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 以”电视认罪”行使沉默权?|德国之声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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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五部门发布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意见书。时评人长平认为,“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实际上是以“审判秀”为中心的恶政。

2016-10-12

2002年底,由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已经排版付印的我的一本文集,被中宣部叫停。那本书的名字叫”你有权沉默”,来自其中一篇小文《你终于有权保持沉默》。用它来作为书名,是因为我对沉默权特别看重。

1999年,中国媒体发现一个”重大新闻”:公安机关沿用了几十年的警语”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从武汉一间审讯室里消失了!这被认为是警方意识到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的讯号。1998年中国签署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规定,任何人都享有这样的权利:不受强迫作出于己不利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

记者和法律专家开始讲述”米兰达警告”。这是来自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的对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的保障,因为警匪电影中反复引述而广为人知。银幕上那些英勇帅气的美国警察和检察官,在审讯犯罪嫌疑人之前都要申明:”你有权保持沉默,否则你所说的一切,都能够、而且将会在法庭上作为指控你的不利证据。”

武汉警方大概被自己的”前卫”吓了一跳,赶紧出来支支吾吾地否认,给媒体泼了一瓢冷水。

2000年8月,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检察院于8月初推出了《主诉检察官办案零口供规则》,规定允许犯罪嫌疑人在接受讯问时保持沉默。沉默权首次在中国司法规章中予以确认。于是,我写了那篇小文,作为当时任职的《南方周末》的声音予以支持。

刑诉法的规定哪里去了?

2012年修订的中国《刑事诉讼法》进一步明确规定:”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自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自诉人承担”,”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中国媒体再一次欢呼。

本周一,新华社发表消息:中国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国安部、司法部五部门发布《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其中强调”防止刑讯逼供,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

媒体纷纷以”重磅”标示转发此消息。新华社发表评论《以审判为中心:维护司法公正的筑基之举》,并报道专家分析意见,称多位法学专家及业内人士表示,此次意见出台将从根源上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

跟16年前的乐观不同,这些媒体欢呼让我感到悲哀,甚至觉得可怕。好像以前的规定并不存在,那些媒体欢呼也不曾发生。没有人追问已经写入法律的条文为什么没有变成”根源”,更没有人提及对人权律师及异议人士的酷刑及”电视认罪”。

用酷刑保障律师权利?

多年间,中国各类法律文本进步不小。很多人认为,即便它们难以明显改变司法实践的荒唐与黑暗,至少可以让它保持在进步的轨道上。”依法维权”成为律师群体主导的一个主流策略。哪怕是不合理的规定,比如禁止”煽动颠覆政权”(实际上是限制思想及言论自由),人们也自觉遵守,甚至主动表达”拥护中国共产党”,以为这样可以换取法律规定的其他权利。事实并非如此,对一条恶法的容忍必然导致全盘不公,公权力一经滥用就必然扩展。

在新华社访谈中侃侃而谈的专家学者,对”709″打压律师案视而不见。例如,案中被逮捕的律师谢阳的妻子陈桂秋10月9日在网上发表声明,表示”已确切知道谢阳遭遇了多次酷刑,逼供、逼认罪”,而”家属委托的律师会见、辩护的权利”被剥夺。

在这些酷刑面前,关于”沉默权”的法律规定就是一个笑话。当事人不仅自己无权沉默,还被迫发表声明或者签署意见拒绝家人聘请律师,甚至拒绝家人旁听庭审。不仅在羁押过程中受尽折磨,甚至被释放之后仍然被逼说谎。今年8月,律师张凯经过良心煎熬之后发表《告知书》,承认自己获释之后接受凤凰卫视等媒体关于周世锋案件的采访,”并非本人真实意愿,系恐惧之下的被迫表达”,乃因”经历过半年之久暗无天日的羁押,家中年迈父母跟着担惊受怕,我始终无力克服因此带来的恐惧与心灵的伤害,更无力抗衡来自强权的压力”。

更荒唐的是,新华社的分析报道称,五部门的意见”进一步强化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职能作用”,”强化辩护律师在庭审中的辩论权”,”强化辩护律师诉讼权利保障”。

此意见书所谓”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实际上早已经进行,乃是”以审判秀”为中心的恶政。官方视之为得意之作的”电视认罪”,更是把与”沉默权”及国际人权公约规定的其他公民权利背道而驰的劣行推到极致。

可悲的是,大量犯罪嫌疑人及政治犯的沉默权无人问津的同时,前不久中国舆论界竟然发生了一场关于”知识分子沉默权”的争论。争论的一方认为,在政府屠杀无辜民众、摧残思想文化的时候,知识分子有权保持沉默,而且不妨碍他们成为受人崇拜的”大师”!

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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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有西: 电视认罪 央视迟早当被告|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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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认罪在中国没有法律依据的,法律不允许强迫自证其罪。所以,如果电视认罪持续下去,“总有一天,包括央视,总会当被告的。”

2016-7-1

雷洋案中,最初引发舆论哗然的是案情还不明朗时,仍不能排除犯罪嫌疑的涉案警察就上了中央电视台,指控雷洋嫖娼,并在电视上指证雷洋是死於心脏病。

在同一则新闻中,中央电视台还播出了一名足浴店女店员出镜作证雷洋嫖娼的画面,但舆论随即指出,作为犯罪嫌疑人的警察和作为证人的女店员的说法,与一般人的生活常识有较大出入,非常不合理。

对此,雷洋案中,雷洋家属的代理律师陈有西在接受《联合早报》专访时,直指央视需要为这个做法承担法律责任。

陈有西说,这个事情非常严重。电视认罪是个很坏的结果,“事情发生了,人死了,你弄几个人到电视台表态,把这人涂黑,以为把事情就盖过去了,死因都不查了,这是非常恶劣的,容易把重大的黑幕包庇住。”

“现在北京养成一个非常坏的习惯,从薛蛮子的嫖娼开始,包括一些律师抓进去,都是用电视认罪来把他定罪定掉,这个直接违反中国的刑诉法:不得自证其罪,就是说,不能强迫当事人自己承认犯罪,这个已经写进新的中国刑事诉讼法,这是刑诉法的立法原则。”

但是,这的确是中国现在的一个现象,警方似乎已经习惯使用这样的手段,就是当案情还没有全部厘清时,让犯罪嫌疑人上电视认罪,陈有西质疑,“公安没侦查,检察院没公诉,律师没辩护,法院没判决,电视上一承认,这人就是罪犯了?”

陈有西进一步表示,虽然这类内容通常是警方组织来的,但是,作为播出平台的媒体也有法律责任。“不要以为公安局找你,你就可以乱讲,你乱讲当然是诽谤行为,诬告行为,甚至诬告陷害罪,现在无非是没人告中央电视台,总有一天,会有人跟中央电视台追究责任的。”

尽管舆论的挞伐声不断,但是,这样的做法却没有被制止的趋势。不久前,香港铜锣湾书店案中,在大陆“失联”的书店店长林荣基就在回到香港後,开记者会强调他此前在大陆上电视认罪,是在大陆受到胁迫。

陈有西认为,中国司法采取的是无罪推定,媒体的责任是把真相报道出来,“定性不是媒体能说的”。

对於媒体可能会承担的法律责任,陈有西说,“诬告陷害罪,诽谤罪,无中生有就是诽谤罪。”他质问,媒体平台难道没有审核的责任吗?采访一个罪犯说几句就播出去了,将来这个案件中有人被定有罪了,媒体给罪犯提供发声的平台,“你中央电视台不检讨吗?《人民日报》不检讨吗?”

他说:“这个事情现在就要发声了。以前没有我们这样的律师在做这个案子的时候,可能就给盖过去了,现在我们把上中央电视台的一个人作为罪犯来追究了,那电视台不汲取教训吗?肯定要追究你的责任。这个案子的重大意义就在这里。”

陈有西表示,法律人都非常清楚,电视认罪在中国没有法律依据的,法律不允许强迫自证其罪。所以,如果电视认罪持续下去,“总有一天,包括央视,总会当被告的。”

果然,台湾嫌犯们央视认罪了 | 博谈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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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涉嫌电话诈骗被捕的45名台湾人,遭强行移送中国,其中2名男子被快速安排上官媒认罪。他们在镜头前解释作案经过,向受骗的中国民众道歉,表示愿意接受法律制裁,希望得到宽大处理。

2016-04-15

作者: 苏智敏

又是未审先判

据官媒《新华社》报导,2名台湾男子分别为来自桃园的24岁简姓男子及来自台中的37岁许姓男子。

简姓男子称曾冒充警员,打电话向中国民众行骗。他对着官媒说出忏悔声明:“我一开始就知道是要诈骗大陆老百姓。诈骗是一个错误的行为,是伤天害理的事情,会有因果报应。我要向大陆上当受骗的老百姓真诚道歉,我愿意接受法律制裁,希望得到宽大处理。”

另一名许姓男子称自己曾因诈欺罪遭判刑7个月,刑满获释后前往肯尼亚继续诈骗。他同样表示悔意:“事情发展到今天,都是我自作自受,都是我的报应,但被骗的大陆百姓日子一定更难过。我向这些大陆百姓说声对不起,我愿意接受法律的制裁。我以后一定改过自新,绝不能再做坏事,如果有机会一定从事正当工作。”

报导中,北京民警表示,在许多电信诈骗集团中,老板和骨干皆为台湾人,诈骗剧本也由台湾人来编写。

继《新华社》的长篇报导后,《中央电视台》在15日中午也跟进,包含台人认罪忏悔的画面,整个新闻长达22分钟。

紧接的“法治在线”节目,也利用9分钟的长度报导此事。内容有简、许二名男子的供诉作案经过、认罪忏悔的说词及简姓男子写悔过书的画面。

画面中,二名未受法院审判的男子认罪又道歉的行为,中共似乎企图从中彰显他们将诈骗嫌疑犯强押回中国受审的正确性。

中国当局再度利用官方媒体未审先判的作法,一些台湾民众表示,这让他们想起了香港书商李波案,及周子瑜事件。也有人表示,在“人治”的中国,被抓的人都会乖乖认罪。

这起事件,有些台湾网友的态度则是认为他们是诈骗嫌疑犯,所以对他们被押到中国的处境并不同情。不过有民众反驳这一观点,指出不应帮独裁者找理由,而成为独裁者侵害人权的帮凶。

台湾律师吕秋远14日也在个人脸书上,表达他的不安。他指出,依无罪推定原则,任何人,在被法院判处有罪之前,都应该推定无罪。必须经过调查审理,才能够说这些人是诈欺犯,而处以重刑。虽然台湾的刑法目前确实无法制裁这些人,因此应该修改电信诈欺罪的刑责,日后再发生这类事情,就能争取引渡回台湾调查处理。吕律师批评台湾法务部的作法,他认为尽管中国可以不管这些原则,但在未修改法律之前,台湾政府应是先积极交涉台湾公民在海外安全,而不是率尔认定这些人通通都是诈欺犯,而交给严刑峻法的中国处理。

吕律师并质问“如果有一个被带到北京的人,一个就好,他真的是无辜的,却在监狱蹲十年,谁要还给他青春?”

吕律师最后还以半开玩笑的语气表示,“我只能祈求我这辈子永远不要去肯尼亚,然后在肯尼亚自助旅行时,因为跟某个人打招呼吃饭,所以被列为共犯,在北京监狱关押十年。”“因为台湾法务部,会认为我活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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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思乐:官媒审判, 折损了谁? | 端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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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思乐:“官媒审判”中一般包含四大元素:经济问题、道德问题、反党意图和认罪悔过。摄 : Etienne Oliveau/GETTY

在中国,频繁的“官媒审判”也引起了部分民众反感,以及受害群体的反制

2016-04-03

中国官媒上公开认错

我觉得作为一个香港人,也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在有需要的时候配合调查是我的义务。

铜锣湾书店李波,2016年3月25日凤凰卫视播出。

我在中国从事了违反中国法律的活动,严重伤害了中国政府,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对此我深表歉意。

瑞典籍人权机构工作人员彼得·达林(Peter Dahlin),2016年1月20日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

我回国投案自首是我个人自愿的选择,和任何人无关。这是我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我不希望任何个人和机构介入或者干预我回国的事情,甚至进行恶意炒作。

铜锣湾书店桂敏海,2016年1月18日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

我也告诫那些所谓的维权律师,以我为戒,不要与境外勾结,拿境外组织的钱,从事违反法律、损害国家安全与利益的活动。

温州基督教堂维权律师张凯,2016年2月25日中国温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播出。

近两年来,越来越多的类似“表白”,在有大陆官方背景的电视台出现。其主角往往正面临有关“危害国家安全”的控罪,遭到大陆警方羁押,律师无法会见。

这引人推测:官媒记者与警方必有合作,否则不可能采访到当事人。而且,在未经法院审理的情况下,官媒即以确定口吻对被捕者控以“炒作”、“制造事端”、“扰乱国家和社会秩序”,亦被质疑是大陆当局“未审先判”政治打压的一部分。

“官媒审判”的四大元素

自2013年习近平执政以来,据不完全统计,经历过“官媒审判”,且被民间普遍视为政治打压的案件,至少有薛蛮子案高瑜案维权律师案(附带屠夫吴淦案、山东访民案、王宇案等)、张六毛案、浦志强案劳工NGO案铜锣湾书店案彼得·达林案,以及张凯案等十多起。这样的频率,为80年代初“拨乱反正”后所未见。

从80年代至本届中央政府之前,国内政治案件在官方媒体上出现的次数寥寥可数:1989学潮后,军人表彰及刘晓波等人上央视;2001年,法轮功自焚事件后滚动播报。两起事件的严重性不言而喻。胡温时代对异议者采取“消声”策略,即使在“零八宪章”事件中,都未广泛动用官媒工具。2010年,“李庄案”登上了不少官方报纸和地方电视台,也在央视出现过,但联系到当时重庆一把手薄熙来如日中天的势力,可理解为是一种局部、暂时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官媒审判”案例,绝大多数都出现在2015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通过之后,因此有理由视其为,中国大陆社会治理转入“国家安全模式”后的配套手段。

“官媒审判”中一般包含四大元素:经济问题、道德问题、反党意图和认罪悔过。其中道德问题有可能不涉及或者轻轻带过,但另外三样基本是“必备项目”。

以维权律师案为例,经济问题表述为收取境外资助、滥用众筹救援经费,为访民提供“补助”;道德问题表述为屠夫吴淦的“吊儿郎当”和违法记录、周世锋的男女关系问题,王宇的曾有“暴力行为”等等;反党意图表述为蓄意激化官民矛盾、扰乱社会秩序(该案与彼得案联系起来后,更指当事人企图颠覆中国现有制度);最后,认罪悔过元素也十分受重视,报导中不惜用大量时间,展现访民认识到自己“被利用”后声泪俱下的悔罪告白,也尽量使用了周世锋自我否定维权行动的片段。

这些的信息,往往跟当事人被控犯罪没有明确关系──例如中国现行法律未规定“罢工”或“收取境外资金”违法,也没有“通奸罪”、“流氓罪”之类的罪名。报导中也不会指出警方对当事人的具体控罪,“官媒审判”更多是“道德审判”和“动机审判”。

通过“四大元素”,官媒向民众反复传递这样的图景:境外势力正对中国虎视眈眈。那些对政府有意见的人,本来就是道德低下的犯罪分子。他们受到境外势力的指使,通过煽动和制造官民矛盾,不正当地获得经济利益。然后,他们现在都承认和后悔自己的犯罪行为。

官媒由此教育民众,不要同情、效仿维权人士,不要相信境外报导(即使他们有机会看到),并警惕自己被维权人士或境外势力利用,也就是说,只有相信并支持当局,才能避免受骗。

这些报导中的诸多信息,尽管有些出自当事人之口,但被多方面指为失实或片面提取。例如,彼得·达林的同事迈克尔(Michael Caster)澄清,其机构从未参与幸清贤帮助王宇儿子逃往缅甸的事件;有知情律师指出,央视播出的王宇在法庭内怒斥法警的片段,是因为法警在法庭殴打一名女性被告人;被捕劳工NGO负责人曾飞洋的同事及利得鞋厂工人多次说明,厂方的经济补偿直接打到工人账上,曾飞洋无从截留。

况且,官媒作为自称“姓党”的媒体,对处于官方强制中的当事人所作的采访,从任何一个角度,都不符合新闻信度的要求。但官媒对国内的信息垄断,又令“不相信”成为奢侈。

媒体背后的政治阴影

“官媒审判”不一定需要配套警力或法院程序,也可以独立运作。不久前,中国地产商任志强就因在微博对“央视姓党”发出批评性言论,引发诸多官方媒体出文声讨,北京首都网千龙网发文《谁给了任志强反党的底气》、中国青年网发文《应坚决把任志强清除出党员队伍》、中国江苏网称“任志强是8000多万党员的耻辱”等等。

知名政治讽刺漫画家邝飚,将此称为“类似文革式的大批斗场面”。他由此创作了漫画《斗志强》,画中任志强被带上纸高帽、胸前挂着写有“反党分子”的大牌、名字被打上大红叉。邝飚的漫画随即引起网民转载,而他的微信公号则被销号。任志强本人的微博也被禁言。

除了邝飚,越来越多人用“文革”比喻“官媒审判”的情景。今年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中国当前政治氛围与文革的照应,更引人深思。

评论人章文在撰文声援任志强时说:“这一幕令人有时光倒流之感,1957年的反右以及随后的文革,就是这样‘大字报’满天飞的。”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人民日报》和经录制再派发到各地的《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就频繁出现将一些人和一些事定性为“反党联盟”、“反革命集团”的内容。

安德鲁·海伍德(Andrew Heywood)在《政治学的思维方式》中写到,极权主义体制有六项特征:官方掌控一套意识形态;一党国家,通常由一个全权的领袖领导;恐怖主义的警察系统;垄断大众媒体工具;垄断武装力量;国家控制经济生活的所有方面。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完全符合极权体制的定义,而普遍认为,80年代以后的中国,尤其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已由极权向威权转变。即国家不再全面地政治化和控制社会。部分学者用“韧性威权”来描述这一时期的中国。

在此期间,媒体领域虽然仍处于官方的审查控制之下,但也出现了有限的自由化和专业化。比如,央视的新闻联播引入了国际新闻板块,加大民生话题比重,片头问候语从最早的“观众同志大家好”,改为“观众朋友晚上好”;由各地宣传部分管的市场化媒体大量涌现,其中包括《南方都市报》、《财经》、《财经新周刊》(简称“财新”)等多家以“新闻专业主义”为标榜的主流媒体;市场化媒体陆续发表批评性调查报导、设立有自由倾向的评论版面,甚至央视的《焦点访谈》、《今日说法》等栏目都播出对地方政府的批评报导,媒体一度被寄予“监督政府”、“推动改变”的厚望。

这些现象,不代表官方放弃媒体手段或媒体监管,只是远没有现在强势、频繁和严厉。在1999年南斯拉夫“炸馆事件”、2001年法轮功“自焚事件”、2008年新疆“七五骚乱”等重大事件中,官方亦有广泛动用官媒手段。官方宣传部门对市场化媒体的删稿、内部批评、人事任免等常规监管也从未停止。

然而近两三年来,市场化媒体的批评空间急剧紧缩,多个媒体的深度调查部门和评论部门被撤销或整顿,更有记者因发表不受官方欢迎的报导或言论而被羁押、逮捕甚至上央视认错──例如《新快报》记者刘虎和《财经》记者陈永洲、王晓璐。

同时,传统官媒的再意识形态化明显:以央视为代表的官媒,报导最高领导人活动和讲话的比重大幅增加;“春节联欢晚会”几乎每一个节目,都与中央新政策和新理论挂钩;央视在接受领导人检阅时公开打出“央视姓党”的大字标语;全国娱乐节目收视最高的湖南卫视,在黄金时间插播歌颂领导人的MV《不知该怎么称呼你》。至于备受瞩目的“官媒审判”,则是其中直接指向民间打压的表现。

国内外的反制声浪

随着中国当局越来越频繁地使用“官媒审判”,尤其在央视播出了瑞典籍男子彼得·达林的认罪片段之后,欧美国家纷纷对这一现象表示担忧。

瑞典政府外交部对此表示“不能接受”,瑞典驻华使馆官方微博也表示高度关注,并批评“电视认罪”的做法;欧盟驻华代表团发表声明称,“对近期欧盟公民在电视上公开认罪一事深表关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则表示,对在中国“疑似被迫认罪”的人数增加感到担忧,“这些行为削弱了中国自称是法治社会的主张,与中国的人权承诺背道而驰”。

致力于推进新闻自由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无国界记者”,在彼得事件后,呼吁欧盟制裁中国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它认为中国官媒对新闻自由造成“使人惊慌的威胁”,而且这种做法越来越多。

据《南华早报》消息,“无国界记者”亚太主管Benjamin Ismail将桂敏海和达林形容为“受害者”,他说:“我们对被迫‘认罪’这种没有价值的信息传播感到愤慨……在明知这些是谎言,以及推测是在胁迫下做出的声明的情况下,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已变成面对民众的宣传武器,而非新闻媒体。”

在中国,频繁的“官媒审判”也引起了部分民众反感,以及受害群体的反制。

例如,北京警方官方微博“平安北京”转发了新华社针对劳工NGO的报导《揭开“工运之星”光环的背后》,在该则贴文下方的1400多条评论中,点赞数最多的10条评论,都是对文章表示反感和讽刺。获得了最多的107次点赞的评论是:“提个建议啊,我是好心,你们网评员(官方雇佣的水军)的模版该换换了,风格太一致了,一眼就能看出来。”

在新华社《工运之星》报导出炉之前,国内劳权团体及其声援者就预料到,该案会出现“官媒审判”。因他们注意到,同为官媒的佛山电视台,坚持要采访被捕者之一的何晓波的妻子杨敏。在杨敏拒绝后,电视台方面还提及此报导“无论如何都会播出”。因此,声援团体想到要在污名化报导播出之前作出反制,他们迅速发布“恶搞”文章《天啦噜!他们说,何晓波要上电视啦!》表达对“官媒审判”的担忧和质疑。

《工运之星》发出后,声援团体更注意到,该文与新华社早前针对维权律师文章《揭开“维权”事件的黑幕》的作者,同为记者邹伟。他们于是发布了指向邹伟的《寻人启事》,号召网民对其“人肉搜索”。何晓波妻子杨敏更向法院起诉邹伟和新华社作失实报道,目前法院未有回应,杨敏却遭到警察软禁并进驻家中。

相比于强大的官媒垄断,民间的反制力量微弱,甚至可能遭遇报复。但在“找邹伟”行动之后,新华社发出的针对桂敏海和彼得·达林的类似文章,悄然取消了记者署名;温州网发出的张凯案文章所署记者“温平”,似与《环球时报》的“单仁平”雷同,是寓意“温州平安”的暱称。民间反制虽然效果有限,但似乎已让基层执行者有所压力。

难回极权的年代,审判折损了谁?

“官媒审判”的前提,是对官媒无上权威的维护。今年央视春晚因意识形态色彩过于浓重引发批评后,新闻联播、焦点访谈等央视皇牌节目,还有诸多党报和官方学者,纷纷出面表扬力挺,维持官媒权威的压力可见一斑。官方重新垄断媒体工具、拔高官媒权威,使之为官方意识形态服务、塑造唯一的全能型领导人,媒体领域被意识形态化和去自由化。这成为当下中国威权韧性消失、再次走向极权的重要表征之一。

然而,现实又决定着中国难以完全回到极权,因为无论民间或是官僚体系,都难以对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恢复毛时代那样狂热、彻底的信仰,因此,有分析者用“新极权”或“次极权”来描述当今之中国。随着官媒越来越成为明摆的、作用单一的、不容质疑的意识形态工具,以及“上央视”越来越多地作为民间打压的必选套餐,普通民众对其难免信任度持续下降、免疫力逐渐上升,民间行动团体的反制手段,则会不断更新和多样化。

新的拉锯战怎样演绎?中国当局在官媒手段失效后有什么后手?有待进一步观察。

(赵思乐,自由撰稿人,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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