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方滨兴:防火墙、网络开放及信息传播自由|美国之音

5美国之音记者在乌镇互联网大会现场独家采访了中国工程院院士方滨兴,请他谈论网络安全和网络开放自由方面的问题。这位中国网络防火墙研发方面的专家表示,他早已离开防火墙研发领域。访谈中,方滨兴教授把中国防火墙不分良莠地屏蔽大量境外信息(尤其敏感信息)归咎于技术原因,并且对自己被称为中国防火长城之父和网上的相关负面评价感到无奈。

2016-11-18 叶兵

记者:我们很关心网络安全,再有您发明创造的这个防火墙,对于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开放,特别是强调创新、吸收外来经验和先进的技术和思想,它到底起的是什么作用呢?

方滨兴:任何时候,安全和发展是个矛盾因素。怎么解决问题?需要一个好的技术。技术要是好了,就不用搞得那么复杂了。你比方说韩国。韩国也有防火墙,你如果在韩国想访问朝鲜的某个网站,就访问不了。当然他会公开,他会说你访问的是不良网站,他还留个电话号码,你要是不服气,你就投诉我。他这个比较公开,这个是比较好。

但是所有问题在哪儿呢?我们的技术如果很差的话,就给用户带来了特别不好的体验。这就好比说,现在的美国有精确制导,平民伤亡极少。所以很多事情还是跟技术有关。当然了,还有一些事情可以有一些更好的处理方法。这个是政府的事情。因为我现在已经十年没做(有关防火墙)这个事情了。政府的政策也需要不断地调整。刚开始呢,因为大家突然来,政府有一套做法。等大家逐渐逐渐适应了,可能有另外一套做法,政府也在变化,所以属于公共政策方面的在于政府。

我现在不在圈子里,不了解这个情况。但有一点我想说的是技术层次,如果你有很好的技术,大家都体验得很好。因为我在干的那个年代,没有人(听不清),因为那个时候比较精准,没有这个问题。现在对抗的技术太复杂了,导致想防御的精准的能力就一下下降了。防御精准能力下降了,可能大众体验就比较差了。所以他应该解决精准的事情,如果很精准的时候,谁说话呀?

记者:一个是网络的安全,一个是网络的开放和自由。

方滨兴:这个主要是精准的技术,技术很精准,就不会有这个问题。现在是缺少这个技术。比方说谷歌德国,你打出希特勒,它给你的结果,最后一句就说,根据相关方面的回应,有些结果我给你过滤掉了,你要想了解这个情况,你就点某个键, 就显示说,根据德国监管部门报告,它移掉的是非法信息。但是你注意到,他整个搜索有大量的结果,就那么几条没有了。那就说明它很精准。哪个不行,我就把哪个拿掉,其他的,不是因为有希特勒的我就拿掉,是某些我们也不知道什么结果,因为拿掉就看不到这个结果了。总之他认为你不该看的就三条两条。所以说,你后面有好的技术支撑,政策就好执行。我觉得就缺少好的技术支撑。

记者:就是说您的初衷也并不是把国外先进的思想要挡在外面?

方滨兴:当然不是了。我十几年前干这个的时候,大家没有这个强烈的对抗,一说这个不好,就行了。但后来人家提供了大量的别的工具,把很多东西故意混在一些网站里边,这些网站也不好检测,那么有时候技术人员就处理不了了。处理不了,他采取的就是泛泛方式,这个泛泛的就导致网民抱怨。所以我觉得,需要大家共享的技术,因为,所有的国家都有他的有害信息,所有国家都有,但是很多国家都有它的好办法,这些办法大家都分享一下,分享就会把防范范围缩得很窄。

记者:中国的许多网民都称呼您是中国的防火墙之父,您对此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方滨兴:人家要说,我也没有办法,我就听,我从来不去回应这些话。有人要说你也拦不住,对吧?但是刚才我也说了,因为我比较长的时间不在这儿(防火墙研发领域)了,所以呢,我要真的在这儿,我会仔细琢磨这个技术的。当然我已经在十几年前就开始干别的方面的事情了。所以呢,对于这个技术,我很无奈,对很多事情很无奈,你左右不了这个局势,你又参与不了这个技术。 因为它不在我这个领域中。我十几年不在了,我到了北邮就不在这个领域中了。就是跟北邮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记者:您是主动选择离开这个行业的吗?

方滨兴:一个人的生涯应该发生变化,到了学校也是很好的事么。在一个地方,不需要搞那么长时间,现在我又变了,从北邮又到了产业了,对我来说,八年一变,八年一变,认得变化,这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记者:对现在的工作,感觉如何?

方滨兴:现在产业是很好,很多时候,我们从产业来看,成果很好么。当然这个距离(研发防火墙)就更远了,原来搞学术还能研究,现在就自主可控啊, 我们提的本质安全呐、聚合安全呐,从这些角度搞更多的研究了。

美国之音

冠冕堂皇與偷偷摸摸 中国办世界互联网大会|博谈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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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自由之家”刚公布中国蝉联网络自由度最差的国家,但中国政府并不在乎,11月16日如期在浙江乌镇举行主题为“创新驱动造福人类——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

2016-11-16

重申网络主权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6日上午透过视频发表演说,重申“坚持网络主权”,以“人类共同福祉为根本”,推动全球互联网治理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则出席大会并致辞,他提到应对网络安全挑战、维护良好秩序方面深化合作:“中国愿与国际一道,打击各种形式的网络攻击、网络恐怖主义活动和各类网络违法犯罪行为,保护知识产权、保护个人隐私,维护国家安全、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共同建设和平之网、安全之网。”

这场为期三天的大会,有来自全球110多个国家和地区、16个国际组织的1600位人士参与。与过去相同,大会主办方为参与者提供一点“小方便”。

据美国之音报导,会场内使用互联网仍受限,无法与外网的诸多网站连接,许多知名中、英文新闻网站都无法登录,但大会主办方特地提供WI-FI账号密码,通过此账号就可访问任何境外网站。

中国网友对此大会的评论,和去年一样充满讽刺。网友称,对于世界互联网大会在世界最大局域网国家召开,人民表示“墙裂支持”。

科技行业须反对新《网络安全法》

国际特赦组织在16日呼吁出席大会的科技行业领导者应向中国政府表明,他们无意串通一气,成为侵犯言论自由权与隐私权的同谋。

该组织发文指出,中国刚通过的新《网络安全法》,新法要求任何在中国营运的科技公司进行前所未有的严厉审查,并在没有足够保障措施以维护言论自由权和隐私权的情况下,要求这些公司将个人资料交给当局。

文中称,他们研究新法时发现,新法中描述的“网络主权”对开放和全球的互联网构成实际威胁;公司需要在没有足够保障措施的情况下,向当局提供访问“关键基础设施”的路径;公司若不遵从当局的要求会面临罚款、被暂停或终止业务;遵从新法的公司有助长人权侵犯的风险,违背其企业责任。

国际特赦组织中国研究员潘嘉伟表示,出席世界互联网大会的科技公司必须勇于公开反对新的《网络安全法》:“该法将侵权行径编篡成法,使中国的审查进一步推展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尽管刘云山致辞时称:“推动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

但潘嘉伟认为,新《网络安全法》对互联网的全球性和开放性构成实际威胁:“考虑在此等条件下营运的公司事实上会变成国家机关的监视人员,而此举则会令正当地行使权利的人陷入危机中。”

来自中国软件的监视

在人权与网络监管上劣迹斑斑的中国,举办这个以“造福人类”为主题的世界互联网大会,本身已是黑色幽默的话题。

致力于政治、民主自由与人权的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刚公布的2016年全球网络自由度调查报告中,以上网障碍、内容限制及侵犯用户权利作为三大指标,中国再度倒数第一,为网络最不自由的国家。

而美国国土安全部的承包商–信息安全公司Kryptowire近日发现安卓(Android)手机被大规模监视,一些手机被悄悄裝設由中国的上海广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Adups)编写的软件。

据《纽约时报》报导,Kryptowire发现该软件能将用户资料自动上传到中国服务器,每72小时定期启动,包含用户完整的短信内容、通联记录、联络清单、地理位置等都会被上传。包含华为(Huawei)和中兴(ZTE)等中国品牌手机都有预载。而影响最大的是国际客户、临时手机用户及预付话费的用户,但尚不清楚其影响范围有多大。

Kryptowire公司表示,这预装软件没有向用户披露这种监视功能,「即使你想知道,你也不可能知道有这个东西」。报导还提到,一般消费者并没有办法确定他们的手机是否有问题。

虽然广升回应称,此软件是帮助中国手机制造商观察手机用户行为。但美国当局仍表示,尚不清楚这是为了广告目的而进行的数据挖掘,或是一种中国政府收集情报的途径。

该报导指出,多年来,中国政府一直使用各种方法来过滤和跟踪互联网的使用,及监视在线对话。因此这个预装监视软件让人看到从中国公司,进而延伸到中国政府的一种监视手机的方式。

botan

张建德: 荒唐透顶的中国《网络安全法》|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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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管控一旦偏离了普遍、一般和持久的人性原则,就必然对人们的正当权利和正常生活产生不利影响。所谓的法律和政治,就必然变为人人厌恶的恶法和人人憎恨的恶政。特别是自由制度和人权文明已经发展为普世价值的现代社会,任何伪善文化与文明外衣最终是无法掩盖这种恶法恶政的。这个问题,每一个国家的领导核心与执政团队,都不能不详察明辨,因为,这才真正是影响“网络安全”、“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的重大事情啊!

2016-11-13

自11月7日起,《网络安全法》经全国人大审议、表决、通过,已经开始生效了,这是事关中国近十亿网民生活的一件大事。不知这个国家的主流媒体为何对这件事报道不多且鲜有评论,却对美国大选、韩国政治等丑闻事件兴趣盎然、鸡血满满?

不管“主流”媒体对西方的民主政治进行怎么样的丑陋描绘、劣性评价和没落判断,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是:随着网络信息的发展,中国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美国、台湾等地方的民主选举了,西方的公开选举和民主政治,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多影响了中国。

每一个清醒而远见的中国人都会认识到:美国大选与韩国政治各种丑闻的不断爆料,不但不是民主政治的劣根性、没落性与腐朽性表现,反而是其科学性、合理性和生命力的真正特质。正是各种政治黑暗、政治丑闻甚至是政治罪恶的及时曝光和不断暴露,才引起了整个社会的普遍关注与警惕防范,才不至于影响到整个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公平正义和良性发展。

这次的美国大选再一次证明:世界上从来就没有绝对完美的人,也没有绝对完美的圣贤和明君,民主制度也从不自认完美,自称绝对真理,而是不停地把那些不完美甚至丑恶的东西翻捯出来,在众目睽睽之下不断地自觉修正和自我改进。

那些全国只有一个声音——“我主圣明”、“领袖伟大”的国度,那些真理主义称霸宇宙、伟大思想不容质疑、大政方针不能妄议的国度,反而到处隐藏着众人看不到的罪恶。因为其善恶与功罪的判断标准,常常被特权利益者强行垄断,本来应有的客观性和常识性判断标准,已经不知何去了。这就让整个社会难辨善恶进而黑白颠倒,让参与罪恶的人浑然不觉而丧尽天良,不以为耻而反以为荣,一次次伤害着社会的良心良知和公平正义,伤害着一个个被孤立的个人、家庭和群体,一点点地积累着愤怒和仇恨,一步步走向混乱动荡和衰弱败亡。

那些根据表象而对西方民主进行简单、片面、浅显和粗俗的评论,其名目越大,越来自高层、高端的媒体和学术机构,越占据中国的舆论主流,就越显现出这个国家社会理论的简陋浅薄和整体无知,越增加了每一位清醒的国人对中国社会前行方向的焦虑和隐忧。

我从中国主流媒体对西方民主的评论中,完全看不到其政治的伟大、正确、光荣和各种自信,我只看到有一帮人,用对西方民主穷心尽力的贬损,来试图掩饰自己的浅薄无知或心虚理亏。

这个话题就暂且打住,还是回到我想说的《网络安全法》问题吧。

刚刚通过而生效的《网络安全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因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秩序,处置重大突发社会安全事件的需要,经国务院决定或者批准,可以在特定区域对网络通信采取限制等临时措施。

通读《网络安全法》全文,我的感觉是,所有对国家安全、社会秩序的保障和所有对网络谣言、网络诈骗、网络攻击的防范等说法,都好像在为《网络安全法》的这个五十八条准备其合理性与合法性。

但这个《五十八条》的合理性、合法性与其社会效果到底怎么样,我以为还有必要再认真思量。

我们都知道,网络与语言、文字一样,只是一种信息流传的通道和工具。所谓网络安全,应该是这个信息通道和工具的安全运行,也就是说,须保障所有信息(包括正反两向)的全息流传,而不是要对其进行任何有好恶色彩的干扰、限制和破坏。

对“特定区域”的网络通讯采取限制等临时性措施,尽管有“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秩序”作为前因和缘由,但在实质上,却正是对网络安全的干扰和破坏。

语言文字和网络信息,是人类灵性和智能发展而成就的文明工具,不是破坏“国家安全与社会公共秩序”的真凶和元凶。

不错,是有网络欺诈、伤害他人权利甚至是破坏“国家安全与社会公共秩序”的网络信息。可语言和文字不也是这样吗?难道为了“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中国也要像对待网络一样对待语言文字,再创建一些什么《语言安全法》和《文字安全法》吗?

作为的立法意向,应该从如何辨析和判断什么样的语言文字和网络信息,会伤害他人权利、危害国家安全、破坏社会秩序处来考量,应该从根本和源头,来防范语言文字和网络信息对个人权利、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的破坏性影响,而不是不问根由、舍本逐末,事到临头了才想起怎样限制通讯、阻断网络。

而事情一旦积累到“重大突发”且能影响和危害到“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的程度,就决不是一时之兴、一日之功,而是不平、不公、不满和愤怒仇恨日积月累到一定程度的结果,要不然,即便事件如何“重大和突发”,也不至于威胁到“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而事件一旦积累到威胁“国家安全与社会秩序”的程度,就决不是通过简单粗暴地“限制通讯”、阻断网络和隔离信息就能消除得了的。特别是在现代文明对网络信息已养成依赖性习惯的情况下,社会管理还按照旧有的僵化思维和管理模式,在紧急情况下实行强制措施,限制网络通讯,会不会让其中一部分人感到焦虑恐慌、孤立绝望而不顾一切、铤而走险?会不会让这个“特定区域”的一些人趁黑行窃、趁火打劫、肆无忌惮、无法无天?由于看不到真实信息,会不会有更大的、危害“国家安全与社会秩序”的谣言在瞬间风生水起,很快传遍全国,引发混乱动荡?

在某个限制了通讯,阻断了网络,信息暂时不能传播的特定区域”内,手机、摄像机、摄影机里的图片、音像都不存在了吗?把所有手机、摄像机、摄影机全部收缴管控,事件就不会在每一个人的头脑记忆中留存吗?一旦放开管控,会不会有各种更加残暴和血腥的谣言或是现场描述、记忆口述被迅速传播和扩散?

如今,已不是那个鸡犬之声相闻而老死不相往来的历史时期了,在当今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的“特定区域”,与周边地区甚至全国、全世界,都存在着无法隔断的依存关系和信息联系,这个“特定区域”绝对不会成为一个信息的孤岛。即便这个“特定区域”的所有人都被消灭了,但他们的亲朋好友可能遍布周边和全国各地。没有一点信息而不知死活的“特定区域”,会让周边区域和全国各地怎么想?会让整个世界怎么想?这不正给更危言耸听的谣言出现提供契机吗?这不正让整个国家和社会陷于更深的恐惧与更大愤怒中吗?限制通讯和阻断网络可能造成的恐慌和混乱,那些唯上是尊、体察圣意、帮权理政的立法者、审议者、表决者和通过者,你们考虑过吗?

与事后执法不同,审定立法必须遵循一般性、普遍性和持久性的人性原则,而不能是临时抱佛脚般头痛医头、脚疼医脚的简单举措。只有符合普遍性、一般性和持久性原则的法律,才能彰显其公平和正义,才易于公众接受和方便司法执行,才不至于产生不良影响、导致不良结果。

为了“国家安全与社会秩序”而背离普遍性、一般性和持久性原则的所有仓促立法、粗暴执法与简单行政,不但不会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产生持久的良性影响,反而彰显了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知识浅薄、简单愚蠢和野蛮粗暴,最终让立法行政变为恶法暴政,让司法人和执政者变为人世间的恶人、恶霸和恶魔。

至于什么网络主权之说,更是荒唐荒诞。网络的发明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所有国家,都没有谁主张什么网络主权,而我们这个对网络层层设防、信息处处受制的国家,竟然提出什么网络主权?这种国际级别的无知玩笑,难道就是中国的思想特色、文化特色和政治特色吗?是不是我们以后还要主张什么语言主权、文字主权、菜刀主权、煤气主权?

这让我又想起了中国荒唐至极的《慈善法》,其内容竟然规定:不经政府合法机构允许的民间私人募捐是非法行为,说是为了防范什么骗捐诈捐,保护人民的财产安全?那么市场交易也存在假冒伪劣等各种欺诈行为,我们是否就完全阻止和取缔民间的市场交易和自由贸易?民间的所有交易行为是不是也都需要某政府合法机构的批准与许可?驾驶汽车也不断出现各种违章违法行为和惨烈的交通事故,我们是否就要查禁所有车辆、封锁所有道路?所有道路的每一台车辆出行,是否也要某政府合法机构的批准与许可?官员不断出现贪污腐败行为,我们是否就要取缔一切政府?这些荒唐的立法逻辑是怎么生成的?背后又藏有怎样的立法动机?这些法律的根本原则与立法精神是什么?谁来给公众解释一下?

这种违反普遍原则和公正道义的立法和行政,这种本质是霸王规则和强盗逻辑的立法和行政,必然导致道德沦丧与人心冷漠的趋向和结果,这种趋向和结果,绝不是任何伪善文化和文明外衣所能掩饰得了的。

中国那些高高在上的伟大人物啊,不要说为了什么民族未来和国家前途,就是为了你们的既得利益,也该学点知识、长点心智吧!难道你们就一点也不了解和相信真正的人性规律、经济规律和社会规律吗?一点也没有想过:你们怎样在经济逐渐下行和彻底衰败之前见好就收与华丽转身吗?难道你们非要把改革开放、权利释放和西方市场经济与科学技术在中国近四十年所积累的社会财富,都送光耗尽、糟蹋干净,才知道回头吗?难道还不知道:现代世界的政治文明越来越照见了你们的虚假虚伪与虚张声势吗?难道还要在你们不堪回首的历史罪恶和政治污点上,再作新恶、再造罪孽吗?等到丑行和罪恶昭然若揭、原形毕露而大势已去再临时抱佛脚,再想回头是岸,到那时,还有你们的归岸和空间吗?

思想认识不避简单粗俗,有些浅薄幼稚的问题也需要说一说。有人可能会讲,菜刀也是工具,有人如果要拿它害人,法律就有权对这个工具进行收缴和管控,难道网络就是例外吗?我只能告诉他,对菜刀的这种收缴和管控必须有具体所指,必须明晰是针对哪一个人、哪一群人,针对一群人也须一个个仔细辨别并指明。不问青红皂白地对某一个人或一群人的刀具进行强行限制,一定会侵犯这些人的自由生活权利。

菜刀是这样,语言、文字、汽油、煤气、天然气和烟花、爆竹也是这样,汽油、煤气、天然气等也可能成为某些人制造燃烧瓶、燃烧弹来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的工具,但我们总不能为了“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而对某特殊区域的汽油、煤气和天然气进行全部限制和管控吧,我们总不能让这个区域的所有人都禁止使用这些东西吧?

为什么强大的美国连枪支都没有强禁,为什么他们不怕那些普遍留存于社会上的枪支会影响和威胁“国家安全与社会秩序”?而中国却担心网络、语言、文字、出版和新闻等等会影响“国家安全”,威胁“社会秩序”?

难道就仅仅因为网络在每个区域都有总端口而便于限制和管控,就可以对它进行立法限制与随意管控吗?

强制管控一旦偏离了普遍、一般和持久的人性原则,就必然对人们的正当权利和正常生活产生不利影响。所谓的法律和政治,就必然变为人人厌恶的恶法和人人憎恨的恶政。特别是自由制度和人权文明已经发展为普世价值的现代社会,任何伪善文化与文明外衣最终是无法掩盖这种恶法恶政的。这个问题,每一个国家的领导核心与执政团队,都不能不详察明辨,因为,这才真正是影响“网络安全”、“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的重大事情啊!

然而,这篇对中国当局和社会问题苦口婆心、良言规劝的文章,尽管题目和内容比今天呈现出来的更为诚恳与温和,竟然也到处受堵被删,在国内网站一刻也不能露面。难道这也是为了什么“网络安全”?那帮自称最自信的政权操控者与国家管理者,对所有的苦口良药和逆耳忠言不但一直充耳不闻、听而不问,而且现在已发展到不让人言的全面禁声阶段,只留下了那些颂圣浮言与自淫狂欢在自己搭建的舞台上自娱自乐。

浮华盛世下,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黑暗世界?中国将面临一个怎样的未来?身处全世界的中国人、中华人,难道还不应该好好思索吗?

minzhu

互联网公司配合党国自行编排设计关键字|明镜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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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公司的主要管理人员和宣传系统其它部门的领导一样,经常被邀请参加有关当前宣传政策的会议。

安玛丽‧布雷迪 2016-11-5

性犯罪、法轮功及宋祖英

2004年,黑客在中国网络空间发现了许多字被屏蔽,该屏蔽系统被安装在中国的即时通讯软件包内。在这些禁字中,三分之一的字与性有关,反映了中国坚决禁止色情的立场和色情网站在全球互联网的统治地位。还有三分之一的字与法轮功有关,这并未出乎人们的预料,因为该组织在网上有大量激烈的反中共言论。

余下的字则显现了中国政治中一些最敏感的话题,如“中俄边界”属被禁词,因为一些人指责江泽民“出卖”中国,在1999年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秘密协议承认中苏目前的边界。“六•四”由於众所周知的原因也在被禁之列,还有“多党”、“一党”、“台独”、“藏独”和“东土耳其斯坦”等词。

一些过去十年在位的高层领导的名字也在被禁之列,但有趣的是不是所有的领导。江泽民,还有朱熔基、胡锦涛和李长春的名字都在被禁之列。传言中江泽民的情人——宋祖英也在其中,还有“上海帮”——他们是江泽民在台上的政治支持者。有趣的是,拥有巨大权力而且近来又颇受争议的中宣部却未列入其中。

最初,人们认为这些关键字是由中宣部或党国体制内某个控制互联网的机构直接确定的。然而,进一步的调查却显示,这些关键字是互联网公司依据宣传官员提供的信息自行编排设计的。互联网公司的主要管理人员和宣传系统其它部门的领导一样,经常被邀请参加有关当前宣传政策的会议。

但是为什麽这些设在中国的互联网公司要自愿在中国的网络空间各自选定一列被禁字,而且它们很多还是外国公司?答案是配合党国及其对互联网继续控制的愿望,其好处大大高於与那些反党国或触犯敏感问题人的合作,比如法轮功和民运人士。互联网在中国蓬勃发展,而世界许多其它地方还处在亏损的境况。

2006年,中国拥有67万7500多个被批准的网站和超过1.1亿的网民。中国的互联网发展空间很大。在中国,用网吧上网比较便宜,半小时才花费5元钱(相当於80美分)。凡是有电话线又买得起配备有调解器的计算机(二手计算机只需付零售价的一小部分)的人都可以上网,其费用不会高於月电话费。

中低收入者也完全负担得起上网费。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情况恰恰相反,在那里上网很贵,而中国政府则通过市场确定价格,实际上促进了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市场收益颇丰,就要用遵守宣传政策来回报党国的慷慨。

公司必须参加政府审查,否则就会被逐出中国市场。目前,中宣部和外宣办控制互联网最有效的强制手段,大概就是它们分配或剥夺高利润合同的权力,将合同给那些听话的国营和商业机构。1999年,为了得到刊登新闻内容的许可,互联网站之间发生了一场激烈竞争;250家网站递交了申请,结果只有136家获得许可。新闻网站比其它大多数网站更吸引观众,因此也有更多的广告收入。

外宣办负责中国所有网站的许可权,自然,它只给远离争议内容的网站颁发许可,并关闭违反规定的网站。从2000年8月开始,九家官方网站被指定为中国官方在线新闻的旗舰网站,包括人民网、新华社、《中国日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一家IT新闻网站,以及由北京、上海和广东媒体机构分别设立的三家地方新闻网。50 报纸编辑必须宣传这九家网站,不得转载其它网站的付费新闻。

(《管理中国的信息通讯技术》连载5,《内幕》第41期)
明镜杂志

网民”翻墙”才知真相 对政府信任减低|自由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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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24日,北京师范大学发表报告,指民众通过“翻墙”浏览国外网站,会对于各级政府的信任度减低。(腾讯新闻网网站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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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作家秀才江湖指因为不信任政府,才会“翻墙”浏览国外的网站及发表评论。

北京师范大学发表调查报告,指大陆网民通过“翻墙”接触外国资讯,对政府的信任度会逐渐减弱。各地民众对乡镇政府的信任度是最低。有网络作家坦言,因不信任政府才会“翻墙”发表文章,有网民指,政府要将自由还给民众,才可挽回民众对政府的信任。

北京师范大学新媒体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张洪忠,上周六(24日)发布“2016年中国网民对政府信任度报告”,指民众通过“翻墙”浏览国外网站,会对于各级政府的信任度减低,经常于网上讽刺时弊的网络作家秀才江湖(原名吴斌)周二(27日)向本台表示,他就是不信任大陆政府,所以才会通过“翻墙”,浏览国外的网站及发表评论。

秀才江湖 : 因为国内的网站,他没有言论自由,他封屏封号,我发到微博的(文章),没办法畅所欲言,其实你说的话,没办法让别人看到,我就很无奈的选择去翻墙去表达,所以愈来愈多人想表达意见,只能选择“翻墙”,比较客观的新闻,国内网站也是被封杀的,也是看不到的,要是你想了解客观的事情,只能到国外网站“翻墙”。

报告认为,民众浏览大陆网站及使用大陆的交友工具,例如微信及QQ空间等,是代表民众对政府信任。上海市网民马亚莲回应指,不同意以上说法,她承认亦有用微信及QQ等交友工具,但是并不代表她信任政府。

马亚莲 : 我现在“翻墙”亦都很难,我现在“翻墙”也打不开(网页及资料等等)我们民众总要有发声的渠道,所以我用微信及微博等等的聊天工具,并不代表我对这个政府有信任,因为我没办法,我不用它(大陆交友工具),我还能用哪一个呢 ? 据我个人来说,我既然敢说,我就不怕给它(政府)抓,否则我就不要说,我用微信微博,可能对我来说有一定的威胁,但是,如果大家因为惧怕,大家都不发声,那么这个政府就会无法无天。

她表示,政府只要打击贪腐及将自由还给民众,这样才可以挽回民众对政府的信任。

马亚莲 : 包括现在的反腐败,他们(人民都在说)打贪官,比如说公开官员财产,放开言论,然后民主选举,但是,这一点,它(政府)做得到吗 ? 它做不到。

北京师范大学上周六举办中国传媒公信力论坛,由该大学新媒体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张洪忠发布“2016年中国网民对政府信任度报告”,报告通过对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三千份网民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当前中国网民对政府的信任度逐渐减弱,尤其是对乡镇地方政府的信任度最低。

自由亚洲

郭大眼: 依法治理”朋友圈”的背后|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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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机关下月起有权向单位或个人索要博客、微信朋友圈、手机简讯等网路平台电子数据。
2016-9-28

近日内地一则新闻,不大受到重视,但其对言论自由的影响,却可大可小。话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近日以“规范电子数据的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提高刑事案件办理质量”为由,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相关规定确认,博客、微博、微信朋友圈、贴吧、云端空间等网路平台,以及手机简讯、电子邮件、即时通讯、通讯群组传播的讯息为电子数据。从十月一日开始,公安、检察及法院等执法机关将有权向单位或个人索要相关电子数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

前年十月底,中共第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目标和任务,并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及“全面从严治党”等并列为“四个全面”。“四个全面”由总书记习近平提出后,被视为中共第五代领导集体的理论成果,不论在内地官方或民间,广获好评。

然而中共高层所倡议的“依法治国”,与国际社会所追求或施行的法治,不可同日而语,甚至在某程度上,两者存在根本的差别,甚或在精神上背道而驰。内地官方多年前常挂在口边的“法制”,近年来与世界其他许多国家奉行的“法治”混为一谈,然而“法制”和“法治”,虽同音同调,但一字之差,其背后的理念和精神却大异其趣。

中国古代法家的政治主张正是“以法治国”,韩非子将“法”、“术”和“势”总结成一套完整的理论。已故著名作家李谷城先生曾指出,在法家眼中,“法”是指体现以君主为代表的统治阶层意志的政策和法令;“术”是指任免、考核、赏罚各级官吏的方法和手段;“势”则是指君主的地位和权力。其主张的“以法治国”,系由君主规定明确的法律条文,并公布于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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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由德国哲学家康德等提出的现代文明中认许的“法治”,却是“法律至上”,主张颁行宪法,建立“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其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在于以法律保障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免受包括国家、政权等公权力的侵犯。

换言之,中共新领导层所致力推行的“法治”,是以当权者、统治阶层的角度出发,透过实质上将立法权的垄断(全国人大虽名义上是中国最高的权力机关,却归共产党领导),制定并颁布有利其执政的法律,让老百姓遵从信守,以利其管治。其“依法治国”,并没有现代文明的“法治”中,法律超越任何个人或党派,并以规范公权力为其中一个主要目的的精神。对此,国人不可不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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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文: 冻结时代抗争网络的保持|民主中国

2.jpg中共十八大以来,新极权体制对民间各领域进行持续扫荡,许多民间活跃人士被捕入狱,没有遭到打压的抗争者也多处于监控状态,过去曾经活跃的抗争网络也基本上陷入沉寂。如何维护和保存抗争网络成为当下民间必须严肃面对的问题。 政治是抗争的艺术,越是黑暗的时候,越能锤炼民间的潜能和意志,在保持网络存在的前提下,民间需要展开自己的抗争想象,于暗黑中聚集光亮,守望相助,抱团取暖,为大转型时代的到来储备薪火。

2016-8-31

中共十八大以来,新极权体制对民间各领域进行持续扫荡,许多民间活跃人士被捕入狱,没有遭到打压的抗争者也多处于监控状态,过去曾经活跃的抗争网络也基本上陷入沉寂。有论者称中国已进入冻结时代,这是维稳的2.0版。虽然判断稍显悲观,但也符合基本的观察。如何在这冻结时代保持民间的力量,储备变革的火种,也就是如何维护和保存抗争网络成为民间必须严肃面对的问题。

极权体制维持其统治最大的杀手锏是将民众切割成原子化的个体,让每个个体深陷于孤独无联结的深渊,在恐惧和冷漠的泥沼中徒劳的挣扎。极权体制最害怕公民的联合与聚集,最害怕各种形式的公民网络的形成,观察近年对民间的扫荡可以发现:极权体制不再满足于像过去那样针对活跃异议分子和抗争者个体进行打击,而是针对抗争网络和平台进行大规模扫荡,如709事件中对人权律师群体的抓捕,如对民间NGO的定点清除,极权体制试图通过对民间抗争网络中平台和节点的拔除来瓦解抗争网络,试图将抗争网络击打成一盘散沙的碎片。

极权体制的维稳系统并非盲动滥捕的机器,而是具有敏锐的情报整合能力和精密计算的打击能力,虽然它也会有各种官僚体制不可避免的盲点和误判,但纵观近年来对民间的扫荡,可以看出它基本上可称得上是“稳、准、狠”,客观分析这些情势并非要宣扬悲观论,而是如实揭示当前民间社会面对的险恶语境,并探讨在此语境下如何让抗争网络得以保存的路径。

笔者通过近些年线上线下的交流与观察,发现抗争网络的保存在冻结时代是完全可能的事情,维稳系统是由人组成的机器,它并非无所不能,也不可能无所不能,民间运用自己的智慧,创造抗争艺术,开掘抗争想象,开拓抗争空间是可能而且必须的事。

面对当下对民间的持续扫荡,有抗争者感慨的说:“过去我们总是想怎么去干,现在只能想怎么活。”——“活下来”已经是当下抗争者面临的头等大事,“活下来”是指抗争网络的保持存在,是在高压状态下抗争生态保持不被消灭的现实应对策略,“活下来”是抗争个体和集体与极权体制意志的较量,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信念和技巧,需要智慧和勇气。每个抗争者都有各自的方法,但共同的目标应该是明确的,那就是保持抗争网络的存在。

笔者在此提供粗浅的想法,挂一漏万,且供抛砖引玉:第一,让网络松散而紧密,也就是形散而神不散。鉴于目前的高压语境,全国性的集体行动不可能发动,纵向的全局性的抗争网络可保持沉寂和松散,而可以积极进行抗争网络的横向联合,尤其是深挖地域性抗争资源,培植地域性抗争团队,当下省会城市尤其是南方地区如湖南、广州抗争网络发展较好,湖南省不仅省会长沙市抗争网络很健全,各地州抗争网络也很活跃。笔者曾偶然路过衡阳,意想不到的是,在衡阳这个不算发达的内地中等城市,活跃的抗争者也有一二十人,他们中,既有八九一代,也有组党时代的民运人士,更有网络时代涌现出的公民,老中青结合,经常发声举牌,街头抗争屡屡闪耀。而且,他们也和全国其他地方的活跃网络保持着联系。

衡阳的抗争者集体是地域性网络的代表,全国其他地方如无锡苏州地区也有这样不错的网络。这种地域性的抗争团队是整个抗争网络中的基石。如果中国地域性的抗争网络能够不断地夯实和扩大,极权体制再强大也终会土崩瓦解。地域性的网络需要地域中的活跃人士的用心培育,不争一日之长短,注重团结和自我保护,定期或非定期的举办各种交流活动非常重要,如聚餐、办读书会、参加家庭教会、集体运动等等,积极利用社交媒体和同城的各种便利条件,进行长期而有效的互动,不断激活抗争网络,增加网络凝聚力和团队活力。守望相助,切忌是非,凝聚互动,保持活力,这应是保持地域性抗争网络的大原则。同时,地域性抗争网络也应注重向外交流,不时进行跨地域的城际之间的互动,如探望出狱良心犯及其家属,与来访公民交流抗争经验等等。

第二、聚焦人权个案,以小圈子为行动网络,发起抗争行动。2016年上半年,民间比较瞩目的事件之一是为声援狱中良心犯郭飞雄进行的联署签名和公民接力绝食行动。绝食行动以为郭飞雄就医转监狱为主要诉求,据媒体报道,自2016年5月4日发起公民接力绝食行动,一直到8月22日,“绝食接力救飞雄”活动进行了111天,接力绝食总人数达525人次,有公民还多次参与绝食,绝食行动在郭飞雄被转移监狱后成功落下帷幕。有许多公民在冒着被传唤、拘捕的风险参加绝食行动。有观察者认为这是大陆民间第三次大规模的接力绝食行动,其参与的人次为三次接力绝食行动之首。如果把此次行动放在709事件之后民间被大扫荡的背景下来看,此次接力绝食行动可谓逆流而上,公民们呈现出的勇气和担当尤其值得称道,民间抗争网络收获了一次被激活的机会。

笔者一直关注此次行动,据观察,此次接力绝食来源于民间小圈子的一次行动倡议,发起者对动员规模和行动走向难以有充分的研判,在面对郭飞雄重病的人道困境时,不得不站出来发声呼吁,而最后呈现出来的民间动员的广度和深度却出乎人意料。郭飞雄的符号性意义和民间被残酷打压的悲情氛围,成为此次行动得以发酵和成功持续下去的主要原因。这次行动一举打破了新极权语境下抗争网络被击碎的悲观判断。由少数活跃抗争者发起倡议,依靠小圈子策略,进行网络动员和扩散,既能将风险控制到最小,又能聚集焦点,表达具体诉求,凝聚抗争网络,挖掘动员潜能,提振民间士气,在当下民间被残酷扫荡的语境下,尤其能彰显抗争者的意志和品格。

抗争网络的保持是当前民间坚守的防线,如果抗争网络在新极权的进攻下各个击破,那将是极其悲惨的事情。政治是抗争的艺术,越是黑暗的时候,越能锤炼民间的潜能和意志,在保持网络存在的前提下,民间需要展开自己的抗争想象,于暗黑中聚集光亮,守望相助,抱团取暖,为大转型时代的到来储备薪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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