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 习近平和特朗普合作什么?|德国之声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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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与特朗普通电话强调合作。时评人长平分析,中国媒体不仅借特朗普当选讽刺西方政治,更重要的目的是为中国不义政治背书。

2016-11-16

本周一(11月15日),习近平终于与特朗普通了电话,但是并没有了结一桩公案:上周三,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习近平向特朗普发贺电(央视甚至误导性报道成”致电”–通常指通电话),可是在星期五出版的《华尔街日报》中,特朗普说他收到大多数国家领导人的致电或贺函,”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外”。也许是特朗普忙中出错?可是他的发言人Hope Hicks当天对 CNN 证实说《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准确无误。莫非贺电发出了但特朗普没收到?就中国官员执行最高层命令的办事效率而言,这是不可思议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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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说:“习近平访问华盛顿时不配吃国宴,我会给他麦当劳的汉堡”。(2016-8-26, Daily Caller)

无论真相到底如何,这桩公案显示习近平和特朗普对新的中美关系都非常期待,而习近平尤其期待。周一的通话显然是由中方发起的补救措施,否则中国官方媒体会特别强调”应邀通话”。新华社同日发布的分析文章说,在400多字的新华社通稿中,习近平5次提到”合作”一词。其实,二十多年来,与中国合作从来都是美国政治主流。习近平期待的是更多更新的”合作”。

特朗普收到中国第一份大礼

很多媒体没有留意到,中国抢在俄罗斯之前,在习近平和特朗普通电话的头一天(上周日),送了特朗普一份大礼。

2006年,特朗普商标”Trump”在中国被人抢注。抢注商标在中国尽管在道德上”恶意”之嫌,却是受到法庭鼓励的敛财之道。谷歌、苹果等跨国公司的商标都曾在中国被人抢注,法庭都判决抢注者赢得官司或者主持有利于抢注者的庭外和解。若干大公司都支付了数百万甚至数千万美元,从抢注者手中赎回商标所有权。特朗普却”一毛不拔”,坚持与抢注者打官司,从中国工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打到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再到北京市高级法院,一直打了十年。毫不意外,他一路败诉。最后一次败诉判决是他宣布参选美国总统的前一个月,2015年5月18日,北京市高级法院驳回特朗普的上诉请求。判决书曰:”这是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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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不到一周,2016年11月13日,他的商标申请获得中国工商局初步批准。没有迹象显示,这位打了十年官司的商人回心转意,花大价钱赎回商标权。《华尔街日报》报道称,特朗普赢得了这场官司。通常是读者喜闻乐见的财经新闻,成了云遮雾障的秘密。法律成为儿戏,在中国并不让人感到惊讶。

特朗普和中国政府的”合作”已经开始

有人会说,既然不了解幕后真相,讲出来不就是造谣吗?这正是中国政府设置的逻辑:利用权力把与公众利益相关的事实掩盖起来,如果有人猜测他就是在造谣–因为不透明,谁也不知道猜中没有–可以让他受到法律惩罚。西方民主和言论自由常常让人看到其间的荒谬之处。现在可好,美国人选出一个总统,谁也不知道他的纳税详情,以及他在各个国家有什么生意往来。如果这样的人可以坐上世界最大的权力宝座,人们凭什么去追问习近平家族财富的秘密呢?

可以说,从特朗普参选的那一天起,他和中国政府的合作就已经开始了。二十多年来,中国宣传机器努力让人们相信,民主、自由和人权是西方政治的虚伪口号,所有的政治都是肮脏的交易。因此,特朗普反民主、反人权、反平等狂言会被很多中国人当作”真话”。很多人看到中国媒体借机讽刺西方政治,却不知道其更重要的目的是为中国不义政治背书。所谓”务实政治”就是,习近平并不指望所有人相信他的家族财富都一清二白,而是心中有疑问也不要那么愤怒,因为天下乌鸦一般黑。

专家们分析特朗普的当选给中美关系带来新的冲击。特朗普曾经措辞强硬地抨击中美贸易,指责中国倾销商品,操纵货币,称中国”强奸”美国。人们疑惑为什么他这些话没有”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想一想吧,一个强盗被另一个强盗指责霸道,可能会觉得是一种赞赏。中国教科书中,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一直都被西方列强蹂躏,今天终于可以蹂躏他们了,这难道不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吗?

中国政府最害怕的不是经济下滑,而是人权问题

人权问题不一样。它是西方政府及人权组织指责中国政府蹂躏本国人民,而且是事实。中国政府做了很多宣传上的努力,但还是没法让大多数人为此感到骄傲,甚至会激发抗议。因此它是最让人难堪的议题。西方最顽固的人权批评势力,来自国力最强盛的美国。特朗普是美国历史上唯一几乎不提民主、人权、自由等字眼的总统当选人。他的当选让中国政府不战而胜。

贸易关系对中国政府当然至关重要,但是那种以为经济下滑必然导致政权垮台的观点,就跟市场经济必然给中国带来民主政治一样天真。对中国政府来说,最重要的是,美国政府不要鼓动中国人关注自己政治权利,从而产生”颠覆政权”的想法。特朗普显然没有这样的兴趣。让中国政府满意的是,他是一位务实的商人,这就意味着什么都可以交易。

专家们讨论特朗普当选对中国的利弊时,大多模糊中国政府和民众的利益区分。当习近平在全球大搞金元外交的时候,他并不像网民给他的绰号”大撒币”隐喻的那样傻。除非成千上万留守儿童的命运直接威胁他的权力,他为什么要把钱用在他们身上?中美贸易摩擦对很多企业是灾难,但是相对人权问题来说,是中国政府宁愿付出的代价。美国退出亚洲带来了的地区动荡,对于好不容易过上和平生活的中国民众来说是灾难,但是中国政府会努力让他们幻想这是自己的舞台。

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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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平: 洪習会, 最后一次国共合作?|德国之声中文网

2.jpg.png.jpg“洪习会”是否达到目的?时评人长平认为,这是尚无良策的中共与抱残守缺的国民党上演的一台旧戏。

2016-11-2

试想倘若克林顿获得大选胜利,并已上台执政美国半年之久,德国总理却假装她不存在,在柏林会见败选后一蹶不振的特朗普,跟他大谈两国政纲,以及欧美的现状与未来。这无疑会是一个政治笑话。北京上演的”洪习会”与此类似。因为两岸的特殊关系,这个笑话变得可以理解还是更加荒谬呢?

台湾的媒体一再发出疑问:刚刚戴上”核心”挂冠,大权在握、威风八面的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为什么会和史上最弱之国民党之最弱党主席洪秀柱见面呢?人们给了这个疑问一个未加讨论的前提,好像中共有充裕的选择余地一样。

台湾民主转型已有经年,政党轮替到达新阶,北京至今难有应对之策。中共拒绝民主政治的宣传,仍然停留在西方民主不适合中国的陈词滥调。为了”统一大业”,它又一再宣传两岸同文同种,血浓于水。对于”同胞”台湾人民为什么选择民主,它未能给出一个像样的解释。即便在反复报道民主乱象的时候,它也没好意思直说台湾走错了路。让它难以启齿的是,今天的民主台湾,正是当年它在延安窑洞里鼓吹的中国的未来。

因此,对于台湾民主,北京的基本对策并不是”一国两制”,而是放大统独议题,拉一党打一党。这个策略的失误在于,它错判了国民党的能力,或者说对转型正义毫无了解。当国民党迅速地烂泥扶不上墙的时候,北京手足无措,来不及更新策略,只好继续硬着头皮把旧戏演下去。

“大嘴巴”洪秀柱变成”乖乖女”

洪秀柱在国民党内部可谓”乱拳打死老师傅”,总是让人担心管不住自己的”大嘴巴”。可是她 到了北京之后,走上人民大会堂的红地毯,站在中共领导人习近平面前,却变成了一个小鸟依人的”乖乖女”。对于中共粗暴阻止《上报》、《自由时报》及《镜周刊》等台湾媒体采访,她不置一词;对于中共野蛮打压大陆异议人士和人权律师,她不吭一声。她应和习近平猛批台独,并将台湾总统就职日”5.20″描述成影响两岸关系的倒霉日–自此之后,”两岸不仅官方沟通管道终止,民间原有的经贸观光等交流互惠的合作日趋衰弱,逐渐滋生出的相互仇视的言论对未来有不利变数”。

真正值得疑问的是:洪秀柱主席兴师动众跑到北京去干什么?台湾媒体说,她是为了给自己的仕途加分(或者说得到习近平的”加持”),也让国民党赢得更大的发展空间。那么她达到目的了吗?在我看来,她的言行南辕北辙。假如未来有一天,国民党还能代表台湾人民和中共谈判,以现在的策略,只会葬送台湾民主。

从”西独”到”台独”

可惜国民党不读历史,否则可以看看当年力量微弱、随时可能退出历史舞台的中共如何应对执政中国大陆的国民党。中共党史称,1936年的”西安事变”是一个转折点,让中共获得生机。其实,那并非一个偶然的事件,此前此后中共做了大量的铺陈和延展。

在此之前,中共率红军长途逃命(即”长征”),从腹地江西跑到西北延安。延安受到蒋介石政权的威胁,远远大过今天的台湾之于北京。为了生存并壮大,延安政权做了三件事:一是和张学良、杨虎城策划”大西北联合”(也就是西北独立或半独立,像外蒙那样与苏联建立邦交),促成”西安事变”(后因苏联变卦,西北独立计划流产,改为”联蒋抗日”,但中共继续鼓吹西藏、新疆和内蒙的独立);二是,尽管延安并非民主政权,但是中共不遗余力地鞭笞国民党的独裁与腐败,承诺民主中国,赢得众多”延粉”;三是,一边与国民党”联合”、”和谈”,一边在内地大量发展地下组织,抗战胜利后更直接争夺地盘。

时移世易,今非昔比,交流对话取代了赤裸裸的战争。但是,有一点古今并无不同,那就是谈判需要实力,掌握并牵制对方的弱点,而不是一味的迎合讨好,受制于人。

北京最终将与实力派谈判

讨好北京政权必然在台湾失去民心。按照这个趋势走下去,行将就木的国民党很快就会变得对北京毫无用处(甚至连作为中共台湾地下党支部的资格都没有)。让很多人感到失望的是,习近平在”洪习会”上的发言毫无新意,味同嚼蜡。更准确地说,习近平表现得无精打采。和”猪一样的对手”(中国网民语,指”不争气”国民党)配戏,一个人连放狠话的兴趣都不会有。无论中国政治如何发展,最终北京政府会面对现实,调整策略,与执政党民进党或者其他新兴实力派商谈”和平政纲”。

国民党如此抱残守缺,”洪习会”很可能是最后一次”国共合作”。若干年后,回头再看其念兹在兹的”九二共识”,无论是”一中各表”,还是”一中同表”,或者是”求一中原则之同,存一中涵义之异”,都是毫无意义的口水战,连”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价值都没有。

德国之声

长平: 从严治党, 唯有三权分立|德国之声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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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媒体盛赞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时评人长平认为,唯有权力分设,方能还政于民。

2016-10-26

 

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正在召开,主题是”全面从严治党”。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中国大陆媒体全面隆重赞扬,公民社会被全面从严管制。在此之前,构陷罹罪的人权律师被全面从重判决,所剩无多的异议人士被全面从严监。

“从严治党”在中共官僚话语中滥俗到都不好意思重复,习近平加上”全面”二字,就被认为”全面创新”了,”将在党的建设光辉历程中,镌刻下时代经纬”(新华社语)。其实,”全面”这样的大词,也从来都是专制者的癖好。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习近平,听到”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这些话大概仍然激动不已。

正如习近平上任初始,因为说了一句”打铁还需自身硬”,就被认为用语清新活泼,必有专门的语言班子协助其开启新政一样,言语上的陈词滥调反映了观念上的保守倒退。

毛泽东早就”全面从严治党”了

“从严治党”的主语不是社会和人民,也不是严格监督权力的制度,而是一个人。如果这个人没有处于权力顶端,他不大可能去治党,遑论全面。一旦他处于权力顶端,则成为最应该受到制约的人。如果一个人的权力大到可以”全面从严治党”,那么显然他本人的危险比党更大。

不仅道理上如此,历史也反反复复地展示这样的悲剧。在中共的权力争斗史上,还有谁比毛泽东更”从严治党”了吗?任何形式的反对,都有可能遭来杀身之祸。即便跻身于权力体系中的第二把交易交椅,不管他是刘少奇、林彪还是邓小平,也无论他曾经是如何忠诚的”文革战友”,一夜之间就可以让他人间蒸发,还有谁比毛泽东更铁面无私呢?

China Mao Tsetung mit Anhängern am Nationalfeiertag 1968 (picture-alliance/dpa/DB AFP)资料照片:毛泽东在1968年国庆活动上

 

没错,相对于毛泽东在”文革”中的武器”走资派”来说,习近平更多地给权力对手贴上”腐败分子”的标签。人们似乎忘了,毛泽东也从来都高喊”严惩党内腐败”。他也一次又一次出台反腐法令,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第26号–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等,还在1952年下令枪毙了腐败的”大老虎”刘青山和张子善。

虽然朝鲜没有那么多人去饿死或斗死,但是从传闻中的”犬决”和”炮决”来看,金正恩不想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决心和行动上输给他的中共同侪。

病入膏肓,自己给自己开刀?

尽管如此,还是有人认为,反对腐败毕竟大快人心,值得鼓励和赞扬。不过,首先,这场反腐运动既不全面,也未从严。包括习近平家族在内的中共权贵,坐拥来历不明的巨额财富,并不是什么秘密。这场反腐运动不仅没有触动大多真正的权贵,而且还加强了他们的权力垄断,增加了腐败的机会。因为依靠一方权力打压另一方权力的反腐模式,必然要求更加集中的权力结构,对于效忠的自己人也更加放纵和庇护。多种调查研究显示,习近平借反腐名义已在各种重要岗位上安插好自己的人马。这本身就是一种权力腐败。

本届六中全会前夕,香港爆发了议员宣誓风波。两名议员因为言语及行为被视为不当而未能通过就职宣誓。非建制派议员则纷纷谴责政府以申请法院复核的方式干预立法会, 14所大专院校学生会发表联合声明,谴责政府以司法程序干预立法机关,破坏三权分立。全国人大常委范徐丽泰表示,香港《基本法》并没有列明”三权分立”,在《基本法》框架下谈三权分立未必正确。

这是一种严重的误导。”三权分立”的核心是权力的分设、监督与制衡,它是现代民主制度的核心。除此以外,《基本法》规定的”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无从实现。权力监督有各种不同的形式,”三权分立”是其中最普遍、也最方便阐释和理解的一种。

中共不仅公开否认”三权分立”,”全面从严治党”战略也正在走向它的反面。正如毛泽东留给历史的遗产一样,严厉的独裁统治不会带来人们幻想的吏治清明,而是更加肆无忌惮的全面腐败。

据媒体报道,作为习近平反腐的铁杆搭档,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会见政治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等人时感叹,”难啊,自己监督自己啊。我自己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医学上有自己给自己开刀的唯一例子,可以在网上查到,俄国的西伯利亚的一位外科医生给自己割过阑尾。这是唯一的病例,说明自我更新、自我净化很难”。

由此可见,当权者也心知肚明,如果”全面从严治党”包含中共自我更新、自我净化的含义的话,那么依靠一个政治强人也无法实现,而且多半会越治越烂。真正希望遏制腐败,还政于民,唯有”三权分立”。

德国之声

长平: 老兵仍是党的人?|德国之声中文网

1.jpg维权退伍军人包围中央军委大楼。时评人长平认为,老兵觉得他们是政府的“自己人”很有可能是自欺欺人。

2016-10-18

题图:10月11日在北京中央军委大楼前集体上访的退伍老兵

在批评人士及维权律师遭到大规模打压、民间社会空前萎缩的当下,竟然有数千名上访者包围了位于繁华长安街的中央军委大楼,时间长达一天一夜。更不可思议的是,没有武警的催泪瓦斯和大棒,更没有军队的机枪和坦克,而是当局竭力安抚,连夜急调九个省长进京化解,同时召集各部门高级别的领导和上访者代表对话。据称在得到具体的承诺之后,上访者和平散去。

 

从现场来看,这是一场令人惊奇的成功维权活动。尽管中国媒体对此讳莫如深,但是它所引发的话题至今仍在社交媒体讨论。舆论普遍认为,毫无疑问,这场维权活动策划精细,组织周到,行动果断,可谓有勇有谋;但是,成功进退跟他们的特殊身份有关–他们是退伍军人。中共对付群体维权事件主要依靠暴力,而暴力执行者又主要是武警和军队。在全国各地,大量的退伍军人在维权时被地方当局像普通上访者一样冷漠或者打压。但是,一旦他们成功组织起来,很难想象当局会调集武警和军队进行血腥镇压。

这种特殊身份成为争论的焦点。除了拥有技术或者官衔的专业军人,大部分退伍老兵的服役经历对就业无所裨益。因此,发达国家的退役军人大多需要接受再教育或者就业培训,才能重新融入社会。那些不能正常融入社会的伤残老兵,则需要依靠特殊的荣誉来维持尊严与日常生活。这种特殊荣誉就是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安全。

中国退伍老兵的情况较为复杂。国家并没有为他们提供足够的再教育或就业培训机会,留给他们的主要是被突出宣传的特殊荣誉。依靠这种荣誉,他们能够得到一些福利和就业照顾。然而,这种荣誉并没有像宣传希望的那样得到广泛认可。在没有就业技能的情况下,过度强调荣誉身份强求照应,有时会给人飞扬跋扈的印象。

China Xi Jinping Besuch bei der Armee (Imago/Xinhua/Li Gang) 时事评论员长平认为,一旦离开军队,老兵是否”配姓赵”显然是一个疑问

中共在野之时反复呼吁军队国家化,夺得政权之后反其道而行之,坚决拒绝军队国家化,称之为西方国家的”反华阴谋”。将党军与国家荣誉挂钩,未免有些裂缝。其次,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六四”天安门民主运动,还是反对滥建化工厂的环保抗议,武警和军队的枪口都代表党对准人民。这些镇压者退伍之后沦为弱势底层,遭到嘲笑势所难免,这就进一步减弱了荣誉需要的尊重。

“秋后算账”大有可能

没有选票赋予合法性,中共强调”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让很多老兵产生一种认识,以为既然他们为党效命,那么党也必然视他们为自己人。也正是基于这种观念,他们比其他底层失业者更觉不公,也更加愤怒。他们认为,自己的上访会被区别对待。

这种认识有一定的道理,不过在很多时候,它是一种错觉。从1930年对”AB团”残忍肃反,到70年代清算”林彪反革命集团”,再到近年来针对军队高层的”反腐斗争”,对自己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是一种传统。再说,谁是”自己人”还很难说。”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鬼”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厢情愿。一旦离开军队,是否”配姓赵”显然是一个疑问。

中共对于”包围中央军委”这种抗议活动的容忍,显示的并非是对”自己人”手软,而是它内部虚弱已到必须忍气吞声的地步,并且此一情况被维权组织者掌握。

不过,从中共的历史信用记录看,很难相信它会完全兑现什么承诺。在严打维权活动的时期包围中央军委大楼,当局之震惊可想而知。”六四”之后,可以类比的抗议活动,只有1999年法轮功练习者围堵中南海外了。那一次举动带来的是延续至今的残酷镇压。如果退伍老兵没有持续的抵抗能力,无情的”反攻倒算”势所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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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平: 以”电视认罪”行使沉默权?|德国之声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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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五部门发布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意见书。时评人长平认为,“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实际上是以“审判秀”为中心的恶政。

2016-10-12

2002年底,由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已经排版付印的我的一本文集,被中宣部叫停。那本书的名字叫”你有权沉默”,来自其中一篇小文《你终于有权保持沉默》。用它来作为书名,是因为我对沉默权特别看重。

1999年,中国媒体发现一个”重大新闻”:公安机关沿用了几十年的警语”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从武汉一间审讯室里消失了!这被认为是警方意识到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的讯号。1998年中国签署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规定,任何人都享有这样的权利:不受强迫作出于己不利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

记者和法律专家开始讲述”米兰达警告”。这是来自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的对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的保障,因为警匪电影中反复引述而广为人知。银幕上那些英勇帅气的美国警察和检察官,在审讯犯罪嫌疑人之前都要申明:”你有权保持沉默,否则你所说的一切,都能够、而且将会在法庭上作为指控你的不利证据。”

武汉警方大概被自己的”前卫”吓了一跳,赶紧出来支支吾吾地否认,给媒体泼了一瓢冷水。

2000年8月,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检察院于8月初推出了《主诉检察官办案零口供规则》,规定允许犯罪嫌疑人在接受讯问时保持沉默。沉默权首次在中国司法规章中予以确认。于是,我写了那篇小文,作为当时任职的《南方周末》的声音予以支持。

刑诉法的规定哪里去了?

2012年修订的中国《刑事诉讼法》进一步明确规定:”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自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自诉人承担”,”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中国媒体再一次欢呼。

本周一,新华社发表消息:中国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国安部、司法部五部门发布《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其中强调”防止刑讯逼供,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

媒体纷纷以”重磅”标示转发此消息。新华社发表评论《以审判为中心:维护司法公正的筑基之举》,并报道专家分析意见,称多位法学专家及业内人士表示,此次意见出台将从根源上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

跟16年前的乐观不同,这些媒体欢呼让我感到悲哀,甚至觉得可怕。好像以前的规定并不存在,那些媒体欢呼也不曾发生。没有人追问已经写入法律的条文为什么没有变成”根源”,更没有人提及对人权律师及异议人士的酷刑及”电视认罪”。

用酷刑保障律师权利?

多年间,中国各类法律文本进步不小。很多人认为,即便它们难以明显改变司法实践的荒唐与黑暗,至少可以让它保持在进步的轨道上。”依法维权”成为律师群体主导的一个主流策略。哪怕是不合理的规定,比如禁止”煽动颠覆政权”(实际上是限制思想及言论自由),人们也自觉遵守,甚至主动表达”拥护中国共产党”,以为这样可以换取法律规定的其他权利。事实并非如此,对一条恶法的容忍必然导致全盘不公,公权力一经滥用就必然扩展。

在新华社访谈中侃侃而谈的专家学者,对”709″打压律师案视而不见。例如,案中被逮捕的律师谢阳的妻子陈桂秋10月9日在网上发表声明,表示”已确切知道谢阳遭遇了多次酷刑,逼供、逼认罪”,而”家属委托的律师会见、辩护的权利”被剥夺。

在这些酷刑面前,关于”沉默权”的法律规定就是一个笑话。当事人不仅自己无权沉默,还被迫发表声明或者签署意见拒绝家人聘请律师,甚至拒绝家人旁听庭审。不仅在羁押过程中受尽折磨,甚至被释放之后仍然被逼说谎。今年8月,律师张凯经过良心煎熬之后发表《告知书》,承认自己获释之后接受凤凰卫视等媒体关于周世锋案件的采访,”并非本人真实意愿,系恐惧之下的被迫表达”,乃因”经历过半年之久暗无天日的羁押,家中年迈父母跟着担惊受怕,我始终无力克服因此带来的恐惧与心灵的伤害,更无力抗衡来自强权的压力”。

更荒唐的是,新华社的分析报道称,五部门的意见”进一步强化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职能作用”,”强化辩护律师在庭审中的辩论权”,”强化辩护律师诉讼权利保障”。

此意见书所谓”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实际上早已经进行,乃是”以审判秀”为中心的恶政。官方视之为得意之作的”电视认罪”,更是把与”沉默权”及国际人权公约规定的其他公民权利背道而驰的劣行推到极致。

可悲的是,大量犯罪嫌疑人及政治犯的沉默权无人问津的同时,前不久中国舆论界竟然发生了一场关于”知识分子沉默权”的争论。争论的一方认为,在政府屠杀无辜民众、摧残思想文化的时候,知识分子有权保持沉默,而且不妨碍他们成为受人崇拜的”大师”!

德国之声

长平: 乡村命案有什么内幕?|德国之声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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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导致19人死亡的谋杀案被禁止报道。时评人长平认为,讨论美国枪支管控和中国一党专制,都是对于悲剧的制度性反思。

2016-10-5

一起谋杀案导致19人死亡,其中包括3岁的幼童和72岁的长者,在中国CCTV可以是连续不停的滚动追踪报道,前提是它发生在美国或者其他西方民主国家。上周,这样的悲剧发生在中国云南省曲靖市的一个乡村,它不仅不会影响中国官方媒体”欢度国庆”,而且连少许的一些报道和社交媒体消息也遭到删除。

一些舆论报道说,媒体噤声说明此案颇费猜测,内幕并不简单。这种猜想认为这是常识:一个遥远乡村发生命案,跟北京动辄牵涉政坛内幕,引起城市动荡不一样,没有特殊的原因,不必严控报道。尽管很难把乡村命案和中南海内情直接挂钩,但是一些评论还是用来猜想宣传部门和中央高层的龃龉。

我想要指出,常识并非如此。恰恰相反,在中国乡村发生的悲惨事件,并非总能成为以城市读者为主要目标的媒体的热点,除非有特殊的原因。当然,足够悲惨和足够离奇,本身已经是特殊原因,如7月的河北沽源特大杀人案和8月的甘肃杨改兰事件。但是,宣传部门想要控制这些报道,相对城市命案来说,要容易得多,未必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内幕”。

我想起自己经历的一些事情。2008年6月,我在云南昆明市宜良县采访了一桩案件,当事人多年连续作案,先后杀害十余人,手段极其残忍。一个月之后,我又到四川泸定县采访一桩案件,一个年轻的警察持枪打死9个村民。这两起案件,足够骇人听闻,但几乎都没有媒体报道。我报道了前一桩案子,也没有引起多少关注;后一桩案件在报道出版之前收到公安部的禁令。

大量悲惨的、残忍的、离奇的案件发生在中国乡村,被报道出来的是少数。在新媒体时代,传播更加容易,但是这样的基本状况没有得到改变。一些都市媒体也认为乡村负面报道相对安全,曾经作为资源深入发掘,甚至以猎奇的视角连续报道。但是,宣传部门可以任何理由轻而易举地禁止这些报道。毕竟,满足好奇心与满足知情权,是两个不同的需求。

城市命案对于媒体大多读者来说,更多地属于知情权需要。除非涉及高层内幕,如谷开来杀人案、令计划儿子车祸传闻等,媒体会尽最大努力进行报道,自媒体也会全面开花。如果一定要说有”内幕”,这就是了。

心理疾病还是社会问题?

相关的另外一个争论是,舆论应该如何看待这些恶性案件?一些人认为,类似案件往往跟乡村贫困、教育资源匮乏、底层权利被剥夺或上访被打压等社会问题有关,面对这些悲剧,我们应该反思社会制度。反对者说,类似案件多缘于个人生存状态,比如心理扭曲、精神分裂或抑郁症等问题,任何社会、任何制度下都有可能发生。最常见的反驳是,民主国家美国也有那么多骇人听闻的枪击事件。

每一个案件的确都有具体的原因,每个问题都有个体差异。但是,并没有什么心理或精神疾病独立于社会之外。哪怕是生理性质的抑郁症或精神分裂症,如果能得到社会更多的支持,也未必会造成悲剧性的结果。美国社会发生枪案,不是因为一党专制导致的权利荒漠,不等于中国不是这样。相似的案件,完全可能有不同的原因,在美国人们讨论枪支管控,在中国媒体反思政治体制,正是各归其因,并没有什么不公平。

再说,美国社会发生惨剧之后,也没有宣传部门或者媒体自我审查机制要求只说个体原因,关于枪支管控、青少年教育、宗教冲突及族群融合等问题的报道和讨论,也是对政治、政策、法律和文化的制度性反思。

德国之声

长平: 从隔岸观火到指手划脚|德国之声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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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候选人首场辩论在中文世界广受关注。时评人长平认为,中国媒体对国际政治的报道正在发生变化。

2016-9-27

如果你是中国官方媒体的读者,你很难理解美国总统候选人首场辩论会收视率会创下超过一亿人的记录。辩论会前一天,新华社发表长篇通讯《”我这一票有何意义?”–美国部分选民放弃总统选举投票的背后》,描述选民对选举失去兴趣,对政府失去信任,对民主心灰意冷。辩论会当日(北京时间),中国官方新闻网站首页都以几乎看不见的小字标题,把这个新闻藏在角落里。新华网上,标题字远远大过它的不仅包括习近平和李克强的活动报道,甚至还有《这几天中国很牛,出了几个世界大新闻》。

人民网不改本色,准确地反应了中共宣传部门长期以来对国际政治新闻的定义,标题是:”美国总统候选人首场电视辩论开锣 嘴仗’白刃战’:来啊!相互伤害啊!” 提示语说:“隔空挖苦、嘲讽了很久,希拉里•克林顿和唐纳德•特朗普之间的嘴仗终于打到了‘白刃战’阶段”,“从希拉里和特朗普的竞选助手们传递的信息来看,美国选民可能会看见一场‘相互伤害’的大戏”。

这个定义就是:民主选举是一场劳民伤财的嘴仗,或者说,它是一场互相揭短的闹剧。市场化倾向的媒体尽量避免这种外交部发言人的辞令,而是摆出隔岸观火姿态,其基本立场并没有区别。从这些报道中,读者无法看到嘴仗背后严肃的价值观之争,以及选民们真正的关注与焦虑。他们读到的全部内容是:政治尔虞我诈,媒体兴风作浪,选民如无头苍蝇。新华社通讯甚至直接使用中共宣传部用语称,”负面报道”已经让民众感到厌烦。

相比之下,当日占据各媒体头条的新闻要”高大上”得多: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研究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

默克尔毁灭欧洲,克林顿毁灭美国?

宣传部门对国际政治新闻的报道要求,近年来遭到一些挑战。这不仅表现在,《环球时报》总是慧眼识珠,能从唐纳德•特朗普反复批评中国的话语中挑出他称赞中国机场设施先进来作为标题,而且还有更多的变化。

一方面,尽管中国人大、政协劳民伤财的政治秀饱受诟病,但是”天下乌鸦一般黑”的国际政治理念已深入人心。另一方面,随着媒体宣传”中国崛起”带来的国家自豪感的增强,以及习近平上台以后主动出击的全球化”中国梦”外交策略的影响,被称为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的 “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被抛弃,媒体及网民指点国际政治的热情高涨。

Deutschland Flüchtling macht Selfie mit Merkel in Berlin-Spandau (Reuters/F. Bensch) 在”天下乌鸦一般黑”的政治教育中,理想主义、人道主义不仅显得不切实际,甚至令人无法容忍。默克尔的难民政策遭到的批评中,中文文章的数量大概超过德文。

 

纵观中国官方媒体及网络舆论,跟西方媒体大不一样,特朗普受到明显的支持。不错,去年中国抓捕女权活动人士的同时,习近平主持联合国全球妇女峰会,希拉里•克林顿在推特上痛斥他“厚颜无耻”。但是,特朗普对中国的批评并不比她少。他在中国舆论甚至西方华人中受到偏爱的原因,恰恰是他在西方舆论中广受批评的地方:大男子主义、性别歧视与种族歧视。

在”天下乌鸦一般黑”的政治教育中,理想主义、人道主义不仅显得不切实际,甚至令人无法容忍。特朗普的信口由缰被认为是对根植于民权理想的”政治正确”的勇敢挑战。

中国舆论不仅对美国大选蠢蠢欲动,对欧洲政治也忍不住”指手划脚”。默克尔的难民政策遭到的批评中,中文文章的数量大概超过德文。几天前默克尔的”败选感言”(”让时光倒流”)在中文世界被夸大和篡改,几乎成了她的”电视认罪”。一篇题为”历史将记住默克尔,她毁灭了整个欧洲”的中文文章,几乎在中国大陆所有的主流中文网站转载。

文章沉痛地宣告:”历史将会用冷冰冰的事实,无情地告诉后人:如果一个政治家沦为媒体和报纸的傀儡,将会产生多么可怕的后果。”跟此前宣传的西方媒体都是政客随意操控的工具相比,这种论调显然更合乎中国逻辑:幸好咱们的媒体都是政治家的傀儡!

德国之声