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卫方谈贾敬龙案: 周强政治上很小心|博谈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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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7日中国社交网上传出一则饭局上的录像,内容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与其他人谈贾敬龙案,贺卫方表达他认为贾敬龙不该判死刑的观点外,还谈及了最高法院院长周强。

2016-11-18 苏智敏

饭局上的录像

这个长度仅有2分01秒的录像,只见贺卫方说,他认为粗野的强拆婚房,让贾敬龙的婚姻破灭,当地这样的行为有严重过错,是犯罪。贺卫方强调他认为杀人不可原谅,但贾敬龙的情况“可以有稍微一点点值得原谅的”。他并以美国为例子:“在美国如果一个人闯进我的住宅里,可以开枪打死他,不存在任何的刑事责任。”

接着,贺卫方表示为贾敬龙的命运感到遗憾,“我们呼吁、呐喊…..”,紧接着他称,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和4个副院长都是他的同届大学同学,他想“稍做一点努力”,让周强改判死刑缓刑,“但是没有办法,纠正不了”。

贺卫方认为不改判的原因是:“我觉得周强现在,政治方面,上届十八大开会之前,好多港澳台的媒体都在鼓吹说,他会进入政治局,成为政治上的一个新星,最后没进入,当然这和令计划有关系,所以他现在政治方面,他特别是谨慎小心的,好像不愿意做任何……”贺卫方说到此,视频即结束。

这个疑似私自录下的录像,一度在微博上广传,并引来网友热议,但目前转发的视频皆已被删除,在微博上输入“贺卫方”三字,只显示未找到相关结果。

仿佛是前央视主持人毕福剑的翻版,已有网友为贺卫方担心,并批评这个将视频上传的人士。而贺卫方在17日上午发表一则谈及废死的微博内容后,尚无针对外流录像作回应。17日谈及废死的微博内容也显然跟贾敬龙有关:“既然现行司法体系无法做到公正和平等地判决死刑案件,同样犯罪,权贵和小民不能得到同等对待,那么还是把死刑废除了吧!”

争议案件

现任最高法院院长周强的身上,有几件备受争议的案件。

2012年,在周强任职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期间,发生李旺阳事件,被软禁的失明民运分子李旺阳于医院离奇上吊死亡,当局宣称是自杀,但外界认为严重缺乏依据且疑点重重。周强仍公开对媒体表示,李旺阳死于自杀,证据确凿:“湖南公民中没有人对这个事件提出过任何质疑。”

同样在周强主政湖南期间,发生唐慧劳教案。湖南永州居民唐慧因对女儿“被强奸及被迫卖淫”案审判结果不服而到永州市人民政府和湖南省人民政府上访,结果反而遭当局劳动教养。

2013年7月12日,原湖南三馆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湘西州政协委员曾成杰因“湘西非法集资案主犯”而在这天被匆匆处决。

隔天,曾成杰的代理律师王少光发表紧急声明,暗示周强伙同湖南官员为掩盖“黑打”占财(一审前曾的企业资产被“贱卖”)而杀人灭口、为保位升官而不择手段“维稳”的嫌疑:“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在)案发时是湖南省长,在湖南高院判处曾成杰死刑时是省委书记。湖南高院2012年2月19日做出二审判决,直到2013年3月周强从湖南到任最高法院院长前,最高法院都没有核准,周强当院长后不到三个月核准。”

2009年5月,沈阳小贩夏俊峰在城管暴力执法下,用随身携带的切肠刀刺死两名城管,被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虽然夏俊峰辩护律师认为,是城管野蛮执法在先,夏俊峰属正当防卫,但经历多次上诉及民间不断呼吁免除死刑之下,在周强于2013年3月15日就任最高法院院长后,同年的9月25日,夏俊峰仍被执行死刑。

2014年3月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在湖南代表团审议“两高”报告时,谈起夏俊峰案,周强甚至强调“这种人不杀就非常危险……这个社会就会天下大乱”。

bo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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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卫方: 那些事对你们是历史, 对我们是现实|报导者

走在景美人权园区,穿过一间间无法伸张正义的军事法庭,甫满56岁的贺卫方收起笑容,对随行的记者说:「每天都在发生对你们是历史,对我们是现实的事。」

2016-7-28

文/赖子歆 摄影/林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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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卫方到景美人权文化园区参访,与白色恐怖受难人吴俊宏交流。 (摄影/林佑恩)

贺卫方是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过去二、三十年间是中国法律界演讲次数最多的学者,微博粉丝数超过187万。他曾挑战退役军人没法律专业就直接当法官的恶习、曾在薄熙来在重庆当权时就公开批判他的「唱红打黑」,人民网和百度都认为他是中国当今法学界最有影响力的法学家,2011年美国杂志《外交政策》年度全球百名思想家,他也入列。

身为一位积极推动中国司法改革的公共知识份子,贺卫方的朋友经常打电话要他注意、小心,而接受《报导者》专访时,他毫不讳言他的手机时刻遭监听,一言一行都在北京当局掌握中,「我现在没有秘密,我是个透明人。」

这次访台前,北大校方表达担忧,怕他又惹麻烦,希望他别去,他的博客也因不明原因无法更新,但贺卫方不以为意,还是来了。

贺卫方上次「惹麻烦」是在2012年,与参加论坛的学者一同到总统府见马英九。回到北京时北大党委质问他,到台湾怎么会到处走,「我说我办了自由行,就可以到处走啊,走著走著就走到总统府里面了。」

贺卫方笑说,后来发现违反纪律的地方是在青天白日旗下照相,见面握手的人倒无关紧要。

2007年的「麻烦」更为严重些。他来台接受媒体专访时说「中国应该把社会主义的外衣脱掉」,「因为你披著社会主义的外衣,但是你做的事又不特别符合社会主义。」最后因为当局的「宽容」逃过一劫。

他这次来台不知又有什么风险,当记者对此表达担忧时,贺卫方回头安慰我们,「我自己知道什么时候是真危险,什麽时候是假危险,所以我胆子大的时候都表示现在事实上没有危险。」

打从娘胎 死神伴左右

贺卫方对自身处境的坦然,或许来自于还未出生前,死神便在他身边徘徊。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中国正临史上大饥荒,贺的母亲生了胎男孩后,不巧又怀孕。她吞下当军医的丈夫开给她各式各样的药,好打掉腹里的孩子,但没料到孩子如此坚毅,硬是活下来。多年后,贺卫方的母亲有时候会跟他说「很对不起你,还没出生的时候就让你受了这么多苦⋯⋯。」

1960年7月落地,生在饥荒年代,贺卫方的儿时印象除了天空偶尔飘来「蒋总统将解救大陆同胞」的传单,对生活最强烈的感受只能用一个字形容:饿。

这股「饿」意不但是生理上的饥饿,也是精神上的贫穷匮乏。

「小时候生活很苦,吃不饱饭。」饥荒之年,人们天天以地瓜、玉米馕裹腹,吃到馒头的日子「就觉得是美好的生活」。到了要上小学的时候,正逢文化大革命(1966)开始,「所以我没接触过唐诗宋词只接触过毛泽东的诗词,没接触过古典的戏剧,只知道毛泽东夫人(江青)推动的样板戏。」

10岁那年,贺卫方的父亲不堪文革激烈批斗折磨,自杀身亡。

贺父曾任职军医,虽已离开军队,收入仍比其他人高一些。贺卫方回想当时的政治迫害,「不完全出于政治的目的,而是出于其他奇奇怪怪的事情,比方说,你的收入比我高我很生气,或是大家平常相处不好,父亲受不了这样可怕的天天折磨天天批斗,所以就自杀了。」

贺父之死最后被定调为「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意思是他的死本身也变成一种罪恶,成为留下来的人所需背负的十字架。

「我在十五、六岁的时候,心里面特别怨恨。」少年时期的贺卫方想,如果父亲没去世,他的命运会不一样。他可以在城市里生活,或是到部队去,甚至有机会被提拔成党的官员,但如今一切无望,「感觉到自己没有前途。」

父亲的死虽然看似断绝了贺卫方的生路,但在生前,父亲早已为他备好一把生存利器:文字能力。

「小时候父亲特别培养我读报的能力。父亲订了两份报纸,一份是《人民日报》,另一份是《参考消息》,每次他看完了就告诉我这是什么字。」这份读报练习,让贺卫方在6岁那年就进了小学。

「文革少年」贺卫方像条贪食蛇,吞下所有可接触到的文字。「文革的时候特别的苦闷,因为无书可读,也读了一些当时流行的革命小说,都是完美的英雄人物。也喜欢看电影剧本,当时特别喜欢,想说能不能写些电影剧本出来。」

贺卫方后来到重庆读法律,再到北京政法学院(今为中国政法大学)学习西方法律史,他原来的导演梦虽没成真,但他的文青性格,却为日后严肃的法律之路添增了许多人味。

六四启蒙 从没有意义到积极入世

看贺卫方写文章,犀利中带著霸气。但本人却有极大的反差,儒雅温文,完全不给人压迫感。

年轻时的「小贺」一开始不问世事。当时他学的是中世纪欧洲教会法,喜欢无为逍遥的老庄思想,著迷熬夜篆刻金石,身体力行「不做无益之事,何遣有涯之生」。

当家乡有人遇到法律案件想请教他,他回答:「我不懂……如果你的案件涉及到欧洲中世纪的教会那边的法律我可以告诉你一点」,至于现实的东西,他不关注。

或许是父亲文革时自杀的死亡记忆,也或许目睹毛泽东一人如何倒行逆施扭曲了中国,年轻时的贺卫方觉得,要为国家做有意义的事情,或是做一个有意义的人,这件事本身没有意义。

直到1989年,政治和死亡再度携手来到他眼前,逼得贺卫方不得不直视现实。

6月4日早晨五点钟,贺卫方被激烈的敲门声惊醒,他的同学兼同事站在门口、满脸的泪水,喊著他的名说:「卫方,杀人了!杀人了!」贺卫方赶到学校门前,学校主楼前的小广场拉进了5具尸体,鲜红血液流满地面。

「那一刻,我就觉得,哎呀!为什么会是这样子?」

贺卫方研究西方法律制度,清楚明白法律演进史就是逐步限制政府权力的历史,就是让任何冲突逐步回归理性的平台,好加以判断、解决的历史。贺卫方问自己,「为什么其他国家可以逐渐走向限制政府的权力,走向任何冲突都可以接近和平的解决,而我们眼前这样一个事实告诉我们,中国还是一个野蛮国家、还处于丛林的状态?」

那5具躺在地上的年轻尸体,排列成贺卫方对现世中国的基本叩问。90年代以降,他便入世,从教学、演说、著述开始,一点一滴推动他理想的司法改革。

1998年,38岁,他应报纸《南方周末》之邀,写法学专栏「法眼」。首篇文章〈复转军人进法院〉便直批军队集团陋习,指法官如同医生,皆是人命关天,退役军人若要成为法官,理应受过专业法学教育,并符合法官任职的其他要求。

这些今日看起来再稀松平常不过的论点,在当时却掀起轩然大波,因为贺卫方的笔实在锋利,刀刀见骨。

他写到,「医生固然是人命关天,难道法官这种职业不是人命关天么?差异当然是有的,那就是医生是把将死的人往活里救,法官则经常是把个大活人往阎王那里送。但他们的职业都关乎人命却并无二致。……人头不比韭菜,割下可以重生……昏官或赃官错判死刑,冤死鬼一命呜呼之后,什么都完了。平反昭雪之类,不过是安慰安慰活人或后人而已。」

结果是军方逼著《南周》道歉,但此议题也因舆论讨论引发更高重视,吹响中国法律专业化的号角。终于在2000年,中国确立司法执业门槛为大学本科教育(四年)毕业,同时确立要做法官或律师,必须通过司法考试方可执业。

半死不活的时刻 坚信普世价值

这样的公知力道在日后日益猛烈,他到各地演讲、接受媒体访问,不遗馀力展开宣扬普世价值的「布道大会」。

譬如言论自由,2005年接受《凤凰网》访问时他说,「我们不是猪、不是狗,可以说吃饱了我们就没事了。我们是人,我们人需要表达自己。」譬如大学独立,2008年北大毕业典礼上他致词,「独立即不畏权势,不媚流俗。自由便是在研究与学习中以学术与知识的本源为指向,不受任何非学术因素的干扰。」

但习近平上台后风向转变,对高校教师开始祭出「七不讲」,不能讲普世价值、、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以及司法独立;不少知识份子襟声,或转而在任何关于自由与公民的字眼前加上「中国特色」。但贺卫方却依然亳不改色畅谈普世价值。

2014年接受《财新》访问时,他说「一个良好的社会方式,一定是最大限度开放言论空间,哪怕是对政府表达不满或是激烈的观点⋯⋯没有哪个真正追求正义的政府是因为言论自由而倒台的。」

接受《报导者》专访时,贺卫方谈新闻自由重要性在监督和揭露社会的贪腐,但是中国没有新闻自由,「我们总是能把丧事当喜事来看,出现了之后我们就说这体现了党反对腐败的决心,但是不断的出现,大家不就觉得你这个党就是腐败的党。这没办法解决问题。」

然而就在《报导者》专访前一天,传来中国敢言杂志《炎黄春秋》发表停刊声明。声明指出有关当局侵犯中国宪法第35条赋予公民的出版自由,更派人强行进入办公室,窃取、修改官网密码。而这只是冰山一角。

中国法制在追求普世价值的道路上,在贺卫方看来,如今已是「半死不活」。

贺卫方解释,90年代因为邓小平推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需要法制保障,司法改革变得非常活跃。但是2003年保守派周永康掌权,从身兼国务委员和公安部部长到全面负责中共政法工作,社会风声鹤唳,追求普世价值的行动也逐渐褪色。

近年中国更进一步紧缩与打压自由空间,相关行动逐渐外溢到香港或台湾,在媒体上「被道歉」的事件频传,贺卫方认为当前种种的背后是「叠加效应」所致。

他分析,新一代领导人习近平的文革思想色彩和拯救政党、重做世界共产主义领袖的野心,加上人们期盼强人出世,才能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再叠上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的自我感觉良好,层层叠叠构筑出一股庞大的社会保守力量。

于是中国可以不遵守过去承诺,也可以不遵守国际社会的游戏规则,「我不愿做的事情,你拿我也没办法。我到香港去拿你铜锣湾书店的人给抓来,怎么了,你不高兴,你有办法吗?你拿我怎么办?」

贺卫方形容,这是接近晚清时期「一种不知好歹,不理解真正的是非,不懂得究竟对方要求的是什么」的「可笑状态」。于是本来要用来向台湾展示「」可行的香港,港人反倒愈来愈离心离德,台湾这边更是出现「票投国民党,台湾变香港」的口号。

「你用蛮力、用强权,最后变得愈来愈孤家寡人,」贺卫方语重心长。

贺卫方

直视幽谷而生的力量

由蛮力和强权组成的那隻看不见的手,也在贺卫方身上施展了力量。

贺卫方在2009年不明不白地被派到新疆石河子大学支援教育。问起他真正原因,他只淡淡说不大好说,因为北大也没跟他明确说过缘由。倒是贺卫方的好友,作家章诒和在他俩合写的随笔集《四手联弹》里写道,「别人为之惋惜,我偏偏替他高兴——一个思想观念颇新、中国文人气质颇浓的学者,终有一个扑向大自然的机会了!」

那段时间,老庄「自然无为」的气息又在贺卫方身上重现。他形容那2年「太美好」,获得「莫大的收益」,更引发他探索当地历史语言文化,「变成一个半瓶子醋的新疆专家。」

虽然贺卫方对自己的处遇总能退一步看,但在2011年终究感受到了恐惧与死亡的威胁。

时序回到2007年,薄熙来在入主重庆,开始「唱红打黑」大戏,弘扬共产主义、打击黑社会,以维护社会稳定。过程罔顾法制,冤狱频传,愈演愈烈。

2011年,贺卫方忍不住写下〈为了法治,为了我们心中那一份理想——致重庆的公开信〉一文,直陈重庆时局「令人恍然有时光倒流、文革重演之感」。信中指出「打黑」行动中判决过程违宪、违反审判独立和程序正义,更直接点名当时的重庆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对他说「没有独立的司法,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

记者问他,写这封信时为什么恐惧?贺卫方回答,「我认为如果他们真的急了眼,会把我干掉。」

所以贺卫方决定率先一步,在文章最后提及关于死亡的问题。「无论是权倾一时者,还是屈辱偷生者,生命注定是朝向死亡的⋯⋯砍头和枪杀都会留下可怕的伤痕,不过,那却是一种无需治疗的创伤。」

因为死了,所以无需治疗。「写出来之后变得更释然。如果真的出了那种事,我想想我自己活的时间已经比我父亲长多了,」贺卫方又笑。

这封信在博客上发表后,成为贺卫方这辈子写过迄今影响最大的文章。

将近28万的阅读量,上万条评论,转发不计其数。法律界、关注法律的、庙堂之上的人都读了。该文并收录在商务印书馆《梦想与路径:1911-2011百年文萃》书中,成为2011年的代表文章。

个体在恐怖体内存活的策略是什么呢?贺卫方自有其见解,「人有时候减少自己危险的方式是,把自己做得愈来愈有影响力,你的危险度就降低一点。」另方面,贺卫方把自己定位为「只是说说」的「倡议者」而非「行动者」或「组织者」,採取似水委婉、不轻易与人激烈碰撞的态度来应对外部的力量。

与警察或党委喝茶谈话时,「我会很温和但是坚定地回应他们,告诉他们我自己相信、我自己追求的目标和表达的观点,我认为是更加合理的政权,而且更加对党好,对国家好。我并没有要去破坏国家的任何意图。」

谈到中国经济实力让台湾也许会自我阉割以分享果实,进而遗忘自己所拥有的,贺卫方感叹,许多人太功利,商人太珍惜自己的市场机会,或是太不了解共产党的缺陷,反而容易转身吹捧甚至拥抱令人颤抖的过去。

曾经亲身经历灾难、用身体铭刻伤痛的人如他,则会永远保持警惕。

专访当天下午,贺卫方参观了景美人权园区,眼前曾是军事法庭、看守所的建筑,化成教育和纪念的历史遗物,他认为这在在印证「其实人类社会必然走到一种普遍化的尊重人权,尊重人的最基本的自由追求。我相信这种东西是普世价值。」

如果台湾的过往历史,不公不义的司法判决是中国的每日现实,而「天亮之前那段时间特别黑」,贺卫方仍会持续传道论法,直到天亮的那一刻降临。

附注:7/30下午2点,贺卫方将参加龙应台文化基金会在空总创新基地举办的思沙龙讲座,讲题「夹在意识形态中,司法改革怎么走?」

贺卫方:共產党竟是“地下党”|台湾联合报

bg (1)习近平有红二代使命感,保证共产党江山千秋万代 。
毛式语言仍是禁忌难突破,「我只能回答到这里了!」2016/07/31

北京大学法学院知名教授贺卫方,近日受邀来台湾参访考察,昨天在龙应台文化基金会「思沙龙」上,就「夹在意识形态中、司法改革怎么走?」为题,与台湾听众分享他长年对大陆政治或司法改革的「隐喻式」看法。以下是演讲概要。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记者林克伦/摄影

外界好奇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会将中国带向何方?贺卫方回答前先幽默地说:「这个事,我得先考虑一下,我要怎么说?我才回得去!」引起台下大笑。他认为,一个人所处时代,或一个事件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习近平出生于1953年,基本的知识观念主要来自文革年代。

贺卫方表示,

习「似乎有种使命感」,不同于前任江泽民、胡锦涛像是职业经理人,习更像是集权力于一身的总经理或董事长;从习对「苏东波」的观感看,他非常不喜欢那样的变化,他更多是要保证共产党的江山千秋万代传承下去,有种「红二代」使命感。

他指出,这种使命感在中共党内是有市场的,且再观察可发现,要突破某种语言风格是很难的,像现在提起毛泽东,都还是说「毛主席如何如何,都带著职称」;若是直接说毛泽东如何,「这是犯忌的,毛仍然是一个很难否定的符号!」

就此,贺卫方认为,习目前并无想要改变此政治格局的意愿,且他本人也无此能力改变,毕竟他欠缺像毛邓那种克理斯玛(Charisma)般的权威,而这又与从政经历有关,习在担任总书记前仅是普通地方官员,难有登高一呼、万众响应的独特魅力。

至于中国或中共未来的走向,贺卫方以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为例指出,金曾说国际共产运动在世界各国出现许多失败,最大问题是没能解决接班人问题,只有朝鲜(北韩)解决好了,中国很难走到这条路,「我只能回答到这里了!」

关于中共是否会在2021年百年党庆时修宪?贺卫方表示,目前大陆有人提改成「总统制」,习近平担任两届总书记后修宪、再担任第一任总统当5年等提议;不过,执政初期採集权方式常受欢迎,但时间一久、会有人怀疑,「中国很难像俄罗斯二人转!」

政治打压律师 终将自找苦吃

在大陆维权律师议题上,贺卫方指出,大陆律师群体壮大得非常快,30多年前才100多个律师,现有30万名以上、总数量超过法官与检察官,但因为司法制度缘故,律师现也变成一个抗争群体。

主因来自法庭审判的不公正与不独立,法院对客户信息的保密不足等等。贺卫方表示,这导致大陆出现争取权益的「死磕派」律师,也让律师被政府认为是社会害群之马,但最愚蠢的是把律师变成革命家。

他认为,律师最擅长的地方是法庭,把人民的愤怒透过在法庭上的法言法语加以解决,律师其实是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桥梁;贺卫方强调,打压律师会对社会带来可怕后果,但「短期内看不到(改变)希望,目前还是特别压制」。

在大陆司法体制改革上,贺卫方指出,中国文化欠缺对司法机关的独特理解,对等级观念非常重,但又强调平等,结果是官大一级压死人;行政权力平行移植到司法机关导致法院官僚化,这无法形成良好的司法体系。

若以法院、检察院与律师的三者运行看,更凸显法院的地位低落。贺卫方表示,大陆讲「公检法」,公安是老大,公安部长的地位高于最高法院院长、最高检察院院长;即公安是做饭、检察院端饭、法院吃饭,且是「做什么、就吃什么,还不能挑食」。

不过,贺卫方也认为,律师司法官的国家考试,让法律人产生共同体观念,已有不少法官试著採取外国判例做判决;他以维权律师浦志强为例说,人离开看守所后,「手腕上多了一块表、脱不掉,浦抱怨说国产的不行,人在北京、却显示在广州!」

贺卫方以广东乌坎村为例说,村民想像最高领导人是最好的,希望阳光能照射到身斗小民身上,所以上访制度才会变成「皇上见不著、千方百计到京城」,古代与现代均如此;而信访条例规定各部门设信访单位,却又禁止人民到北京上访,结果演变成「洋上访」,领导人出国时在国外上访。

缺法治 党什么都要管

对于国家与社会间的矛盾如何解决,贺卫方认为,不能只依靠党或政府,社会若无足够压力,政府不会做;他以地方选举为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有70多年历史,但选举才选到村长;现在各基层组织都要设党支部,「党什么都管,最后是心太软,什么都自己扛。」

是否能从马克思主义去寻求解套?贺卫方指出,麻烦在党的问题,例如共青团为何不回归成民间组织,且中国共产党没有注册登记,70多年保持地下党、在自己的国家里「潜水」;他认为,政党应回归社会组织,让各组织有竞争关系,才能树立公信力。

他还以考察台南的中学教育为例表示,教育是要培养现代公民概念,理解何谓司法、法院、民主、政党竞争等观念;大陆仍将教育视作意识形态的斗争阵地,对现代政府、自由等观念做得太差,奠定好基础教育,问题会少很多。

联合报/林克伦报导
联合报/李承宇、须冠达、刘郁玮 製作
主图/林克伦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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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学家贺卫方呼吁取消团中央财政供养 | 美国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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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03-28 作者: 海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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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卫方星期天下午发微博挑战团中央(网络图片/微博截图)

    继中国地产名人、素有“任大炮”之称的任志强,去年挑战共青团中央“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口号骗人几十年后,敢言的北京大学法院学教授贺卫方星期天下午发布微博,呼吁人大公布团中央在职人员职级配备,取消团中央政府预算供养和团中央及类似团体的行政级别等,引发外界广泛反响。

    知名法学家贺卫方3月27日发微博呼吁,要求公布团中央人员和职级配备等情况;人大公布团中央本年度预算详细数字;共青团本是一个群众团体或非政府组织,不应由政府预算供养。可否考虑逐渐回归本位,由团费和募捐来自养,日常业务大量招募自愿者从事以减少开支;呼吁取消团中央及类似团体的行政级别。

    支持回应热烈

    据报道,贺卫方的四条呼吁获得很多人的回应和支持,短短三个小时转评就超过五千八百人,评论多达二千六百多人,另有五千六百多人点赞。敢言经济学家王福重教授还在贺卫方建议基础上补充一条,“要求团中央公布工作人员子女在西方受教育的情况”。不过,新浪很快就关闭了评论和转评功能,后来就连微博本身也给删除。

    这是中国民间再一次就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展开公开讨论。此前,地产名人、原北京华远集团总裁任志强,去年9月撰文炮轰共青团中央再提“要做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口号,称曾被蒙骗十几年,引发与团中央的辩论。

    团中央机关报中国青年报前冰点周刊主编李大同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赞同贺卫方教授的呼吁,称正常的国家就应当党政分开,政党和社会团体的预算不应当由纳税人承担。

    他说:“是有道理的。事实上,不仅团中央,中共的党务部门都应该做这个相应的公开。执政党整个就是要纳税人的钱养活,一个政党怎么可以用纳税人、国库的钱养着。很不好的中国特色。应该再由人大审议,审议各个党群部门的开支,并且公开披露。”

    去年3月,有社科界政协委员在人大政协两会讨论中提出,包括共青团在内的群众社团应退出财政供养,建议国家对群众性团体自筹的一切费用和结余实行免税。该建议获得许多支持,但也遇到一些反对声音。资深媒体人李大同表示,许多政府财政供养的群众团体实际上的作用已经不大。

    他说:“有三大所谓的群众组织,共青团、妇联还一个是工会。这三个组织都是中国特色下的政治僵尸,没有任何的作用,都在那儿耗费着纳税人的钱财。但是在社会上起不到任何作用,有时候反倒是反面作用。”

    大批网友对贺卫方微博呼吁表示支持。一位网友说,“共青团近两年的表现,实在是让人反感乃至厌恶,狂热的意识形态话语之外一无所长。用纳税人的钱养这么一帮只会嘴皮子功夫的人,完全没必要”。

    有人表示,“作为一个群团组织不应该花纳税人的钱,财政不应该供养这些闲人。这是全世界的共识”;“冤大头供养的远不止这样一个不三不四的团体”,有民众则回应称,“共青团确实不三不四,他们是‘五’,五毛的‘五’”。

    还有人认为,“红十字、工会、妇联,各种协会和其他社党团体都必须得废黜行政编制,不能由纳税人供养” 。更有民众提出,“所有旨在控制人的思想的组织,都应该被取缔。”

    共青团有人反批

    不过,记者在网上搜索贺卫方星期天微博时,发现海疆在线的海疆论坛星期一中午登载一篇由共青团福建省宁德市漳湾镇团委书记王银川向贺卫方发出公开信,回应贺卫方的四个呼吁,并要求贺卫方说清楚十个问题。毛左派的大本营乌有之乡星期一下午转载了这篇公开信。

    这位也是西南政法大学毕业、后参军入伍,历任排长、保卫干事、政治指导员、宣传干事,2014年转业的王书记在公开信中称,贺卫方的头两条有关团中央人员和职级配备以及年度预算详细数字都是公开的。对于后两条关于共青团不应由财政供养、取消团中央及类似团体行政级别,王书记则指责贺卫方作为党员,与党中央和习近平提出的加强群团工作的要求背道而驰。

    随后,王书记在对贺卫方“心里话”的十个问题上,对贺卫方曾获得“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颁发的“第24届杰出民主人士奖”、“维基解密”爆出他是美国的“线人”、他作为党员的言论,以及对马恩,“特别是毛泽东这样一些拥有共产主义信仰的伟人怀着刻骨铭心的仇恨”等方面,进行了详尽的攻击。

    王书记最后表示,“真的就想问一句:您公然发表那么多言论,也是党内民主?您发表的那么多和《党章》不一致、和党中央不一致的言论,也能算“批评党”?您把党内同志和人民群众的智商就想象的那么低”?

    记者星期一下午拨打被毛左派视为眼中钉之一的贺卫方教授的手机,但无人接听,无法得到贺卫方对王书记公开信的回应。不过,有分析表示,团委王书记公开信的开头部分如果还算语气和缓的讨论的话,公开信的后半部分则更多带有许多大批判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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