口,草菅民命,聚敛民财,挥霍无度:这样的政德,敬天事神者,怎么做得到。

又如杭州九月初将举办二十国集团领袖会议。中共为恐有失体面,发起所谓“征迁清零”行动,大举强拆民房,不忿家园被毁者,相继被捕。网上有杭州市民叹息:“天朝办大事,百姓活受罪。”那位市民不知道,这是“共朝”而不是“天朝”。天朝会顺天心,悦民意;共朝则无天无法,是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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