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钧:从美国大选看宪政之美|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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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新闻报导也展示了宪政之美。竞选人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而竞争,赢者高兴,输者心服。彼此没有仇恨,没有怨气,甚至共同合作,相互帮助。可以预测,特朗普政府不会离所谓的“政治正确”道路太远。

2016-11-15

—— 兼评袁鹏的《选举乱象凸显美国“病”得不轻》文

当中国还被“党大还是法大?”问题困扰的时候,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为了夺取国家的统领权,依照宪法进行了一场空前激烈的总统选战。

这既是政治权力之争,也是经济利益之争,还是思想理念之争,又是一男一女强人之争。二人演讲、辩论、调侃、握手、对骂,高潮迭起,非常热闹,又井然有序。让我看到宪政之美。

中国少数人对美国大选看不惯,感觉乱。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袁鹏,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题目是《选举乱象凸显美国“病”得不轻》,概括为“脏乱差”三个字。他说:“两位候选人在公开辩论中互泼脏水”,有“肮脏的一面””。

我认为:这两位竞选人互泼的不是“脏水”,是“药水”。指责对方的缺点,不仅可以使对方注意和改正,还能提高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道德水平。《圣经》说:“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箴言27:5 )

袁鹏说:“民主党方面,为确保克林顿(希拉里)党内胜出,桑德斯居然被“内定”掉了。共和党方面,为阻止特朗普势头,党内大佬集体发声,甚至不惜倒向克林顿,”。这观点极其荒谬。

我认为:民主党为了胜出,推出最有希望的希拉里。这既合法、又合情,还合理。共和党人为理念而支持民主党候选人,这正说明了美国政治人物重理念,轻党派、少有门户之见。

袁鹏说:“大选阶段克林顿与特朗普的角逐,更是“邮件门”“健康门”“性骚扰门”轮番上演,惊奇不断、乱象丛生。”这观点就更加错误了。

我认为:竞选人相互揭短,相互批评是好事。这样可以相互监督,防止腐败。“邮件门”“健康门”“性骚扰门”都是小事,还引起了轩然大波。如果谁有贪腐丑闻被揭露出来,会立刻一败涂地。

袁鹏说,美国大选“不仅是选举格调差,更主要的是整个选情几乎被情绪化的极端言论和无所顾忌的人身攻击所主导,候选人几乎无法集中精力阐释系统的施政措施和严肃的政策主张,以致选举失去其本意,而沦为一场闹剧。”他看惯了假选举,将真选举看成“闹剧”。

我认为:“热闹”正是宪政的特色。竞选总统其实是争宠民情,争取选票。通过自由地演讲、辩论、对骂等活泼热闹的形式,将严肃冷静的政治理念充分表达出来。

这样,也只有这样,才能赢得民众的选票。特朗普赢在懂民情,知民意,赢得了民心。民众不仅喜欢他的政治主张,而且喜欢他直爽性格和低俗语言。宪政的本质是民众的政治,低俗的政治。

袁鹏还有一些糊涂观念,我就不一一评论了,接下来说说他这个人。看简历,知道他自幼熟读《唐诗三百首》,作“学而优则仕”人生梦,为当“人上人”而刻苦读书。

1994年,中国兴起“下海经商”的风潮,袁鹏却为向上当“状元”,成为历史系的博士研究生。中国史书都是拍马屁文奴写的。鲁迅、毛泽东怀着主人心态阅读史书,批判加利用,结果成为思想大师和政治主人。

袁鹏怀着着奴才的心情阅读历史书,读的越多,奴性越重,离现实越远,观点越古怪。结果成为文化大奴才,政治小丑。他靠专制文化为生,对新宪政时代有仇。

袁鹏站在专制奴才的立场上,观察美国宪政大选,作出黑白颠倒的评论。例如他说:“桑德斯居然被“内定”掉了。”“共和党内大佬集体发声,甚至不惜倒向克林顿,”观点,都是不懂宪政规则,将一个正常事看成不正常,妄加批评。他没有看到宪政的钟摆,随民意左右而动。

在宪政制度里,从政竞选者多出于思想理念,到处演说。当选者有民意基础,努力实现政治理想。不当政了,还可以自由演讲、授课、出书、出国旅行,生活自由自在。

中国从古至今,除了革命外,当权者都是“血定”“内定”的,甚至隔代“指定”。竞争者只取悦最高领导,表面文质彬彬,阿姨奉承,实际心怀鬼胎,不择手段。

中国政权争夺无不伴随阴谋和血腥。仅在不到七十年的时间里,刘少奇、林彪悲惨死,王洪文坐牢死、华国锋窝囊死,胡耀邦生气死,赵紫阳郁闷死。

侥幸还活着的领导人,也常胆战心惊,都不能自由言行。接班前谨小慎微,如履薄冰。接班后还要看先王脸色行事。退休后仍不敢说出心里话,有的靠拉二胡解闷。领导人和高官显贵都活在虚荣里,平民百姓都活在困苦中。

袁鹏拿腐朽当神奇,将宝贝当垃圾。他竟然将这些写成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结果在世界上自曝其丑陋奴才本性。

袁鹏这篇文章才是真正的“脏乱差”。是“思想肮脏,逻辑混乱,人格极差。”他发表这篇文章后,特朗普当选总统了,做出一些他意想不到的、令人讚许的事情。

我看到一篇文章《川普(特朗普)变客气了 考虑向前总统克林顿请教》。文中说:“中央社华盛顿12日综合外电报导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表示,他将考虑向前总统克林顿请益。数天前,川普在大选中爆冷击败对手希拉蕊.克林顿,也就是克林顿夫人。”

“现年70岁的川普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昨天公布的专访中说,他在大选投票后接到克林顿总统的电话,当时克林顿总统“再客气不过。”
“川普此语呼应了他10日在拜会现任总统欧巴马后的谈话,当时他说,他“期望未来能与欧巴马总统交互来往“,包括听取欧巴马的建议。”

“川普在专访中被询及是否会向克林顿总统请益时说:“我当然会加以考虑。”川普说:“他是位非常有才能的人,我的意思是,他们一家人非常有才能。”

“川普也提到希拉蕊.克林顿在8日投票后打给他的恭贺电话。他说:“这是1通令人愉快的电话,但我可以想像,打这电话对她来说不容易。要打这种电话,对她而言比我更困难。”

“我的意思是,即使要我打这种电话就已经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事了。她当时再友善不过,她只对我说,‘恭喜,唐纳(即川普),干得好’!”

这新闻报导也展示了宪政之美。竞选人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而竞争,赢者高兴,输者心服。彼此没有仇恨,没有怨气,甚至共同合作,相互帮助。可以预测,特朗普政府不会离所谓的“政治正确”道路太远。

袁鹏将宪政之美说成丑,极力丑化美国总统大选。他自己甘当文奴已是可耻、可悲了,还说美国民主不好,专制好,让国民继续与他一样当奴隶。

袁鹏说美国病了,其实他自己是一身古尸的腐臭,一脑邪恶的灵毒,二眼白黑颠倒,正邪混淆。他是妖的化身,是鬼的代言人。

中国有些人爱骂皇帝,岂不知文奴袁鹏这类人更该骂。他在专制的黑暗中昏睡,自己竟然浑然不知。真可怜!希望这文章能唤醒他!睁眼看看新世界。

 

yingb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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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有权选特首? 伞后组织抢攻, 选委会现史上最激烈争夺|端传媒

2.jpg雨伞运动后首届特首选举,普选愿望落空,但伞后组织和泛民派试图走入体制,带来改变,抢占1200个选委席位的300席,这能否扭转大局?

参选衞生服务界特首选委的注册药剂师刘恺宁。
参选衞生服务界特首选委的注册药剂师刘恺宁。摄:卢翊铭/端传媒

10月19日,香港滂沱大雨,天文台发出香港历史上第一个10月份的黑色暴雨警告。24岁的刘恺宁在政府总部外等候记者,一名途人正好经过,指着她的伞说:“小心点!”——刘恺宁撑着的是象征雨伞运动的黄色雨伞,她的面前,正是两年多前运动爆发的地点。

“雨伞运动时,我正在英国进修,回港后,我发觉香港变得很两极。”刘恺宁说。她是注册药剂师,对于不能亲身参与那场争取普选的运动,她一直感到无奈。于是,2015年回港后,她立即登记成为衞生服务界的选民,希望在业界内发声。

不是他们不关心,而是一些在医院管理局工作的人,连表达意向都会自我审查,以免前途可能会受影响。

“衞.真普30”成员、注册药剂师刘恺宁

“我们界别一提起政治事件时,大家便会静了。不是他们不关心,而是一些在医院管理局工作的人,连表达意向都会自我审查,以免前途可能会受影响。雨伞运动唤醒了年轻人的心,但不是每个人都会站出来。”

刘恺宁说,她希望成为“站出来”的人,参与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的选举,在制度内带来改变。在2017年特首选举中,像刘恺宁一样,试图打入选委会的选民不在少数,选委会的选举竞争,过往数届从未如此激烈。

“医好香港要从制度着手”

2014年,持续整整79天的雨伞运动过后,普选愿望再度落空,香港行政长官的选举办法维持原样:由1200人组成的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下称选委会),负责提名及选出香港特别行政区首长。已登记为指定界别的合资格选民,可投票选出代表自己界别的选委。选举提名期于11月8日展开,12月11日正式投票。

根据《基本法》规定,这1200名委员来自4大界别,各占300人:包括第一界别“工商、金融界”(如工业、保险界);第二界别“专业界”(如医学界、教育界);第三界别“劳工、社会服务、宗教等界”(如社工、体育);及第四界别政界(如立法会议员、全国政协委员)。

选委会选举被视为2017年行政长官选举的前哨战,伞后组织、传统泛民及建制派等各路人马亦蠢蠢欲动,希望拿到足够议席,影响香港未来五年的命运。

全国政协副主席、前特首董建华10月4日邀请多名港区政协委员到中联办会面,协调政协界选委;表明支持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出选的自由党荣誉主席田北俊,则多次公开呼吁曾俊华尽快表态参选,以便动员商界参选选委。

刘恺宁准备参选的是第二界别的衞生服务界。她与注册物理治疗师列明慧、注册护士廖卓邦等,正在筹组30人名单“衞.真普30”,希望一举全取衞生服务界的30席。

现在每天打开报纸看新闻,没病都变有病。

“衞.真普30”成员列明慧
参选衞生服务界特首选委的注册物理治疗师列明慧。
参选衞生服务界特首选委的注册物理治疗师列明慧。摄:卢翊铭/端传媒

大雨中,访问移师到附近一个商场进行,与刘恺宁一同受访的列明慧甫坐下就说:“现在每天打开报纸看新闻,没病都变有病。”她细数着,访问前数小时,建制派立法会议员刚刚集体离场发动流会,阻止青年新政两名候任议员梁颂恒和游蕙祯宣誓;前一晚10月18日,政府向法庭申请临时禁制令,阻止二人重新宣誓成为议员。

“我们会以香港普罗大众关注的事为先。”虽然参选功能组别,但列明慧表明,不会为业界利益而放弃港人利益:“一个不健康的香港,市民也不会健康,更别说我们衞生服务界。”

列明慧认为,“医好香港要从制度着手”,所以争取普选、取消功能组别、重启政改、撤回831决定,都是他们的政纲。另一个明确的目标,是阻止现任特首梁振英连任,并且不会提名其他建制派人士,包括盛传会参选的财政司司长曾俊华、立法会前主席曾钰成等。

不过,在上届选委会选举中,衞生服务界只有不足15%的选民投票,是投票率最低的界别,争取30席是否那么容易?

因为我当初不去搞这些政治,去了‘睡觉’ ,没能用我的方法去表达不满,才令香港恶化到这个地步,就像是我的沉默令政府得呈。

“衞.真普30”成员列明慧

列明慧回应说,自己当了物理治疗师已经17年,但过往亦从未在选委会选举中投票,形容自己一收到选举宣传单张便会扔到垃圾桶。“你会觉得很泄气,衞生服务界只得30票,根本影响不到什么。以前理想主义,觉得不应该参与不公道、不公义的小圈子选举。”

她叹了口气继续解释:“我现在39岁,我觉得世代真的不同了。雨伞运动时,很多年轻人冲入公民广场,为何他们现在要这么辛苦出来?为何要被胡椒喷雾和催泪弹攻击?就是因为我当初不去搞这些政治,去了‘睡觉’,没能用我的方法去表达不满,才令香港恶化到这个地步,就像是我的沉默令政府得呈。”

于是,她在雨伞运动后与同业成立伞后组织“物理治疗起动”,积极参与政治和社会事务,并于一个多月前,联系其他衞生服务界的伞后组织,包括“护政”、“放射良心”及“良心理政”等,筹组名单参选选委会。

列明慧认为,衞生服务界选委以往由建制派盘踞,选民根本没有选择,以致投票率低。现时他们团队明确要求撤回831决定、阻止梁振英连任,是不少同业的诉求;加上团体以年轻为卖点,有信心可吸引沉默及年轻的一群投票。

伞后组织抢攻选委会

两伞运动后,不同界别陆续成立如“物理治疗起动”的伞后组织,许多人认为传统议会已经失效,希望透过延续雨伞运动的精神,改变现有体制,争取行政长官及立法会双普选。

其中,由伞后组织“杏林觉醒”及占中医疗队牵头组成的“真普选医生联盟”,也已组成19人名单参选医学界选委,声言最低要求是“踢走梁振英”。

在上一届特首选举中,医学界是竞争最激烈的界别,83人争30个席位。预料今届战况同样激烈,除了“真普选医生联盟”外,据悉,公共医疗医生协会、医学会、西医工会、私人执业医生协会等亦会分别组队,而上届由当时仍未成为食物及衞生局长高永文等“七大名医”组成的名单,今届亦会再度参选。

这意味着,今届30个议席,最终可能有过百人混战。

而在会计界,上届泛民9人名单全数当选,据了解,今届伞后组织“进步会师”亦联同民主派,组成约20人名单参选。泛民主派前立法会议员谭香文,也计划筹组约10人名单参选。建制方面,有报道指由四大会计师行高层组成的“钻石名单”,上届16人名单取得佳绩,故今年会派出超过20人参选。

由以往泛民、建制对垒,到今届出现大批伞后组织,一个新的问题是:整个非建制阵营能否有效协调?

7位民主派立法会功能组别议员牵头组成参选联盟“民主300 Plus”希望回应这个问题。“民主300 Plus”计划协调非建制阵营中各个专业界别,目标是在选委会1200席中取得300席,比上届多约100席。“衞.真普30”及“进步会师”的团队也有参与。

但要达到300席的目标,并不容易。

回看上届选委会,第一界别“工商、金融界”,上届由建制派包揽所有席位,金融界、工业界、纺织制衣界等多个界别,均在无竞争下出现自动当选的情况。泛民上届派人挑战“商界”这一界别分组,结果全军覆没。所以,第一界别是非建制阵营最弱的一环。

第二界别“专业界”,是泛民主要抢攻的界别,上届获得近半议席,当中,教育界、高等教育界、法律界、资讯科技界等,均为民主派票仓。至于上届泛民成绩不理想的会计界和衞生服务界,“民主300 Plus”希望透过协调,于今次选举中全取两组共60个议席。

第三界别“劳工、社会服务、宗教等界”,民主派上届在社福界60席中,成功夺取59席。除了力保社福界外,非建制阵营亦希望今届攻占文化界15席,预计会由失落立法会议席的艺术家周俊辉领军,打破过往建制派垄断。

第四界别“政界”,立法会议员、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政协等,都是这个界别的当然委员,现时也由建制派主导。

伞后的年轻朋友较关注本土议题,很多事情都以香港人为本位出发。但泛民内部近一两年都有这样的转变,其实双方分别不会太大。

会计界立法会议员梁继昌

会计界立法会议员梁继昌,是“民主300 Plus”发起人之一。他指出上届选委会选举时,各个专业界别碎片化,未有好好商讨策略,尽管今届多了伞后组织参与,但有信心可以成功协调,不会让令建制派“渔人得利”。

“伞后的年轻朋友较关注本土议题,很多事情都以香港人为本位出发;至于与内地的关系,可能他们觉得在一国两制下,我们可以自行处理很多事,不会考虑会否影响两地关系。但泛民内部近一两年都有这样的转变,其实双方分别不会太大。”梁继昌说。

2016年10月27日,前任法官胡国兴宣布参与明年3月特首选举。
2016年10月27日,前任法官胡国兴宣布参与明年3月特首选举。摄:卢翊铭/端传媒

300票如何左右大局?

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行政长官候选人须从1200个选委会委员中,取得超过600票方能当选。非建制阵营目标只是取得300席,未足够一决胜负,但只要运用得宜,这300票或者举足经重。

情况一,假设只有梁振英参选,在建制派占多数的情况下,即使民主派300票全投白票,亦不能阻止他连任。但随着退休法官胡国兴正式宣布参选,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表明正考虑参选,以及传出财政司司长曾俊华、金管局总裁陈德霖等人有意竞逐特首,外界普遍预期不会出现只有梁振英一人入闸的情况。

情况二,假设除了梁振英以外,还有1名建制派候选人,他们平均瓜分建制派的900票,各得450票,这时,非建制阵营的300票便成为影响选情的关键——将300票投给其中一名候选人,令他当选,俗称“造王”;又或者全投白票,导致流选,整个选举程序要重新开始。

不过,要找共识似乎困难重重。列明慧与同业组成“衞.真普30”选举名单,除了要硬撼建制阵营的华员会、香港护理专科学院,竞争对手还包括由护士协会牵头的名单,而护士协会主席,正正是“民主300 Plus”成员、衞生服务界立法会议员李国麟。据了解,护士协会自行商议后,决定不参与非建制阵营协调。

我希望不是每人各自取态,而是令这次成为有意思的选举工程,找一个透明、负责任、谦卑的特首服务港人。

会计界立法会议员梁继昌

就连泛民是否派人出选特首,“民主300 Plus”亦未有定案。“有人说要先全民公投,看看香港市民想法;有人说一定不会提名任何建制派候选人;有些说要当造王者;有人说反对投白票。”梁继昌放下手上的咖啡杯说,寻求共识的过程的确不如想像中容易:“我希望不是每人各自取态,而是令这次成为有意思的选举工程,找一个透明、负责任、谦卑的特首服务港人。”

时事评论员刘锐绍指,北京正在等待非建制阵营的下一步部署——到底会否派人竞选行政长官。他分析,北京暂时仍未决定人选,“一点也不焦急”,除非非建制阵营派人参选,北京才会认真考虑布局,否则便会让建制中各个派系“自己玩”。

“只要不搞得丑闻满天,那便可以令选举更像选举,更能骗倒香港人。”刘锐绍这样说。端传媒

杨彼得: 中国搞总统制可能性为零|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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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实行总统制的提议,其实第五代早就作出了直接的拒绝与驳斥。
2016-10-7

中国实行总统制是一个老话题,不仅学术圈里屡兴争议,而且中共权贵圈也长期公开讨论。中共十九大筹备工作展开后,海外媒体指第五代核心要废掉政治局常委制,改行总统制。但这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要想第五代实行“改制”,完全是不可能的事。

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定义“总统制”。如果仅仅是把国家主席职务改为总统,这件事其实很容易,但毫无意义。中国的国家主席,对外的翻译早就改为President,即“总统”了。如果是图个虚名,国家主席改叫总统不过是信手拈来的事,至多不过是请御用学者在《人民日报》上作篇解释性文章,说服大家相当这是一件好事就成。

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总统制,涉及国家改制,开门见山就是把国家权力从中国共产党手上转移到一套宪政架构上,实现所谓“党政分开”。其实早在第五代上台之初,就有“红二代”爆料称,第五代核心有可能搞总统制。今年元月,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一本《新加坡发展之路》,此书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课题组攥写,是以借鉴新加坡经验为主题、建议有序推进政改的中国官方调研结论,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是课题组负责人。说穿了,这是一本“红二代”拟定的政改指南,中共十八大前就写好了,并在内部流传,可以说是部分“红二代”的政纲,但未被允许公开出版。现在能够面世,有些人以为这就是一个讯号,觉得中国政改、总统制有戏了。

实际上是没戏。第五代核心已经作出了旗帜与方向的选择,那就是坚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且宣谕中外“党管一切”。中国还是要以党治国。当然,第五代也宣称要强化依宪治国、依法治国,实际上是以党治国、依法治国的杂交。两三年下来,中国的依法治国是有所进展的,比如在“民告官”案件中,省政府、国务院部委败诉的案例已经有了。但更大的变化是党对国家权力的控制加强了,而且更加理直气壮了,比如党对文化、互联网、高校、媒体等领域的管控已经更进一步。在国企治理上,党的档甚至根本不提现代企业制度,而规定党委是企业的实质性决策机构。

对于中国实行总统制的提议,其实第五代早就作出了直接的拒绝与驳斥。2014年4月1日,第五代核心在比利时布鲁日欧洲学院发表演讲,他说:“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旧的制度推翻了,中国向何处去?中国人苦苦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想过了、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最后,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这显然是将总统制视为失败的制度,并且断言“中国不能全盘照搬别国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否则的话不仅会水土不服,而且会带来灾难性后果”。

第五代是否选择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与一个问题有关:中国的当务之急是什么?中共相应的一个共识是“发展”,而且中国的发展面临历史性机遇,那就是在成功克服国内外挑战的前提下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世界权威机构普遍预测中国将在一二十年内,甚至十年内实现这一目标,第五代显然也不想放弃这一唾手可得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去揭风险巨大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潘朵拉魔盒。政改不仅不是第五代心目中的当务之急,而且恰恰是当务之急“发展”的一个潜在的致乱之源,必须全力排除之。

今日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很多改革设计推动不下去,存在“政令出不了中南海”的问题。有人会说,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难以为继。这也是邓小平的观点。刘亚洲负责的《新加坡发展之路》在主报告中提到,邓小平1987年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曾提出,“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后可以实行普选”。但这只是邓小平曾经的想法,“六四”之后,邓小平就再也不提政治体制改革、党政分开了。戈巴契夫在苏联推行总统制,想把苏共的权力转移到宪政架构上去,结果是苏联分崩离析,这又恰恰成了中共念念不忘的“苏共亡党”教训。在中国搞总统制,在第五代看来,完全是自乱阵脚。

第五代现在搞的不是政改,不是“党政分开”,相反恰恰走向了它的反面,即以党领政、以党代政。中共显然是想通过畅通权力在党内上下传导,来畅通权力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的传导。很多人忽视了一个中国政治生活的新现象:江泽民时代,中共喜欢在国际间暗示中国将顺应世界潮流,比如江泽民在美国背诵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坦言中国放弃不切实际的共产主义信仰,朱镕基声称“中国比美国资本主义还资本主义”;但第五代反覆向国际社会宣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展示中国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这表明,不管将来中国实不实行总统制,起码第五代主政时期,中国只搞党管一切,党的权力架构不会出现革命性变化,政治局常委制不会被废除。

东网

吴霭仪: 世代更替──香港民主的新路向|端传媒

 

11.jpg雨伞运动显示政党本身也能变成不民主的权力──至少公众有这样的观感。

2016-09-30

题图来源:苹果日报

编按:“雨伞运动”已踏入两周年。去年此时,公民社会仍困在伞运“失败”的愁云惨雾之中,聚焦于追究“失败”责任谁属。接著的一年,一连串事件包括区议会选举、旺角骚乱、立法会新界东补选和立法会选举等,不但将伞后新势力带进议会,改变了民主派的政治势力板块,更开始扭转悲愤无力的整体氛围,令公民社会重新起步,思考和实践更多的可能。

经历了两年的酝酿沉淀,以今天的目光回望雨伞运动,到底会带来什么新的反省和想像?为打开新的讨论,《端传媒》筹备了“雨伞两周年”检讨与前瞻专题,于9月28日开始陆续发表。今天两位作者吴霭仪、朱江玮,分别从议会和地区组织工作两条路,思考民主运动的新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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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10日,雨伞运动期间,示威者在旺角占领区游走。摄:Lam Yik Fei/GETTY

2016年9月4日的香港立法会选举结果,标志著雨伞运动的重大胜利。伞后选民,坚决地运用他们的选票,做到了议会的世代更替,既保住了民主派在地区直选议席的过半数,及全体议席的关键少数,同时又选出了可观数目的新世代议员,包括多名雨伞运动的活跃分子:“大台咪手”邵家臻、“民主自决”的朱凯廸、刘小丽和罗冠聪,以及“独立自决”的梁颂恒、游蕙祯和郑松泰。

去年11月区议会选举,8名“伞兵”素人当选,“本土主义”抬头,传统泛民失势受到关注。今年年初,立法会新界东补选,梁天琦异军突起,显示“勇武”得到支持,论者预见今届立法会选举会情况混乱,激进力量壮大,议会将会由建制、泛民、本土“三分天下”。这股新的激进力量进入议会,究竟会进一步暴露议会失效,还是有方法加强议会力量,抗拒西环透过特区政府控制香港?

“带动政治的,从来不是理念而是事件( event)。”这句名言没有说错。横洲事件,意外地因朱凯廸誓反“官商乡黑勾结”受到死亡恐吓,而迅速被媒体广泛报导,成为带动新一届立法会的议题,朱凯廸也成了万众瞩目的头号人物。他要求政府全面披露相关文件,向立法会公开交待。梁振英建议政府设立讨论平台,邀请朱凯廸加入。他拒绝加入,并向公众解释:
“要推动立法会成为令香港政治有希望的机构,议员就要把握立法会的工作,而不是很快就被行政当局吸纳。”

议会及议员应走的路

他的回应,清楚肯定议会及议员应走的路:加强议会的能力,令香港人对香港政治感到有希望。这与捣乱议会,证明议会无能的目标刚相反。我相信至少其他两位“民主自决”派候任议员也是同样态度。
横洲议题深远重大,涉及土地政策、规划程序,这些政策和程序不能应付社会需要和不公平不公开透明,直接伤害香港市民的基本居住利益,打击政府的管治威信,坐大地方势力。调查事件、探究问题、推动改革,正是立法会的核心职能,也只有立法会才能担任这项工作。社会期望所有议员无分党派,积极加入。事实上,已有多位候任议员加入,特别是建筑界别的姚松炎,而连任的郭家麒则已通知立法会秘书处,要求将成立专责委员会的建议摆上内务委员会议程。

朱凯廸兼容共议的个人理念,跨越政治党派,还以“城乡共生”、原居民与非原居民利益一起得到公平对待为目标。推动这个理念,也是有利议会的工作得到社会认同。

以下而上,民众包围议会

以我的观察,29名民主派议员之间,按议题合作的空间远大于分裂的倾向。在竞选过程中,杨岳桥与张超雄、长毛梁国雄与慢必陈志全一起站台拉票;罗冠聪得到跨世代跨党派的推许,而他网上广传的竞选演说,强调不同世代对争取民主都付出了努力,新世代须承先启后,这不是目空一切的排他宣言。对合作明显表示有保留的,主要是“独立自决”三人,但至今还未有机会看到他们的表现。

来日议会中民主派是团结还是分裂,主要观乎议题。现在看到的议题,多数是逼切的民生社会问题,例如退休保障、小贩政策。这些议题都有利团结合作。

民生政策议题特别重要的另一个原因是,这些议题的讨论,自然而然涉及不同利益的组群,这些群体的共同商讨,谋求共识,正是伞落社区要推动的从“下”而“上”的决策程序和模式。这套程序应随著伞兵当选而带入议会,改变议会内部运作模式和习惯,这是程序上的“民众包围议会”。

过去立法会民众实体包围立法会的事件,包括2003年7月9日晚上反对23条立法、08年12月反高铁拨款,以至上届支持“反对版权法修订条例草案”的拉布、支持“反对医务委员会修订”的拉布;这是民意亲身直接参与立法会决策的例子。来届应有更有秩序的民众参与,成为惯例,令立法会的表决,成为公民商讨的最后一个步骤。

今届当选的议员,比谁都熟习这个商讨和决策的模式,因为这正是他们选举工程的模式。他们庞大的平民义工团队,应能继续推广和改善、加强,使它能够发挥更大的力量,成为这个社会的正常规律。
如果能够做到这样,新议会就真正能为香港民主开辟新路向。雨伞运动告诉香港人,追求民主不能盲目地走老路。原路不通,就要另辟蹊径,绕过障碍,抵达目标。

议会内外以程序打造民主

回顾争取民主香港的历程,过去一年复一年争取双普选,是企求以制度实施民主,不断钻研不同的政改方案,希望得到当权者接受;组织政党,以壮大政党在议会的影响力,是以组织推动民主。人大8.31决定显示制度民主已不可得,雨伞运动显示政党本身也能变成不民主的权力──至少公众有这样的观感。伞后的议会,藉议员在所有重要的政策上在议会内外发动商讨民主程序,其实是以程序打造民主。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这个发展。

史有前例。1992年,末代港督彭定康上任,发现无法在九七前增加立法局直选议席。他于是不管立法局是真民主还是假民主,决意在政府当局创立一套公开、透明的程序,把立法局当是下议院,要政府部门制定服务承诺,要政策官员向立法局负责。他始创港督到立法局答议员提问的习惯,模仿下议院的 Prime Minister’s Questions。这些程序,一直到特区成立之初还自动发挥力量,直至董建华2002年创辧了问责制。

程序民主,也试验于2006年特首选举,迫使特首选举有竞争、有公开辩论、有公众参与、对公众承诺。雨伞后的特首选举,其实可以用程序逼出公民提名。所有立法会议员自动是选委,如果有一个150名选委的选委团,宣布只要有5万名选民提名某人,选委团就会提名这人为候选人,用全民投票模拟特首选举。谁能阻挡?这总比300人“造王”选委团的旧思维来得进步。

2047前途自决,民主派没重大分歧

2047后的香港前途,包括香港独立,必然会成为来届议题。我不相信在“自决”议题上,民主派由民主党到青年新政,会有重要的分歧,而在“港独”方面的分歧并不重要,因为这不是一个有独立生命的议题,而是对中央违反一国两制、打压香港自治的反抗,特别是在中联办与特首挑衅之下的回应。

至于政改方案,必然会有民主党派提出“重启”,中央必然会重启政改,希望民主派纠缠于讨价还价,闹个人仰马翻。我不认为该在由上而下50年不变的程式上花太多时间。好,则收,不好,则否决,可以了。

2047年的题目内容丰富得多,辩论的空间和意义也大得多。这不是30年后的事,30年后如何,今日就要辩论。特别是连结起实质政策,更加意义重大,例如土地政策,例如关于地契的续期、关于大陸与香港特区的边界、关于普通法制及法治的延续、关于司法独立的保障等等。越早展开辩论,越能令年轻一代建立对香港前途的投入。今日的大学生,2047正适龄选特首。

但是在这个大议题上,我只看到民主派有一个完整的光谱而不是“分裂”,由民主党的中间偏右,到公民党的中间偏左,到“独立自决”的最“左”,“民主自决”的在公民党之左、“独决”之右,等等,正好鼓励更广泛热切的公众商讨。

政治素人的两大危险

整体而言,在选举后短短的一段日子,新任的议员已令香港人精神一振,他们能否完成使命,还有待日后表现。政治素人的两大危险:一是立法会本身也是一个官僚系统,繁文缛节,易令人意志消沉、忘记初衷;二是传媒的诱惑,传媒老板往往只对某些角度感兴趣,例如政府高层的争权夺位,议员抵抗不住诱惑,就会失去了对真正议题的把握。

直至现在,横洲议题有幸未失焦点,但随著立法会开锣,争选主席、宣誓小动作惹起舌剑唇枪,往往就会令视线转移。唯有深深系足民间,毋忘雨伞之约,新世代才有望完成任务,打开能持续的民主新局面。

(吴霭仪,前《明报》督印人、副总编辑,香港执业大律师,前法律界立法会议员,公民党党员)

端传媒

冯崇义: “中学生”要再次让中国倒转乾坤|中共若成功 宪政黄粱梦(1)|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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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晚清开始,中国的志士仁人就啓动了从传统专制国家到现代宪政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共一度加入这一争取宪政民主的潮流,占据旗手位置,将旗帜举得最高。不料1949年夺取全国政权之後,毛泽东猝然中断了这一进程,倒行逆施,达到极权的顶峰,直到他辞世、“文革”结束之後,宪政呼声才再次在朝野高涨,中国进入後极权时代,缓慢地向宪政民主转型。然而,“红二代”习近平上台之後,再次中断这一进程,大有重返极权的迹象,引起海内外广泛的担心。2015年5月5日,中国研究院在纽约举行研讨会,来自美国、中国、澳大利亚的教授、律师和学者,就中国宪政转型的诸多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甚至是互不相让的激烈争辩。《内幕》记者苏文森、高伐林根据录音整理发言,并经发言者订正,现全文刊载如下。

研讨会日期 2015-5-5 明镜网发表日期 2016-9-26

冯崇义(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教授):

在中国,宪政转型处於什麽节点

要谢谢何频兄给我提供这个与大家见面交换意见的机会。他刚帮我出了这本书──《中国宪政转型》。我应该把书拿来,给每人一本批评指正。可是我从澳大利亚先到了国内和加拿大,能带的都送了国内朋友。你们诸位,我回澳大利亚以後还可以寄过来,弥补我的过失,请包涵。

现在藉这个机会谈谈我思考“中国宪政转型”的一些心得。这个口号,始作俑者是陈子明,在1989年前後,就已经把这个课题提出来了──虽然不那麽直截了当,但是,至少在90年代末,中国民间就很明确地把宪政转型这个课题,放进中国政治变革的蓝图里了。我要向各位讨教的,就是中国宪政转型现在处於哪一个节点上?我们能做哪些事情?

我原来是读中国现代史出道的。要知道,宪政运动在中国现代史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深深地卷入了1930、1940年代的宪政运动──从1939年到1948年,整整十年,它是中国宪政运动里一支很大的、把这个旗帜举得最高的、把这个口号喊得最响的力量。但是,中国共产党统治60年,将宪政运动彻底打断了,我们现在还得回过头来重返这个课题!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滑稽的黑色幽默。

现在怎麽看中国宪政的行程呢?我们要做一个判断。我研究中国现代史以及当代史,一直在使用一个框架,就是极权主义分析框架。1949年,中国政权的转变,是一个极权主义政权取代了一个正在走向宪政的威权主义政权,这是中国历史脉络中一个大变故。在那个国民党威权政权统治下的中国,有市场经济,有高度发展的公民社会,有独立的学术共同体,有对世界文明、西方文明敞开胸怀的风度,有极其丰富的多元文化……,都被夺得江山的中共极权主义政权毁掉了。

从现在倒回去看,极权主义持续了大约30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後,中国进入了一个後极权时代──共产党严密控制整个社会,极权机制不断削弱;现在,习近平上台之後,大家都能感受到的,他是试图开历史的倒车,把这个後极权再拉回到极权主义的那个阶段去。我基本的思路,就是这麽一个框架。

在我看来,“文革”中国的十年,是人类20世纪极权主义的顶峰。中共党国的整个统治方式,就是把这个很邪的极权主义思想体系和政权体系,推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文革”是人类极权顶峰

回过头看,不管从哪个角度去总结极权主义一些根本性标志,都是在“文革”中体现得最典型。那是无所不在、无远弗届、没有任何授权和制约机制、全面垄断所有资源的党国极权专政。党的“一元化领导”,超过所有国家,党组织渗透到社会每一个基层细胞。而且,这样一种体制,还有全民信仰的意识形态在支撑。

在那个时段,毛泽东思想或马列主义在中国人中的那种信仰深度,无与伦比──现在要比的话,可以跟北朝鲜比,但北朝鲜的“主体思想”是小规模封闭;在那麽大的中国,这麽一个马列毛思想体系得到全民的迷信,包括从民国时期过来的一些硕学鸿儒,他们也真的信服毛泽东这一套东西,思想改造的成功也是登峰造极的。

再比如说,全民崇拜一个领袖,是真正的发自内心地对毛的个人崇拜。毛所实行的当然是恐怖统治,但极权主义也提供一个乌托邦,一个美妙无比的天堂。极权主义乌托邦里,永远是不能接纳某些群体居住的,或者说,它必须以灭掉某些群体为前提。

例如,德国法西斯主义是要灭掉犹太人和支持犹太人的人;共产主义这个乌托邦要灭掉各种“阶级敌人”,还有帝修反。这个乌托邦本身就是包含着大屠杀的,必须清洗掉一大群人。“文革”做的就是不断地清洗,“敌人”的边界非常模糊,随时都可以把你划到“黑五类”、後来是“黑七类”,“臭老九”,“黑十类”,这是无边无际、无穷无尽的大清洗。


冯崇义教授。

再数下来,就是党国对社会资源、对人民经济生活的全面控制。到了“文革”时期,已经到了这个程度:反对“资产阶级法权”,要把法权──整个人类历史、特别是在人类现代历史所树立起来的最根本的东西,全反掉。

中共党国当时在经济上“要割资本主义尾巴”,中国当时根本没有什麽“资本主义”,所要割的“尾巴”,不过是私人多养几只鸡、几只鸭而已。中共党国控制人类生活、对个人生活资源,达到了那种程度,苏联东欧的极权主义政权,都达不到。无论哪一条──从政治控制,到思想控制,到经济控制,都是登峰造极。

到了“文革”结束之後,改革开放,中国进入後极权时代。我们中国人常用一个基本方法,就是把一个国家或一个实体,分成政治、经济、文化三大块。分别从这三大块来考察,有助於我们更清晰地理解这种从极权到後极权以及宪政民主的转型图景。美国林兹(Juan L. Linz)等学者将“多元因素”的存废多寡作为区分政权类型的关键指标,很受用。以“多元因素”的存废多寡来分析从极权转变成後极权,一目了然。

上面已提到,毛泽东治下的中国,是极权主义的一统天下,消灭了所有多元因素,社会三大块整体上都是一元化:政治一元化、经济一元化、思想文化一元化。“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是後极权社会。政治一元化基本上保持下来──我讲“基本上”,就是因为一些社会组织资源已经不完全受党国的控制。但是,在政治上党国还是不允许任何政治反对派的生存,容不得任何合法的政治对手。

可是在经济上,当今中国绝对是“半多元”,就是在“体制外”允许个人独立,允许私人资本和外资企业的生存发展。在思想文化上也是“半多元”──马列主义官方意识形态、中国传统文化、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西方文化”,意识形态版图已是三分天下、鼎足而立。

“中学生”要倒转乾坤

我特别看好我们民间的自由主义阵营。以个人权利至上为核心的自由主义理念,已经在中国社会里紮根,而且不断挑战官方意识形态。在中共党内,直达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等有识之士,越来越多的人产生异端思想、甚至拥抱宪政民主观念。自由主义理念现在藉助互联网,更是如虎添翼、势不可挡。按照这个趋势走下去,就要重演“苏东波”,像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的苏联东欧那样改旗易帜。

苏联东欧的後极权社会从反对斯大林开始,我们批判了几十年的“修正主义”,就是他们的後极权社会。後极权社会在苏联东欧都演变到今天基本上是民主社会,尽管从後极权社会脱胎而来的民主,还有很多欠缺,不很完美,甚至在一些国家如俄国,还有走回头路的现象,但整体上它是向民主社会的演变,是从後极权到宪政民主的演变。

中国民主化进程因为1989年的残酷镇压而遭受重大挫折,但是,民主化进程并没有中断,总趋势没有改变,特别是中国民间的变化很大。当今中国社会,宪政民主变成了当今中国公民的基本选项。一旦他们有机会选择,他们就再也不会选择一党专政了!一党专政成为被排除的政治选项!从这个意义上讲,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已经崩解、崩溃了。

在这个节点上,习近平现在所做的事情,就是走回头路,他要重建党国意识形态,重建已经崩解的个人崇拜,重建这个党国对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的全面控制,特别是他认为已经失去了阵地的互联网。在讲到政治江湖的时候,我很强调到互联网的作用。我这次途经北京时就互联网的功能跟朋友们发生争议,到前几天的温哥华会议上,也在讨论这个问题:互联网在多大程度上承担公民社会的功能?

在当今中国的後极权状态下,执政者不允许全国性的、有形的反政府社团组织存在,但是他们灭不掉互联网。在这个意义上讲,互联网承担了全国性组织的很多功能,包括社会动员功能,互相协调的功能,自我启蒙的功能……,都藉由这个平台在做。党国一直在打压它,这种打压,在江、胡政治维稳时代,显得力不从心。官府和民间的权力博弈发生了很大变化。
在网络时代,政治学界将权力分为三个层面来理解,就是决策权、议题设定权和偏好塑造权。在网络大V大行其道的时候,大V常常可以设定议题,逼党国跟着走,不断被动地回应和围堵。此外,人们的信念、信仰和偏好(preference),包括政治偏好和社会生活偏好,也被互联网所引导,被网络意见领袖左右。


冯崇义着《中国宪政转型》。(明镜出版社)

可以这麽说,藉助互联网这个神奇工具,中国自由主义阵营,自由主义思潮,已经能够全面地影响国民的信仰和政治取向、道德取向。最核心的当然是促使公民意识或说权利意识的全民觉醒──以互联网为依托的中国公民社会已经走到这个地步。

所以习上任以後呢?他要把互联网作为最重要的阵地,向公民社会开战,要夺回来。包括军方直接上阵,要打“上甘岭战役”──用的词都是全部是兵家用语:“敢於亮剑”、“守土有责”、“夺回阵地”……,这两年多来,他们真的频频得手:微博大V基本上消失了,微博政治功能这个“武功”基本被他们废掉了!网络意见领袖被从微博的公共平台、公共空间赶出来,赶到了微信上──你们聊天去,不允许在微博公共平台评点时政。

中国的事很纠结。我们是从极权主义走过来,走到後极权,从常识上讲,它下一步要向宪政民主转型。突然又出了这麽一个人,他的正规教育,是一个中学生,对不对?──他後来那个“工农兵学员”,再後来那个“在职博士”,都不是正规系统教育──他突然好像就可以扭转乾坤、可以将时针转回去,实在不能低估。

我跟博树一直讲这个事:搞极权成功的狂人都是中学生!(众笑)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恰恰是中学生,才有这种藐视全球伦理、藐视人类知识体系、公然挑战人类普世价值的勇气,无知者无畏嘛,这个厉害!

如果他对现代文明、对现代知识有系统地学习,他会对人类从专制灾难中学到的历史智慧、对人类基本价值,有起码的谦卑、起码的敬畏。但是中学生脑袋里就没有这些,特别是从小受封闭的党文化的浸淫,存在严重的认知障碍及认知错乱,可怕就可怕在这个地方!

极权主义的勾引力很强大

另外一点,我不久前跟孙立平教授私下交流时,我们俩有深深的忧虑,就是这个极权主义的诱惑。德国人在反思法西斯主义的时候,他们喜欢用一个短语,就是“极权主义的勾引”。极权主义得以流行,是通过对一个民族的成功勾引,不是纯粹由一个中学生强加给一个民族,而是很多人发自内心地拥抱它。

网上时常流传一些视频,可以看到中国国内现在有一大批人──那绝对是法西斯分子,在民族主义、极权主义宣传中如痴如狂、热泪盈眶。他们认为终於找到了一个新的主人、新的领袖,能带领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把美帝西方踩在脚下──像打了鸡血一样的激动!极权主义的“崇高”诱惑相当厉害。

极权主义许诺大众平等、万众一心、整齐划一、清廉朴素、方向明确的社会,比起威权社会或者後极权社会里头的那种无所适从,那种混乱不堪,那种人欲横流,显得特别崇高,对一些不满现状而又充满嫉妒的愤青愤老、一些不屑於“低俗生活”的“红二代”、一些视国家荣光高於公民权益的民族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一些不相信民主而只期待英明领袖的“人民”、一些被党文化洗脑而失去基本判断力的“先进群众”,勾引的力量很强大。

但是,在当今中国这个节点上,我们要看到社会基本面,就是向宪政民主转型的条件,按照我们先辈李慎之的话讲,已经熟烂了熟透了。做一个很简单的比较:苏联东欧向宪政民主转型的时候,不要说市场经济,连像样的个体户都没有。我们中国现在至少有了“半市场经济”;苏联东欧那个时候也没有互联网,现在我们民间则有这个跟党国抗衡的第二平台、思想平台,现在国人的公民意识、公民权利意识,通过互联网传播得这麽普遍。

从这些意义上讲,向民主社会的转型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事。我还是坚信,中国社会的根基已经变了,大趋势是要从後极权向宪政民主社会转型。这个大趋势习近平挡不住──一个习近平挡不住,十个习近平也挡不住。

短期上看,一批人接受极权主义的勾引诱惑,支持他又把中国多折腾几年,延缓宪政转型的进程。我这本书的结论是,中国面临的时代任务,早就不是党国体制框架内的改革,而是从党国体制到宪政民主的转型。这是中国百年宪政转型的最後冲刺!

我只是开个头,想听听诸位的高见:民间社会在这个时候,应该怎麽回应,把中国宪政转型向前推进?

(未完待续。 选自明镜出版社 《中国再入险境》)

明镜博客

巨望: 习氏建立总统制的利弊|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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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号第467期

如果习以“总统”名份掌控党国

今年的中共北戴河会议曾被媒体炒作为“它将是中共历来最激烈的政治大决斗”纯属扯淡。原因很简单:习氏集团在会前已牢牢掌控局势,把各种可能在会上挑战他的“团团夥夥”与个人都施了“安眠手术”。从今之后,当今的“明君”已无须别人说三道四。何况中共高级官员都是私利当头,见风使舵,即使让他们说话,谅其也不敢为自己的政见犯上(毛之后北戴河会议曾经是党天下权力共享的象征,而今又成了皇上下谕旨的清凉地)。会前被国内外媒体炒作的在会上讨论废除“常委制”建立总统制的问题,也是空穴来风,因为习氏集团没有傻到不懂实现目标欲速则不达的常识。但笔者观察,废除“常委制”,建立总统名份治国理政至少可能是习氏集团考虑的选项之一,且可能在“十九大”或之后提上日程。理由是当下中共领导权力运作已事实上废除“常委制”,由“总统”习近平发号施令了,只不过需要追加一个名正言顺的牌头,而且还在权衡这台戏出与不出的利弊得失(这种“风声”早在其党内传出,如国家行政学院的汪玉凯)。以下笔者分析,如果习氏真要选择以总统的名份掌控中国的话,它将对当下中国及世界产生什么影响。

“总统皇冠”对习及其集团的利弊

前一阶段国内外拥习集权的人士(如新加坡的郑永年和大陆的辛子陵),他们一致认为习氏集权有利于抵消中共党天下权力分散的格局,可以实现中国朝民主化政改的目标前进。这其实是一厢情愿的幻想!在此不想多加赘评,那么习氏戴上此顶“皇冠”切实的好处在哪里呢?在笔者看来至少有以下几点好处:

第一,名正言顺废除“常委制”,改变党天下各派势力共治的格局,建立习氏及其集团一统天下的独裁局面。

第二,给中共政权披上现代民主文明国家的外衣,获取更多的国内外舆论的认同从而得到执政的合法性。它可以改变党国治理天下的形象,而以民族国家的面目掩饰其一党专政的实质,安渡两个一百年,甚至可以出台全民选举或公投的花招获得俄罗斯、土耳其式的“民主多数统治”的合法性认同。

第三,“习核心”不用打造自然形成,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习氏废除常委制以总统的名分掌控党国大权,等于破坏中共已成传统的党天下权力各派共享的格局。这是对党内各派既得利益的侵犯,势必引起极大的反弹(如张德江在党校已发声),造成事实上的全党分裂,内斗必然加剧,一旦遇到局势动荡,党内反对派立即会联合起来对“总统”加以问责、搞宫廷政变。

这种打着民族主义旗号的专制独裁,对世界与中国本土都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灾难。对世界来说,以往的人类历史证明专制独裁国家尤其是大国向来是战争的瘟床与渊薮。已故的夏威夷大学教授拉梅尔在研究人类战争和民主方面是公认的专家与权威。据他统计,从一八一六年到二○○五年之间,人类一共有过三百七十一场战争,其中二百零五场发生在两个专制国家之间,一百六十六场发生在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之间,而没有一场战争是发生在两个民主国家之间,因为专制独裁国家的本性就是战争与扩张。当它翅膀未硬之前,对外树敌以凝聚狭隘民族主义打压内部异议,一旦羽毛丰满就对外扩张开战了,二战期间的德国法西斯与日本军部狂人都是明证。今天的北韩与伊朗、俄罗斯不过是在强大的西方压制下才不敢轻举妄动。奥巴马为何一再说,一个良性成长的中国对世界更有利,因为一旦中国发展停滞它必然把祸水引向世界!

对中国内部来说,一个毫无权力制衡的独裁政府对全国各大阶级都是一把悬在头上的利剑。

首先对广大共党官僚特权阶级来说,习氏集团为了重得民心获得长久的执政认同,它必然要继续高举反腐廉政的大旗,压制官员获取额外利益。这表面上看来似乎对民众有利,但实际上尤其从长远上看,对社会对国家的进步并非好事,因为当前中国整个体制尚在共党管理下运行。官员不作为,普遍处于消极怠工状态,将对经济转型产生阻力,经济下滑更加厉害,结果还是由全社会低层民众买单。

二,对民营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来说,因为强大的中央政权为了维护国家垄断资产的方便,它绝不会放弃垄断的利益,让中国经济真正走市场化公平竞争的道路。因为专制政权明知市场化扩大成熟就是自己灭亡之时。

三,对广大渴望中共通过政改之路成为民主自由宪政文明国家的知识分子阶层来说更是当头一棒!因为专制独裁政权视这一阶层是西方的代理人、“汉奸”“卖国贼”,是颜色革命的鼓动者。例如当前言路进一步收紧,连《炎黄春秋》这种“温吞水”刊物都活不下去了。

四,对国内广大劳苦阶级(工人、农民工、农民)来说,因为经济下滑、军费开支加重,皇上应许给他们的民生福利必将是画饼充饥而已。

此山寨“总统”与民主国家总统风马牛不相及

如果中共十九大或之后真在“全党”“全民”的拥戴下将习氏推上“总统”的宝座,那中国出现的这位明星总统也肯定是一位山寨版的伪总统,他跟现代宪政文明国家由多党制竞争、由全民选举出的总统完全不是一路货色,他甚至连袁世凯、曹锟一类总统都不如。因为现代意义下的总统不是至高无上不受制衡的皇帝,他必须是在三权分立,多党制衡的民主体制下,由全民选出。他不过单掌控一个国家的行政权,立法与司法总统都无权过问。换句话说,民主宪政国家的总统是由高度制衡的制度下为民执政的。当然认为习氏当总统一点好处也没有也不是事实,它至少让世界尤其是中国老百姓空前热闹一场!也给中共几十年来的沉闷政治形式“焕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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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浩成: 赵紫阳1989年曾表示愿意接受多党制|中国政治改革走向的探讨(5)|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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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内部主张多党制的有识之士大有人在。

2016-8-24

3、 多党制会否弄假成真?

最近,由美国双日出版社(Double Day)出版的前苏共总书记戈尔马乔夫回忆录,透露了赵紫阳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与当时来访的戈氏谈话中曾表示愿意接受多党制。据戈氏回忆说:“……会谈中,赵紫阳向我提出了一个看来只是假设性的问题,强调要我们两人共同回答:‘一党统治能保证民主发展吗?它到底能不能有效的控制住社会中的不良现象?扼制党和政府中的腐败行为?’赵紫阳是这样一种思路,中国共产党准备在一党统治的前提下推行政治体制改革,让老百姓广泛地享受民主权利,他得出结论说:如果这条路行不通,那麽多党制的问题是不可能避免的。”

赵的这段谈话公布後,中共保守派找到了攻赵的又一个口实。其实,在中共内部主张多党制的有识之士大有人在,一九八八年中共中央统战部曾一连几天召开有党内外政界、学界人士出席的座谈会,讨论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问题,曾长期担任中央宣传部长的陆定一早在一九六二年一月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即曾发言赞同党内反对派合法化的主张。他於一九九六年五月去世前曾对前去探望他的中共高层官员再交表示中国应该实行多党制。另一方面,在当前大陆各“民主”党派中不甘心自己的附庸地们,要求独立自主,真正参政的呼声日益高涨。

据报导,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下旬中共中央转批《关於加强对民主党派团体政治领导的若干意见》,这一文件透露:“民主党派除要求以独立政党团体名义参选人大外,还要求要中共党员退出民主党派,以保持民主党派组织的独立性,一些民主党派更要求政治改革,搞多党制、两院制的试点,而且想制定有别於共产党基本路线的政治纲领。”根据这一情况,由於中共当权派严禁成立新的政党,要在大陆实行真正的多党制,通过现有的“民主”党派争取独立自主地位,成为真正民主党派的途径,不失为一个直捷易行的办法,这就是说,对大陆现行的假多党制做一番循名责实的工作,使其弄假成真。有一位苏丹学者在一次国际民主讨论会上说得好:不要小看这种政府的伪装,这可以逼出一个社会的进步。
4、 使人大议会化

为了实现“分权制衡”的宪政主义原则,必须使人民代表大会议会化。中国现行宪法规定全国人大为最高权力机关。国务院和最高法院的权力均来源於全国人大,两者均须对其负责并报告工作。这种没有分权制衡的制度必须加以改变。目前全国人大代表有三千人之多,每年才召开一次,很难对国家大事进行充分讨论并做出决议,事实上只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决议上盖上橡皮图章而已,多年来已有不少人建议将全国人大代表减至一千人左右。代表改称“议员”并成为专职,均由全国直选产生,全国人大即议会还可分设上、下两院(一些民主党派人员已有将全国政协改为上院之议)。根据美国第四任总统麦迪逊的论述,参议院(英国称为上院)的存在和两院制的安排,是“一种对人民的保护以抵御人民本身的暂时错误和幻想”,为了“反对产生於人民本身激情的暴政”,麦迪逊坚持必须有参议院这类机构以“融合自由与稳定”。中共一些领导人一直将三权分立和两院制做为西化和自由化一概加以拒斥,显然出於无知和偏见。我们可以反问他们,西化又有什麽不好,马克思主义不也是来自西方的吗?

5、 成立宪法委员会或宪法法院

大陆现行宪法规定宪法的实施监督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负责,由於没有设立专门机构并规定实施监督的有关程序,实际上无法对宪法实施监督,例如审查一切法律和法规是否符合宪法(外国称为司法审查),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负责即是自我审查,这等於是不要审查。而由於缺乏诉讼程序,公民对国家机关以及领导官员的违宪行为也就无法进行宪法诉讼,状告无门。虽然大陆法学界曾有包括笔者在内的一些人多次提出参照西方国家做法(美国由最高法院负责,体现司法对立法的分权制衡,法国则设立宪法委员会),设立宪法法院或宪法委员会对宪法实施进行监督的建议,但一直不被接受,据说中共领导人的考虑是这些做法“不符合中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元化的领导体制”。正是由於缺乏司法审查,对人大立法工作缺乏制约,《戒严法》、《示威游行法》、《国防法》、《关於劳动教养的决定》等公然违反宪法精神和规定的,严重侵犯公民自由权利的一些“恶法”才得以通过并生效。

6、 实现司法独立

中共领导人以及大陆外交、司法等部官员一再声称大陆司法已经独立,现行宪法也明文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第一二六条)实际上由於党政不分,中共从中央到县各级组织均设有政治委员会,由政法书记领导并由公安、检察、法院、司法、安全、民政等部门领导人组成,党和行政机关干预司法一直是家常便饭(何况宪法上述有关条文中还有意留下空隙,即未规定法院不受“政党”的干涉,以致中共可以“领导”为名进行干涉)。而且,司法独立尚必须采取若干措施以保证其实现,如法官终身任职制等。在目前情况下,如有法官拒不听命於党政领导,党委组织部门或政府人事部门随时都可将他调离或不给他提级、分配房屋等等,因而司法独立只不过是一句空话。

7、 实现军队国家化

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支全世界最庞大的武装力量从一九二七年中共“八一”建军以来一直是一支“党军”,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军队隶属於某个政党而不是国家,这在革命战争即夺取政权时期是可以理解的,所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在建国以後,由全国人民纳税供养的军队却隶属於某一政党,其荒谬不合理是显而易见的。《五四宪法》由国家元首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并规定成立国防委员会,对“党军”的事实还想加以掩饰。《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竟然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民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子弟兵”、“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连伪装也不要了。

《八二宪法》即现行宪法又恢复《五四宪法》的全国武装力量属於人民的提法并规定成立中央军事委员会。实际上国家中央军委即中共中央军委,不过是一个单位,挂出两个牌子。但是,一九九七年三月全国人民大通过的《国防法》,公然规定中共领导全国武装力量,武装力量中的党组织依照中国党章进行活动,再次抛去伪装,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迟浩田在做《国防法草案说明》时指出这部法律最具中国特色的地方是把《党指挥枪》的原则法律化,对於军队国家化的宪政主义原则说来,这不能不是一个大倒退。
以上四、五、六、七各项都必须修宪,即以对现行宪法通过修正案的方式加以解决。

(《中国政治改革走向的探讨》连载5, 1997年5月31日,于浩成,《风雨宪政梦》,明镜出版社,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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